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青 冯迪凡

　　从1997~1998年不愉快的记忆中走出，日益举足轻重的亚洲正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立新的关系(Engagement)。

　　7月中旬，IMF在韩国大田举办了一场高调的“亚洲峰会”，应邀而来的亚洲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虽对过往记忆不敢忘怀，却也对亚洲参与全球治理的未来怀有殷殷期待。而活跃于台上台下的IMF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一再真诚地表示：“我正在洗耳恭听。”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施特劳斯-卡恩令人意外地宣称，“IMF是亚洲的第二个家”；另一方面，当IMF对亚洲提出以内需作为“第二经济增长引擎”的期许时，一些敏感的亚洲政策制定者却回应曰，“很难减少出口”。

　　在重返亚洲之际，IMF与亚洲的倾听与沟通之旅就这样展开了。会议期间，施特劳斯-卡恩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

　　汇率不是全球失衡的所有原因

　　第一财经日报：在美国失业率有所抬头，中国经济增速减缓情况下，你怎么看待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

　　施特劳斯-卡恩：目前的情况意味着危机还没有结束，经济复苏需要时间，目前还很脆弱。虽然风险或多或少都存在，但是我们的基线预期是，全球经济不会二次探底。因为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情况比较好，我们最近调高了2010年的数据，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不会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也不会回到危机时期那样，因此，不会有二次探底。

　　日报：你如何评价IMF和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尤其是在双边合作和共识达成等方面？对于今年的年度磋商，你有怎样的期待？

　　施特劳斯-卡恩：我认为中国在经济刺激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这不仅是源于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也源于其意义本身，中国经济需要从外贸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当然，这样的转型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很大，过程会有所艰难，我为中国当局作出转向内需的战略决定而深感高兴。

　　IMF和各国的双边监督定位于宏观政策和金融领域。今年，中国首次同意IMF对中国进行“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该评估今年也首次在美国进行。到今年年底，我们会完成对中国金融领域全方位的深度评估。

　　日报：中国自2007年以来一直没有公开刊登IMF“第四条款磋商”的报告，你会说服中国政府今年公开刊登吗？

　　施特劳斯-卡恩：作为主权国家，中国政府有自主决定的权力。我们的设想是“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会被公开发表，但这也取决于各成员是否愿意发布。

　　日报：汇率应当是该报告的一部分。

　　施特劳斯-卡恩：在汇率问题上，我们还是认为，人民币被相当(Substantially)低估。中国政府最近在人民币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方向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汇率改革和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是一致的。重估人民币需要时间，不会一夜间发生，我对此表示理解。但如果你想增加国民收入，又要抵抗通胀压力，最好有一个更高价值的货币。所以我看不到不这么做的理由。当然，这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全球需要解决失衡这个问题。IMF并不认为，全球失衡都是由汇率造成的，中国需要重估人民币，但全球经济失衡还有更多其他原因，其他国家也不应该将自己藏身于汇率问题之后，从而逃避面对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其他成因。

　　中国政府的行动方向是正确的。正如IMF为二十国集团会议所作的评估报告所认为的那样，人民币币值重估对于全球经济是有利之举。

　　全球金融架构的未来

　　日报：为什么IMF拒绝成为“全球央行”，要知道这是全球金融架构中所急缺的？

　　施特劳斯-卡恩：我们不是央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选择是：不需要一个全球央行。也许在未来的金融架构中，会逐渐形成全球央行的多边性共识，但是我不觉得这会很快发生。目前，也出现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些提议，例如由非主权货币来扮演国际储备货币，这些提议当然有可能成为现实，但需要相当长时间。美元在相当时间内还会保持最重要的货币地位，虽然美元会面临欧元和日元的挑战，也有可能在未来受到人民币的挑战。

　　在改革过程中，SDR(特别提款权)会扮演更重要角色，人民币可以被包括在SDR的一篮子货币之中。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人民币更具灵活性，中国如果越来越愿意扮演全球的领导者角色，那么中国也需要遵循同样的规则，那就是与市场价格更加接近。

　　日报：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SDR可以作为全球汇率体系的货币基准，可以作为人民币参考的基准。你对此怎么看？

　　施特劳斯-卡恩：SDR可以作为基准，但是我不认为这在短期内会改变美元的角色。如果一篮子货币包括人民币，那么SDR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日报：IMF对银行征税的提议遭到了一些国家的反对，你认为这是失败吗？

