文：杨婧

　　曾经身陷囹圄的央企管理者还能重拾权杖，陈九霖是第一人。不服不行。

　　陈九霖是原中国航油(新加坡)的总裁，昔日的“航油大王”，现在他的职位跟“油”丝毫不沾边——葛洲坝国际工程副总经理。

　　重回公众视野，他将名字从此前的“陈久霖”改成了“陈九霖”。对于改名，他曾表示，“九”的意义既有多，又有“九死一生”之意。

　　此人能耐？据本刊调查，陈九霖的家史并不显赫，说他是寒门子弟并不为过。陈家在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宝龙村。今年7月1日，我辗转来到陈家的二层老宅，实地采访。陈父陈遂祥穿着秋衣长裤布鞋坐在椅子上喝茶。周边的墙皮斑驳泛黄，似乎随时脱落，家具简单陈旧但还算结实。陈九霖的房间在楼上，简陋得寒酸。和其他房间不同的是，父亲在陈九霖房间的木门外加了一道防盗门。这是79岁的陈遂祥能够庇护儿子的唯一方式。

　　亦或陈久霖确是蒙冤？对于新加坡法院的判决，为他鸣不平者有之，但毕竟新加坡的法律体系与国内有差异。而且也没有听说陈要申冤，要打官司。也就是说，案没翻。陈九霖有“罪”。

　　在陈九霖房间的桌上，记者看到码放着20多本杂志(同一期)，封面文章是《陈九霖：买来个石油帝国？》。杂志出版时间是2004年9月8日。石油帝国是陈九霖未竞的商业梦想。不过，相比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他也有商业梦想，从“烟草教父”到现在的“橙子大王”。可现实的情况是，褚时健这位82岁的农民企业家想从红塔集团退休，不行。陈九霖再三请求大赦18年有期徒刑，也不行。

　　陈九霖凭什么卷土重来？

　　“重返央企是一次奇迹，甚至有些‘违规’。他和能源圈不沾边，还在写文章指手画脚。还接受网站的专访，将自己放在了公众拷问的焦点之下。”一位民航界的高管说道，“他在疯狂地找死。”

　　疯狂是一种偏执。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是前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安迪。格鲁夫的一句格言，说的不仅是华为的任正非、吉利的李书福，当然也适用于陈九霖。

　　偏执狂生存法则一：有大格局观陈九霖“盲拳”式的复出令人眼花缭乱。事实是，其用意明显，他要完成未竞的大业——打造石油帝国。

　　听起来，这个宏大的志向可比褚时健在哀牢山种柑橘有出息多了。

　　出狱后，陈在中国一本内参刊物上就已经发表《如何扩大我国石油话语权？》等三篇文章。文中写道，利用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展开并购，是扩张海外油气资源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避免比较敏感的国家间合作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又可借助我国充裕的外汇储备，发挥我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优势。然而，由于一些政治性的因素，我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收购也频频遭遇阻碍，有些并购功亏一篑。

　　陈九霖认为，解决中国在石油领域话语权缺失问题，重要的是建立石油输入国组织。他将此文章在一家网站上公开发表。

　　他的高中老师，原黄州中学副校长卢祥福鼓励他：“你一定可以回到能源行业上。”卢回忆，“他对我说，有民营企业找他，有外资企业聘他，但是，他想报效国家。”

　　天时愆伏。2010年4月21日，陈九霖收到一条短信，内容是，英国石油公司(BP)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老牌的石油王国史上最大的事故和危机发生了。陈立即给朋友们打电话，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新情况。

　　他打开电脑，寻找与之相关的英文讯息。打BP核心资产的主意，未免太敏感了。如果BP抛售非核心资产来收拾眼下的烂摊子，陈想，这中间有中国企业的机会。

　　陈因多次洞见商业机会而出名。他相信，他能与跨国石油巨头们比比高低。过往，他带领中国航油进军西班牙，把公司市场扩大至欧洲、拉丁美洲；与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合作，插手中东石油源头。

　　如今虽身不在石油界，但心气和眼光依然敏锐和执着。

　　狱后陈九霖深居简出。国内一本权威的能源杂志找到陈，邀请他出席一个活动，他拒绝。当对方告知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可能参会时，陈九霖问，能否单独约见张国宝？

　　见面不了了之，而陈九霖依然没有放弃。他接受一家网站专访(复出的方式不可谓不高调)说道：“我从来没有放弃我的理想。”提及BP一事，说道：“中国企业应不应该参与BP收购，我的答案是：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有这样的实力的话，我会当仁不让，我一定不放弃任何机会。”

