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4个月之后,2010年2月24日,朱民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命为IMF的总裁特别顾问,将于5月3日就任。这是IMF历史上中国官员获得的最高级别任命。
如果说2008年5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民间力量融入全球金融舞台的序幕,有着央行副行长背景的朱民此次获任也启动了中国官方力量在世界金融舞台的大幕。
去年10月以来,朱民一直是国内财经媒体最热议的人物,他何以成为中国选送IMF担任高管的最终人选,这或许要从他的经历中找寻答案。
归国公开信“爱国感人”
在国外学习工作了10年之后,朱民想回国效力,一封公开信陈述了自己归国的理由。
朱民,现年58岁,但见过他本人的人都惊叹,这个身材高大、脸上始终微笑的人看上去却似充满童心,并不会将金融高管与他联系起来。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朱民1978年开始了在复旦大学的学习,4年之后朱民选择留校在经济系任教,并在此期间还兼任上海市体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特别顾问。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那段时间,朱民还短期担任过汪道涵(原中顾委委员,曾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海协会会长)的秘书。
1985年,朱民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其间,朱民曾师从保罗·沃尔克,此人曾在卡特和里根总统任上担任美联储主席,目前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1991年,博士毕业的朱民求职成功,进入世界银行,成为总部政策局的经济学家,一任5年。
在国外学习工作了10年之后,1995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朱民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楼继伟(后任财政部副部长、现任中投董事长)和时任国家体改委国际司副司长曹远征去美国访问,与老朋友朱民会面。听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当前国家急需经济人才的现实,朱民当场表示,自己想回国效力,拜托两位老友代为转达。
很快,朱民得到了回应,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中国银行成为了朱民的落脚处。1996年,朱民回国前给留学生同学和朋友写了一封公开信,陈述自己归国的理由。曹远征用了两句话回忆了那封信:“爱国,很感人。”
中行重组上市操盘手
将结构复杂的中行驻香港各机构重组成功上市,奠定了朱民在中行的位置。
1999年12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银香港重组上市计划,有着海外工作经验的朱民担任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主任。这一次,朱民的主要搭档正是老朋友曹远征。1998年国家体改委撤销之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的博士,曹远征也来到了中行工作。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行以前在香港的各机构所有权结构复杂。这些机构当中,4家在当地注册,7家在北京注册,1家是总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在当地的4家机构又通过9个基金公司间接持有。更为令人头疼的是,重组牵扯不同地区的法律法规。
曹远征将这些细节比作串联电路——任何一个细节没过关,灯泡都亮不起来,而仅仅最后成文的细节文件摞起来就很高。压力大的时候,朱民和曹远征两个人三天三夜几乎未合眼。
“那么多的文件,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你都要过目,并且不能出错,你能想象吗?”曹远征对媒体这么说。2002年,中银香港上市。当天,引发港股狂潮。
这一成功奠定了朱民在中行的位置,此后,朱民升任中行行长助理。
2003年12月31日,中央汇金公司向中行注资2250亿美元,中行重组大幕拉开,朱民再担重任,对中行进行了不良资产剥离和重组。
这两次中行与国际化接轨的主导工作,使朱民国际银行家的形象清晰展现。2006年,朱民升任中行副行长,主管财务、内控、法律、战略和研究等业务。
赴任IMF前进入央行
朱民成为央行第5位副行长,为其赴任IMF高管埋下伏笔。特殊履历让他在多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朱民最密集的媒体曝光期是从2009年10月中旬开始,当时中行发布公告称朱民因工作调动辞职,媒体盛传朱民将赴任IMF。10月22日,央行官方网站在“行领导”栏目
中登出朱民的简历,朱民正式成为央行第5位副行长,为其赴任IMF高管埋下伏笔。
成立于1945年12月的IMF是一个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通常在各国发生危机时扮演“救火队长”的职务,被视作全球央行的央行。但长期以来,IMF的高管都来自西方国家。
为世界金融体系输送人才,中国早在多年前就已开始酝酿。1984年,中国恢复了在IMF中的执董地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指示,做好派驻IMF的人员选派工作。但中国在IMF中一直只有执行董事,没有担任更重要职务者。
新兴市场国家的人选担任IMF高管,这放在金融危机前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事,但金融危机创造了这种机会,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作用毋庸置疑。
一位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提供了朱民最终当选的一种说法:中方向IMF正式提出派出代表,IMF反问“是哪一位”?中方回答:朱民。其实在秋天之前,朱民并非是唯一的候选人,导致朱民在多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正是朱民的特殊履历。
“他知道老外一些背后的想法,所以才能够争取到利益。”中国银行一位职员如是说,朱民的业务能力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技巧,大家有目共睹。
在2009年底,“实干家+银行家”、“中国崛起的保送生”、“中国声音的金融代言人”都成为朱民的专用词。有评论称,熟悉国际货币体系、熟练的英文、在国有银行和央行高层的工作经历,没有人比朱民更能代表金融中国的新形象了。
反对金融衍生工具泛滥
朱民曾翻译《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一书,序言中,他把人文道德放在了专业概念之前。