　　施特劳斯-卡恩：欧洲、英国和美国表示接受银行税，但有些国家不想这么做，这取决于不同国家金融领域的状况。但是如果最终美、英和欧元区将实施某种意义上的银行税，这就意味着主要金融中心的三个国家、地区都将行动，那么这个提议就不会失败。

　　日报：但是新兴经济体拒绝这一提议。

　　施特劳斯-卡恩：因为这些经济体的银行业没有在此轮危机中受到直接危害，但新兴经济体国家如果认为它们对金融危机可以免疫，那么这种想法未免有点天真：这一次没问题，不意味着下一次就不会得病。

　　日报：IMF正在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一起开发一套“早期预警演练(Early Warning Exercise)”系统，用以观测系统性影响和风险。正如一些批评家认为的，IMF并没有成功地防止当下这场金融危机，如何让这个“早期预警演练”系统做到真正有效呢？

　　施特劳斯-卡恩：首先，要公平地讲，在此轮金融危机中，还没有哪个机构成功地预警了经济风险。其次，如果你看2006~2007年IMF的报告，其中确实有美国次贷市场上存在风险的内容。预测危机就像预测地震一样，很难精确。不过你说的也是正确的，我们的确需要进一步发展早期预警演练系统，我们正在努力，目前我们的预警已经变得更加精确，这倒不是说我们能找到危机发生的确切时间点，而是寻找不同的情景可能，看哪些问题会扩散和蔓延。我们已经将这种办法应用于中欧国家，看危机是否会扩散到其他国家。这种早期预警比“绿灯”、“红灯”等预警方法有效多了，重要的是观测全球经济中的联动现象，例如中国银行领域的问题是否会扩展到其他领域，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IMF和亚洲

　　日报：人们在这次危机中发现，系统问题是风险的核心。IMF计划以中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和美国五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开端，推出一个基于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报告》(Spillover Report)，能否介绍一下？

　　施特劳斯-卡恩：从传统意义上而言，IMF工作的方式是双边性质的，但是这次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危机的发展并不基于双边，其结果是危机在国家间传导，而这种溢出效应需要被加以研究。例如美国的货币政策，就不仅影响到美国经济，还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我们认为，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和欧元区对于全球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因此将在未来推出这个报告。这项研究和IMF的全球经济展望(WEO)、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日报：IMF与区域性倡议例如《清迈倡议》将如何合作，协同建构区域金融池，与之构成互补关系，而不是成为竞争者？

　　施特劳斯-卡恩：我觉得这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非常欢迎类似于《清迈倡议》的合作。我们最近和欧盟也有类似合作。欧盟花了一段时间在内部解决问题，最后还是选择了IMF的专业技能加以协助，所以我认为，我们一方面欢迎区域合作，另一方面也需要类似于IMF这样的机构，这其中需要协调和一致性。

　　日报：有趣的是，欧洲最开始排斥IMF，后来又不得不欢迎IMF。你认为亚洲是否在做法上会有不同？

　　施特劳斯-卡恩：我觉得亚洲可以在IMF这一欧洲案例上汲取经验，我们也乐于和《清迈倡议》涉及的国家来讨论如何在危机到来之前，建立合作框架；如果欧洲当时能这样做，就可能争取到一个月的宝贵时间，同时可以节省大量资金。我能理解区域组织不想IMF介入而希望独立解决问题，但这可能不太有效率。有了欧洲的经验和教训，我相信其他区域和IMF合作得会更好。

　　日报：你说过IMF的角色就如同一个“冷酷的事实陈述者”和“值得信赖的政策建议者”。IMF如何作为，才能在亚洲重新树立“值得信赖的政策建议者”的形象，在“冷酷”的同时得到亚洲的信任？

　　施特劳斯-卡恩：我们是值得信赖的政策建议者，不少亚洲国家也听从了我们的建议。虽然在过去亚洲有些不好的记忆，但根据我们和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合作的经验，我认为讲真话同时给好建议是有可能的。

　　众多亚洲财长和央行行长都参加了此次亚洲会议，我认为重新赋予IMF与亚洲关系的活力不是问题。同时，在通往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道路上，IMF对于亚洲而言也有很大助益。我提出的建议是IMF可以成为亚洲的第二个家，在未来，亚洲将增强在IMF中的份额和角色，不仅亚洲将倾听IMF所言， 亚洲也将影响IMF所为。(本文为IMF“21世纪亚洲：引领未来之路”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