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一个月，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圈子，闹得最火热的一件事情，是财经作家吴晓波写的新书《吴敬琏传》(中信出版社，2010年2月)被人批评。吴老当年的助理柳红女士在《经济观察报》撰文，对吴晓波的作品逐条逐句甚至是逐字地挑毛病，一大堆问题白纸黑字写在新闻纸上，据说经济学圈子一片哗然。

　　不属于任何圈子，所以刚开始我看这件事相对就比较简单。一方面，我觉得柳红女士的批评有道理，这些年我们都有这样的毛病，就是写作速度太快，材料来源不严谨，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对于商业化的写作，学界不必求全责备，我是支持吴晓波拓展商业写作领域的，多年来中国的所谓读书人以为在象牙塔里固守清高就可以出成果，结果是成果全无，而读书人最后的一点财务自由和精神自由随之也被瓦解，在这样的角度上，吴晓波靠写作赢得市场，赢得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就值得鼓励。如此，我认为柳红与吴晓波不应该彼此刻薄，大家各取所长，兼听则明，岂不更好？

　　不过，后来的局面显然见证了我的幼稚与我的不在场。因为最近我才发现，那些靠经济学在中国混饭吃的诸多经济学家们，已经把讨论的战火烧到了吴敬琏老先生的身上，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是吴敬琏借80岁生日，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打压其他经济学家的地位。这个时候，吴晓波的写法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其他老资历的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门生们终于借这本书的错误，开始堂堂正正攻击吴敬琏了。

　　这一刻我真的恍然大悟啊。多年以来我都不认为中国会有几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但现在各路经济学家都出来了，而且我才发现，原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是有派别的，他们彼此不买账，彼此看不上，所谓的文人相轻，在经济学圈子里，简直就是地位和金钱的较量。比如现在我就知道了薛暮桥的经济学派别，于光远的经济学派别，马国光的经济学派别，董辅礽的经济学派别，厉以宁的经济学派别。划分这些派别的人，他们的意思其实是想告诉我，在这么多老一代经济学家里，吴敬琏的价值的确一般，犯不着给自己树碑立传。

　　看来，各路经济学食客们的意图昭然若揭，他们就是要贬损吴敬琏的价值。这样的格局，我相信不仅吴晓波没有想到，批评吴晓波的柳红没有想到，连吴敬琏先生本人也没有想到。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是江湖，中国的经济学江湖一直以来水平相对较低，但这样的江湖，竟然是如此凶险的利益格斗场。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年我一直是很感激吴敬琏先生的，虽然我和他没有交情，但先生晚年的经济学走向，却一直深深在带领我思考。我当然知道，像吴老这个年纪的人，主要的学习时代和生活时代，都在1949年之后。比如大家都认为他对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坚守，这些年一直是老而弥坚。

　　今天的吴敬琏老人，当然是一个勇于忏悔的学者。他不回避当年年轻的错误，事实上他拿出自己的错误给众人看，是希望人们牢记教训。1960年到1964年，吴敬琏写出了他40岁之前最重要的论文，《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他试图在经典理论的叙述框架中消解所有的思想冲突和争论，他提出的“过渡理论”，甚至当年的计划经济团队提供了灵活的理论工具。

　　1929年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当美国的股票市场崩盘，银行体系崩溃，整个30年代出现经济大箫条。失业率超过25%，以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而美国总统胡佛的政府刺激政策，以及后来罗斯福的新政，更是强化了政府计划表面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龙头的苏联，却在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1928年-1937年，美国和欧洲的市场经济一片楚歌，但苏联人的计划经济却一路高歌。1929年，苏联人大规模实施的农业合作化，工业化，其增长速度是过去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没有过的，人们似乎觉得一种新的，更加优越的发展模式正在诞生。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范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太多的人相信苏联人找到了真理，连英国人罗素、法国人罗曼·罗兰、中国人胡适之也曾经短时期内认同这样的局面。但是争论还存在，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以阿斯卡·兰格 (OskarLange)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学派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论战。争论的焦点正是计划经济是否可行这样的重大问题。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里，我们才不会误读吴敬琏，既不过度责备吴敬琏年轻的错误，也不过度高估吴敬琏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吴老自己也多次言说自己的遗憾，他分外推崇、羡慕年轻一代诸如钱颖一、陈志武等经济学家的知识体系。他知道自己的经济学建构在什么地方，知道自己力有不逮，可敬的吴敬琏先生，他终于是一个谦虚、敬畏、忏悔、德高望重、坚守真理的老人。

　　我还想说的是，如吴敬琏老，他们这一代人的日常生活和学术生活恓惶如此，作为后学，如果我们的理解缺乏历史语境，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