　　天时似乎有了，但陈九霖还没有地利和人和。最主要的问题是，其身份尴尬。“他一直游走于中国能源战略的边缘，中航油属于民航系统，葛洲坝属于水电系统。都不是能源圈。他想成为能源棋局里的操盘手。但大门从来没有真正向他打开过。”上述高管如是说。

　　陈九霖需要证明自己的成绩单。

　　出狱后的陈九霖很少回家。“他忙。”陈遂祥回忆，“上一回他舅舅去世，在家呆了20分钟。再上一回是给去世的母亲上坟。在坟前呆了20分钟，在家呆了20分钟。”

　　6月21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葛洲坝国际的母公司、上市公司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600068.SH)与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商FMG 公司(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签署了一项有关FMG 扩建的合作协议。协议双方约定，由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工程实施和设备采购。当时在此地访问的一位国家高官还出席了签字仪式。

　　他的朋友说，这事陈九霖参与其中。我曾向FMG和葛洲坝方面求证，双方以上市公司非披露内容为由对此避而不提。

　　如果陈确有功劳，那这份公告出来的当天，他接受新浪财经专访可视为斗胆请记功。提到的BP一事，那是斗胆请战。

　　陈九霖有他的无奈。在中国，还没有民营石油企业和民营资本对BP有兴趣且有实力。过往，湖北荆州人龚家龙曾打造了一个民营石油帝国，但因旗下上市公司违规而获刑。当下，龚出狱后，昔日帝国面目全非。“BP的一些资产很像沃尔沃，但是，在中国的石油行业里却没有吉利汽车。”上述专家称。体制之外难以实施。这不是陈九霖一个人的悲哀。

　　陈在接受专访之前预料到公众的反映，所以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今年5月20日，美国科学家宣布首例人造生命的诞生。科学家们在人造生命的DNA上写入了密码，其中包括这样一句话：去活着，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从生命中创造新的生命。他说道：“这句话前面一部分很重要，把犯错误和跌倒看成生命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你能活着，通过犯错和跌倒之后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才能成功，接着才能从生命中间创造新的生命。”

　　他接着又说，“马丁。路德。金所说的一样，‘我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希望我们中华民族既有的容忍失败的文化，能够得到发掘、得到发扬、得到光大！”很明显，他在求“人和”。

　　偏执狂生存法则二：以退为进陈九霖一直精心设计着自己重新进入体制的方式，试图缩小与“墙”的距离。他深知“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

　　回国后，陈一直深居简出，从不冒头。尽管有许多民营和外资企业高薪聘请他，他都一一婉拒。据说有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承诺他年薪1000万元，他也没有为之动情。

　　虽然他一直试图重回体制内，但似乎并不急于求成，就好像当初游走在能源界的边缘一样。看上去，陈九霖和他的石油帝国梦想似乎是渐行渐远。新平台葛洲坝国际工程固然有机会，终究离石油行业甚远。他可以重返熟悉的商业疆土吗？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以退为进”，其实是陈九霖惯用的一种生存策略。

　　16岁那年，陈九霖初中毕业了。由于家里还有一弟一妹，负担过重，陈九霖的父亲陈遂祥给大儿子找了一份轻松活，在镇上一家银行当合同工。陈的学习机会被穷困剥夺了，但他不甘心。“九霖喜欢学英语，英语很好。”陈遂祥回忆。在一位名叫周晓鹏的“右派”老师的帮助下，陈九霖的英语功底打得很扎实，以至于几所重点高中争着请他当英语代课老师。直到，他遇到黄州中学英语老师卢祥福。

　　在整个黄冈市，中国高考的状元之乡，对于大多数寒门子弟来说，拿掉穷困帽子的惟一办法就是考大学。卢祥福破例让陈九霖插班到高三毕业班。

　　陈九霖不爱多说话。学校里能够说话、温暖灵魂的人不多，师生的恩情、同学间的友情还没有萌芽，高考就来了。事实是，陈遂祥和陈九霖的母亲蔡仙桃只给了陈九霖这一次机会，如果考不上，再到镇上找个工作，离家还近。养儿防老。结果，高考发榜时，陈九霖考上了北京大学东语系。“录取通知书很大气、很大气。”陈遂祥陷入那段回忆时不禁喃喃自语。

　　对于陈，报考北京大学越南语专业，录取把握会大一些。而且，入校后英语还是主修，这给了他双重的选择机会。

　　“曲线救业”成功的陈九霖开始了他的发迹变泰。和陈一起考上北京的还有刘思源，他上的是人民大学。同在北京，两个人的关系近了许多。北大东语系由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季羡林创办。但是，陈九霖并不向往书斋式的生活。

