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两年后的陈久霖通过短信向本刊记者透露心迹。这个昔日的航油大王还能折腾出一片商业天下吗？

　　文|本刊记者 尹一杰

　　不出所料，陈久霖再一次礼貌地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但值得欣慰的是，他依旧给我留下了希望。

　　3月的某一天，笔者用了近半小时的时间给这位昔日头顶无数光环的央企领袖编了一条几百字的短信，斟字酌句，抒怀表意。但随后的等待逐渐打消了我的意念，四个小时后，电话突然响起，手机屏幕上跃然跳着来电人的姓名——陈久霖。

　　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一时否决了之前对这个中年男人的主观臆想——没有预料当中的深沉，亦没有情理之中的怨责，透过电波直接撞击我耳膜的，是一连串带着湖北口音的解释与委婉说明——音情顿挫，语调圆润。

　　我继续表达着我的真诚，陈久霖连声道谢，没有直接的回避，言语之中却隐隐透着一股习惯性的拒绝之意。简短寒暄后，陈久霖略带笑意地询问记者获取他联系方式的来源途径，在得到答复后，陈久霖报以爽朗且略显无奈的一笑，这一笑让人感觉曾经的光芒与苦难似乎都已沉入了他的心底，如同一潭湖水搅乱过后的舒缓沉淀，水面平静，然而，暗涌仍在。

　　然而，陈久霖的功过毕竟代表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国有企业征战海外的典型教训，在国内的舆论环境中，围绕着他的争议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禁区，难以逾越。

　　目前，陈久霖在北京一个普通住宅小区里深居简出。他曾经担任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七年之久，在他执掌期间，该公司净资产由17.6万美元增至1.5亿美元，增幅915倍，市值一度超过11亿美元，是原始投资的5022倍，因此被称为“航油大王”。2004年，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在石油期货交易中折戟沉沙，巨亏5.5亿美元。陈沦为阶下囚，在新加坡度过了近三年的牢狱生涯。

　　2009年1月21日，陈久霖从新加坡飞抵上海后经武汉回浠水老家，当地一财经记者为其设宴接风，而这也是陈久霖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与媒体的正面接触。

　　据报道，陈久霖在席间几度情绪失控，他颤抖着手夹起三年多来的第一块牛肉，并现场模仿起在狱中被遵循教化的情形，惹得在场的主宾感慨万千，一旁的妻儿也双眼噙泪。可以想象，这个曾经被比喻成领导中国国有企业走向国际的过河尖兵在历经了命运的沉浮起落后，他心里积聚的又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有人说他是一盘恢宏棋局中提早退场的弃卒，战功累累，却结局凄凉。

　　2009年底，国内某知名媒体爆出陈久霖将转战互联网行业的新闻，称陈久霖在新加坡监狱服刑期间曾担任过由狱方主管的SCORE DIGITAL MEDIA(SDM)公司的运营总裁，并管理有方，“受到了有关当局的充分肯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还于2007年参观过SDM。”

　　4月初旬，记者再次联系陈久霖，商谈采访并求证投身互联网一事。陈久霖没有正面回应，婉言拒绝之余告知记者查阅当期《中国企业家》杂志的门户网站——陈久霖以“陈九霖”之名，发表了一篇《如何扩大我国石油话语权？》的文章，笔者饶有兴趣地追问陈久霖缘何将名字中的“久”字改为“九”字？陈久霖爽朗一笑，称“这两个字我一直都通用。”

　　陈久霖的这篇文章是自他2004年以来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从中国当前的石油外交现状到他所认为的必要对策与措施，逐条罗列，言简意赅。字里行间，依旧能清晰地感觉出这位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如今报国无门的隐隐惆怅。

　　4月中旬的某一天，记者致电陈久霖，试图邀请他参加由本刊举办的“能源之夜”活动，在得知国家能源局，国务院国资委等部分领导将莅临现场时，陈久霖追问记者能否约见国家能源局长张国宝，陈久霖说，我想单独会见他。随后，他向笔者发送了邮箱地址，接受了本刊发出的邀请函。

　　可以想象，如今陈久霖依旧在各方奔走，试图与了解其个中缘由的领导人屈膝畅谈的愿望十分强烈，谁也不知道他的初衷何在？是讨要说法，抑或当面叫屈？或许，现在的他什么也不想，他只想去找相关部门的领导人叙叙旧而已。

　　正如他当年入狱之时，爱人李昆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所袒露的一样：“我希望他能早日回国、回家。他只是为国企效力的普通人。”

　　有人说他是枭雄，但纠结复杂的真相背后，他更像落幕前的孤胆英雄。

　　在陈久霖第二次友好地拒绝记者采访时，记者给其发了条信息，大致如下：陈总，时机成熟，我再来拜访，我想向读者还原一个曾孤立无援却无怨担当的真实的陈久霖，风浪过后，祝您一切顺利！

　　一分钟后，信息回复：“谢谢！久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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