朱民热衷于研究宏观经济,从欧元诞生到国际金融大势,从中国宏观经济到金融改革,在很多场合,都可以看到他对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形势侃侃而谈,他因此也被称为学者型金融家。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他对于全球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已提出了预警。金融危机爆发一年来,他在多个场合,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发表演讲,反复阐述金融衍生工具过度泛滥的危害,极力主张“去杠杆化”。
朱民对宏观经济畅所欲言的个性在升任央行副行长之后并未改变。在以央行副行长身份首次亮相的演讲中,朱民细数危机后全球金融格局的十大变化。在今年1月份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朱民回应外界施压人民币升值时说,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有好处,单是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结构调整并无太大作用,这只是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朱民爱看书,时有著作发表。2009年3月,他带领中行的研究团队出版了一本名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的著作,对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行了完整分析和阐述,并预言了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
在朱民的著作中也透出其充满人文关怀的一面。2007年,朱民曾翻译《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一书。这本由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小额信贷之父尤努斯亲笔推介的书,详细介绍了银行家如何帮助穷人,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朱民把人文道德这样的抽象概念放在了专业概念之前,如此写道:“当我们在无数个激动的不眠之夜后,终于在最后一行文字画上句号时,我们都经受了一次人文道德、银行服务和管理理念的洗礼。”
被评价代表金融新中国
舆论认为,金融危机后,正在到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治理机制改革,赋予了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空间。
“沉稳、热情、幽默、老到和专业”,这是朱民的校友、《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编辑王文对其的评价。
在中行内部,工作人员称其“业务能力强,为人和蔼”。在媒体眼中,朱民则幽默风趣、热情。
去年12月的财经年会上,面对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现今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金融人物”的介绍,朱民开玩笑地自嘲道:“我现在是猪头肉炒成了回锅肉。”气氛顿时变得活跃和轻松。
联系此前的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有评论称,这不仅仅是林毅夫、朱民个人的升迁,更代表着一个金融新中国的崛起。中国正学着用高盛模式,从国有金融机构里选拔具有开阔眼界和实干能力的金融家,送至国际政界以参与决策,并进一步为扩大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的话语权而构筑基础。
华尔街投行高盛,就不断为政界输送金融高官。美国前财长亨利·鲍尔森是由高盛董事长兼CEO职位上转任而来,现任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也曾担任过高盛副董事长。
舆论认为,金融危机后,正在到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治理机制改革,赋予了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空间。
■ 分析
朱民IMF晋升空间有多大
此次朱民被任命为IMF总裁特别顾问,离舆论预期的副总裁一职仍有距离。IMF总裁特别顾问并不是一个常期固定的职位,其职位低于副总裁,但直接对总裁负责。
IMF总裁任命特别顾问并非第一次。曾在IMF担任执行董事的张之骧回忆,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在IMF未担任副总裁之前,也曾任职总裁特别顾问,此后过了约1年时间,才坐上了副总裁职位。
IMF当前采取“一正三副”的体制,即一个总裁,三个副总裁。自1945年IMF成立以来一直有两个不成文的规定:
其一,总裁必须是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历任的有法、德、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公民。其二,第一副总裁必须是美国人,另外两个副总裁则来自两个不同的洲。
张之骧表示,朱民如果升为副总裁,将有两种可能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来自日本和巴西的两位现任副总裁之中的一个退位,朱民补缺。第二种方式,新设一个副总裁职位。在张之骧看来,第二种方式较为可行。“但是,如果加一个副总裁席位,就需要集体讨论了,总裁说的不算。”
■ 链接
中国与IMF
IMF成立于1945年12月27日,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另一个为世界银行),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总部设在华盛顿。
中国是IMF的创始国之一,1980年以前,中国在IMF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占据。1980年4月17日,IMF执行董事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
1980年,IMF向中国提供了4.5亿特别提款权的第一档信贷和3.05亿特别提款权的信托基金贷款。1986年,中国再次向IMF借入5.97725亿特别提款权的第一档信贷。199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逐渐成为向该组织提供资金的成员国。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苏曼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