　　大学期间，他的好友是一个叫程抱全的年轻人。程抱全比陈九霖年长三、四岁， 1984年6月在英国布赖顿市召开的世界质量大会上，程的《论关于用十种简易数学计算法考核企业质量的经济性》论文获得了大会普遍好评，1986年他被国家科委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也因此成为一名经济师，担任了湖北黄冈地区经委副主任。此后，程在家乡开办了一所希望工程中学。

　　刘思源是一位倾听者，陈九霖很多奇怪的念头经常跟刘说说。“他不尚平庸，不喜欢和别人人云亦云地讲政治。只做学问，他认为没有创见。”刘说道，“大学时代的陈九霖并不是在混沌中度过的，他喜欢‘发迹变泰’的人生。而程抱全这个老乡离他近，是在他眼前出人头地的。自然是崇拜。”

　　刘思源回忆，陈曾拉着他一起寻找过程抱全。“最后好像找到了。”刘说道。和现在许多创业者寻找陈九霖一样，他那时关心的问题是平步青云的法典。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陈九霖经历比作“发迹变泰”。一些人不喜欢这种人生，认为基础不牢。一位中国航油离职高管说道：“一个人，一个公司走得太顺太快就可能会摔跟头。搁在谁身上都可能犯错误。如果没有一个盘整期，会不扎实的。一路狂涨，也会一路猛跌，这跟股市有点儿像。” 普华永道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也提及：“与陈先生一起工作的人认为，他的动机是要超过作为总裁已获得的成就。似乎陈先生计划要把公司变成一个国际大石油公司。陈先生是由于个人野心而隐瞒公司的损失的。”

　　第一份工作对于陈九霖来说并不理想。他在德国汉莎和国航合资的维修中心当翻译，不参与项目的具体谈判。尔后，同属民航系统的中航油集团招人，陈到中航油集团。1997年上半年的一天，刘思源又见到陈九霖。“他跟我说，新加坡有个机会。我也认为是一个机会，让他争取。”刘思源知道陈九霖已经打定了主意。只是他不知道这次对话也是一种朋友的告别。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熟悉。1997年，陈带着一名助手和21.9万美元到新加坡。从那时起，他已经洞察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会给他带来许多机会。

　　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央企派出了大量人才到国际市场磨练。一拨拨海外少帅群体成为央企领导干部的后备队。最具代表性的是，2003年末升任中海油董事长兼CEO的傅成玉，他留学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自1983起，陆续在中海油与外国石油公司的合资项目中任联合管理委员会主席，1995年任美国菲利普斯公司国际石油(亚洲)公司副总裁。

　　21.9万美元能救活一家休眠的公司吗？陈九霖初赴新加坡时，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什么业务也没有，公司还欠了10.8万新加坡元的债务。但陈九霖想踢出的第一脚，是开展航油买卖。可是，当时一船航油生意至少要600万美元。正值亚洲金融危机，新加坡当地银行都把钱袋子捂得紧紧的。陈九霖一筹莫展。“1997年、1998年，中国人很少有来新加坡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光景不好，尤其是东南亚。”同在新加坡上市的中远投资的离职高管回忆道。

　　陈九霖想了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他请求国内有资信的企业帮助“过账”，即先讲好条件，然后请买家先将油品卖给国内有资信的企业，中国航油再从国内企业买进并支付一定的费用。这样，公司断断续续地有了业务，关键是建立了资信。1998年底，中国航油从法国BNP银行获得了第一笔1000万美元的试探性融资。业务、贷款金额，陈九霖将两者进行“滚雪球”——利用融资争取到客户的“放账”；再利用这些“放账”争取更多银行的融资。到1999年中，陈九霖和他的团队渡过第一道难关。

　　他上道很快。2000年以后，陈九霖更迫切地要证明自己在“墙外”的商业洞见与魄力。他决定将中国航油从一个纯贸易公司转型为集石油实业投资、国际石油贸易和进口航油采购为一体的工贸结合型的实体企业。2002年4月，中国航油通过投标方式，成功地获得西班牙最大的石油设施公司CLH公司的5%的股权。同年7月，中国航油收购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33%的股权，成为后者第二大股东。

　　不过，当时的陈九霖怎么也没有想到，数年后，这些基业有的成为打疼他的长鞭。当然，最痛的还是他未知的高危区。他通过猎头公司雇来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国际石油期货操盘手纪瑞德，为他描绘出了从事期权交易的美好前景，却导致了后来的牢狱之灾。

　　新加坡，陈九霖的天堂，也是地狱。

　　偏执狂生存法则三：要活着偏执狂更容易犯错误，但是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陈九霖为了实现梦想，敢赌敢冒险，可正是这个未竞的大业压垮了陈九霖。

