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长李一
道是个载体，传道的李一也是，企业家借此来寻找“支配生命的力量”
采访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丁伟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摄影 | 史小兵
编辑 | 康庄
坡陡弯急，都隐在似雾非雾，似烟非烟的云气中。
从挡风玻璃望去，看不透五米外的世界。道长李一开车，速度极快，仿佛在高速公路上。拐一个大弯时，他一只手抓住方向盘，另一只手单掌一立，默念了个咒语。
12分钟后，我们到了缙云山顶，竹影晃动处一座道观，最里一进院子角门紧闭，进去豁然是另一番天地，除了水滴竹叶，再无声息。
“他们就曾经在这里闭关，对着墙壁参详图画，每幅图都是修行的一个境界。”李一指的“他们”，包括马云等企业家。
如果脱去道装，李一像个文艺青年。他重视仪容，长发一丝不乱，拍照前，还会略正衣冠。戴副无框眼镜，声音柔软而节奏分明，讲究措辞，这可能是每天至少讲课十个小时留下的习惯。
据说皈依李一的弟子已超过三万，其中一半在商界，和他成为朋友的商人也为数不少。在东南亚商界，他的名头比在国内还响。演艺界人士张纪中和樊馨蔓夫妇，李亚鹏和王菲夫妇等也都是缙云山常客。
“福布斯富豪榜上很多人来过。”略犹豫了下，缙云山道教协会副会长甘全中还是说完了这句。
吸引他们的，不仅是宗教。实际上，其中有人是无神论者，还有人佛道双修或有其他信仰。
英国学者伊恩·布兰德尼写过一本小册子，题为《有信仰的资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介绍了托马斯·霍洛威、塞缪尔·莫利、安德烈·卡耐基等10位维多利亚时代杰出企业家。他们都追求商业成功与社会责任履行的双重目标。伊恩·布兰德尼分析了其信仰状况，发现两种信仰体系，即政治和宗教的信仰，对这些企业家的商业和慈善事业起到奠基作用。他们都深深地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道德观和基督教价值观所激励，以至于信仰成为他们生命中主要支配力量。
中国商人却是个精神上无根的一族，曾经，“三教九流”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士农工商”里商排在最后。最近三十年，突然咸鱼大翻身，成为超级明星与英雄。可略显尴尬的是，商人们在这个社会的传统与历史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指引与坐标。
有人希望在慈善中寻找慰藉与出口，却遭到不理解与非议，反而徒增烦恼。有人索性遁入空门，或走向另一种极端放浪形骸。
对寻找“生命中主要支配力量”，他们有强烈的渴望。
道教作为最本土化的宗教，更契合本土商人需要。企业家进入“道”的世界，或者出于健康，因为道家有养生祛病的功法，或者出于利益——财神赵公明就是道教中的神明。李一的特别之处在于，无论从哪个方便“法门”进入，他都尽力引导对方最终指向心灵。有人将他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并称，他不置可否，“我只是个道的翻译者。”李一坐在蒲团上，和我们相距一米，却似近似远，雾气从门缝飘进来，弥散在我们之间。
“撑出来的病人”
按照儒家的说法，人有两种病，一种是饿的，一种是撑的。肉体上越撑，精神上越饿。饿出来的病好治，撑出来的病怎么办？
乔龙的药方是继续挨饿，他已经七天没吃饭，还需要再饿七天。
桌上的矿泉水，是他十四天来唯一的“食物”。他本来就瘦，不过120斤，现在只剩下94斤。坐在他对面，想到中午的水煮鱼，记者有点惭愧。
乔42岁，正当盛年。他的内蒙古天龙公司，资产近30亿，主营业务是生态与环保，他在内蒙古承包了18万亩荒山，搞植树造林，同时还做城市供水、污水、垃圾发电项目。
乔来缙云山辟谷，不仅是为了调身，更是为了调心。
1996年，乔龙放弃了每个月八十元的工资，开始创业，目的很纯粹，就是因为家境不好，希望能减轻父母负担。每天醒来第一个念头是挣钱，第二个念头是挣更多的钱。