　　“他做这些(收购)项目，真是一把好手。但是，他做项目要整天飘在外面，没有时间去盯着金融衍生品。他失败在这儿，他不懂，他没时间学。”他的朋友说道。

　　如你所知，2004年年底，中国航油在石油衍生品交易中亏损5.5亿美元。陈在石油投资和贸易领域不可谓没有经验，但在石油衍生品领域，他在接受一家会计公司和新加坡商业事务调查局调查时承认自己“根本不懂石油衍生品交易”。

　　2004年1月，公司经营石油衍生品交易出现亏损时，他本来已经下达口头和书面指令决定斩仓，但是，他却没有拗过高盛公司和中国航油交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专家们，最终选择了他们的“挪盘”建议。

　　同年6月和9月又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使公司石油期权 (卖空)总交易量猛增为5200万桶。但无论是高盛还是中国航油交易员等专家都没有告知陈九霖，如此大量的期权业务需要多大的保证金做后盾。

　　后来，市场油价下来了——比中国航油卖出期权的价格低了好几个美元一桶，可中国航油终因资金链的断裂，中途被高盛和三井等逼仓而出现了巨额亏损。

　　随之，陈梦想中的“石油帝国”顷刻间灰飞烟灭。2006年3月21日下午6时，位于新加坡牛车水的初级法院24庭。陈九霖被判入狱4年3个月，罚款33.5万新元。

　　与陈九霖同时入狱的一些人尝试过各种自杀方式。可陈九霖却使劲儿地活着。

　　朋友到狱中看望他，只能通过电视，最长仅有30分钟的时间。“你还没说完话，他那边时间到，电视屏幕就关掉了。”一位朋友说。陈在电视里尽力表现得像个自由人。但是，在1035天的日子里，这明显是安慰亲朋好友的假象。新加坡的牢房不到3平方米，睡觉的地方和马桶同处一室。由于根本看不到太阳，又看不到外边的新闻，对于关进新加坡樟宜监牢的人来说，时间是如此地缓慢，有时甚至不知道何时何日。陈九霖看不到电视新闻，所看到的报纸，最快的是三四天前的，而且报纸上许多敏感的内容都被挖掉了。

　　陈九霖竭力克服监狱化症候群——像大多数牢犯一样，起初，无法忍受“家”徒四壁，无法呼吸，接着，逐渐可以呼吸，承受这样的生活，最后，当牢犯离开这样的生活，不少人还因此会活不下去。监狱中陈九霖需要自由的“糖衣”。他不能让自己时常陷入到坐牢的心理状态。

　　于是，他主动要求工作，并被狱方安排在主管的SCORE DIGITAL MEDIA(SDM)公司担任管理者，职位是COO(运营总裁)，仅次于政府公务员担任的CEO.SDM是一个网络多媒体公司。当时，担任陈九霖的直接上司分别是新加坡马来族人WAN和AZAM。在担任COO期间，陈九霖当时建议在监狱之外设立一个SDM分支机构，以便监狱内外的SDM可以在业务方面互动，以便由狱外的SDM拿业务，交由狱内成本低廉的囚犯们运作，最终将狱外的SDM推向新加坡交易所上市。此外，他还强烈呼吁继续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并写信分析中国的能源状况。

　　“他有时候会陷入沉默，若有所思，你无法知道对于外面的世界，哪些他感兴趣，哪些他不在乎。”陈的朋友说。

　　1035天后，他重获自由。2009年1月20日，东航新加坡飞上海的MU568航班将陈九霖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世界。第二天，陈遂祥见到自己的儿子。陈遂祥抱着自己的儿子，痛苦流泪。而陈九霖却忍着不哭，拍着他爸爸的肩膀对他说：“哭什么？我不是回家了吗？”当天，村里来了几十口人，见到陈遂祥就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们都不恨他，他没贪污。他是工作失误。”一位乡亲说。

　　陈九霖出狱回家的日子恰好赶上春节。平时安静的家里来了几十口人，陈遂祥招待不过来了。儿子在房间收拾东西要回北京。桌上除了寄托着他未竞梦想的杂志，还有许多镜框、照片。昔日儿子、儿媳和孙子在照片里笑得灿烂无比。

　　79岁的陈遂祥了解儿子，知道他不甘心，要回北京。他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把儿子，我的孙子培养成人，培养成材。”

　　儿子点头，说：“放心。”

　　“第二，把身体搞好。”

　　儿子点头。

　　“第三，工作上要努力，更要安全。”

　　见儿子点头。陈遂祥又说了一句。他知道说的多余。

　　“农民的儿子不求高官厚禄。”

　　陈沉默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