从2006年开始，生意有了大飞跃，可随之而来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多。企业还小时，他常常想象上了规模怎么办，但等困难真跳到眼前，有些手忙脚乱。他打算和年轻时一样，靠连轴转，拼命的透支来维持，不过一旦危机暂时应付过去，体力就直线下降。阅历、能力明明都应该接近顶峰，偏偏无力再往前走。
健身、游泳，他从没停过，自己还加盟青鸟健身，开了几家足道馆，也练太极，补营养，每次运动后也很舒服，只是觉得精气神无法源源不断的持续。
内蒙古做生意喜“喝大酒”，一瓶接一瓶地喝，每天至少一顿。大酒有个“好处”，越喝越精神，可第二天就趴下了，乔龙趴下的频率甚高。
酒醒后，他心里空落落的。钱，不缺了，可总觉得自己在绕一个圈，跑不出去，停不下来。他大量读书，修习禅宗，偶尔记下几句有启发的话，转述给别人听，别人却觉得很普通。
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让他困惑了很久：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几乎与改革同步，最初是为了一口饭，为了让自己吃得好点，为了照顾好家人，朋友。中国这几年发展很快，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可我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真正、持久的快乐，不管有钱的、没钱的，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跟社会各个阶层聊，谁都没有答案。”
马国华，海航旅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年轻总裁，是走近李一的另一个企业家。他曾经是篮球运动员，却在38岁就碰到了极限，慢性肾炎。离肾衰竭与尿毒症仅差一个加号，而他除了疲倦外，没有任何感觉。
以前马国华颇像古龙小说中“愤怒的小马”，想的少，行动力强，小时候写作文“我的理想”，他交了白卷。在海航12年，他闯字当先，“别人同一时间试一条路，我同一时间试三条路、十条路，我比别人都辛苦，可我比别人跌倒了爬起来速度都快。我以前都用那种办法，反正我年轻，我就冲”。
职位越来越高，“愤怒的小马”突然发现冲不动了。过去一个人，他冲锋陷阵，后来带一个300人的团队，他也冲锋陷阵—不要说在海航，在行业里面他都没服过谁。可真到了带一个数千人团队时，才觉察到“单枪匹马，千万人之中取敌首级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自己单打独斗，再强，没有用，一定要让这个团队形成核心竞争力，让团队都明白我想干什么，那种感觉才是我需要的。”
试错的打法让他的团队也痛苦不已，每一次大家都准备得尽心尽力，又一次次撞得头破血流回来，挫败感会成倍放大。
2008年与2009年，他诸事不顺，艰难地先后啃下了两个大市场，西藏与新疆，都是因为发生骚乱，徒劳往返，很郁闷，一年都喘不过气来。事业最低谷的时候，最让他自信的身体也开始罢工，来缙云山修养前，中医用黄帝内经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他：“以酒为浆，以妄为常。”
“这三十年来，中国高速发展，走了别人五百年的路，一批很底层的人牺牲了经济利益，差不多有两代企业管理者也付出了精神与健康的代价。”马国华觉得下一个经济周期中，即使抛开道家，其他能产生正面效应的信仰或修炼也会大热。
两天后，本刊记者与德龙钢铁董事长丁立国坐在同一列火车上，他也是李一的朋友。十个小时前他刚刚参加了某电视台的一档对话节目，演播大厅里人坐得满满的，可丁立国觉得很孤独。
他多次撞到过“极限”：三次车祸，“差点从工商联转到残联”；两次破产，几乎被打回原点。观众和嘉宾难以走进他磨出茧子的内心，也无法理解他历经劫难后沉淀出的冷幽默，而是纠缠于“第一桶金就赚了2000万兴奋不兴奋”这样的话题。
“39岁，心已古稀，可未来我也很踏实，我已经找到回家之路了。”他看了我一眼，确认我是否懂他的意思，“我想做一个纯粹的人，不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最近一次打击，来自他与俄罗斯耶弗拉兹钢铁公司的交易，如果按照协议他以16亿美元把公司出售了，德龙钢铁可能杀入2000万吨俱乐部，成为沙钢第二，偏偏国内监管部门就是不放行，交易最终搁浅。丁立国觉得机缘未到，所以才阻碍重重。
他接触佛、道已十余年，从其中找到了力量，而不是安慰。他给自己定了“三不”，似乎深得“无为”三昧：不当大股东，不投重资产，不同国有企业抗衡。
“小企业忙着赚钱，不知所累，我们赚了很多钱。赚更多的钱，没有太大意思，特别在钢铁行业，得不到尊重。怎么办，出路在哪？当财富和个人事业关联不大时，一定要寻找支撑上升的动力。”他觉得企业家要去生意外的另一种渠道探索心灵的安然，不管是佛教、道教、儒家，亦或是天主教、基督教。即便这些都不信，也需要继续寻找，否则心得不到安顿，企业就容易出问题。“没有信仰的企业家，或者是没有寄托的企业家，心态肯定不好。非常牛，把自己架在那儿，讨厌之极。”
李一给北大EMBA学员上课时，某公司董事长向他提了个古怪的问题：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过去，该商人看任何人都是坏人，都想占他的便宜。后来他又觉得，天下哪有这么多坏人，可能自己是坏人才会如此想，难道自己真的是坏人吗？坏在哪里呢？
他为此而纠结，得了忧郁症，总是失眠。
“社会病了，太浮躁，马云都去学道了，他也是心有不安。”一位制造业企业家摇着头说，过去他对马云印象一般，觉得此人一开口就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全世界都没有对手，这不是吹吗？2009年底，对马云有了新看法，“马云说不吃鱼翅，一般人也许觉得他矫情，可我理解他，现在能把他像正常人一样定格了，他找到了心的归宿。”
回家之路
马云在缙云山曾闭关八天。手机不许开，电脑、书籍都不许看，不许与人讲话，也不允许有眼神交流。
活了四十多岁，大概第一次有人和他说这么多“不许”，他还要老老实实听话。
介绍他去的，是《感动中国》总导演樊馨蔓。早在1995年，还是大学教师的马云与樊馨蔓相识，后者在《东方时空》做导演。樊觉得马云做了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从那时开始，我就尽力支援他当时还很渺小的身体，如今他已做到了想做的事，可他还将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他自己未必知道。”樊馨蔓说。
樊馨蔓曾陪朋友来缙云山闭关，将体验写了洋洋三卷的书《世上是不是有神仙》。2008年她又陪丈夫张纪中上山辟谷，非要拉上马云。
于是，马云上山，第一次想看看热闹，2009年，樊馨蔓强力说服他去闭关，开始马云觉得没时间，后来还是自己去了。
他将李一定位为“难得的青年道家研究者”。认为以李一的年龄，造诣将来不会比南怀瑾、星云大师差。
不过，他并没有把李一或闭关这事神化，“我只是借一个场所，借一个方法论，借假修真，强迫自己离开平常的办公室，到另外一个领域思考。每次都是他讲他的，我想我的，也不是从李一那儿学习什么，只是‘为我所用’，凡是我觉得不靠谱的，就不听，只听那些对我有用的。”
每次去，他都把这当成一次电脑重启。思考的都是公司中的事，感觉跳出了平时的自己，从道家哲学角度看问题，对企业文化很有帮助。“道教、佛教，任何宗教都可以成为企业强大的文化源泉和底蕴，但每个人有不同的借鉴和悟性，就怕引起社会上的误读和争议，走歪了”。
对于养生、治病和种种技巧，马云一概不感冒，如果仅关注这些表象，他觉得就是“走歪了”。
“道”像个杂货店，每个人进来逛逛，拿走的东西各有不同。
丁立国觉得拜访名师，其实就是和高手交流。“我们不是出世修为，而是入世修身。把师傅启发我们得到的思路用到自己的企业中，怎样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和自己的事业对接，这才是最关键的”。
比如，他因此定下了钢铁主业三年不发展的目标。钢铁是个典型的“以大为美”的行业，许多同行都在以结构调整为名，行产能扩大之实，丁显得过于保守，他将自己的想法对李一和他台湾的禅宗师傅说了，两个人都会心一笑。“这就是精神交流，他们知道我在积蓄势能，慢一点不可怕，老子早说了，‘盈则必缺’。”
丁立国常引用冯仑的话，“伟大的人物都有阴部”，修行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他能更清楚看到别人的虚伪，他觉得自己是“赤裸裸的”，就更容易看透别人是不是真实，“看透别人的时候，不一定说出来，你可以装傻充愣。”
因为董事长陈峰的缘故，海航有佛教文化。马国华曾经在普陀山坐禅，一天坐七柱香，下山后坚持起来就很难，修了几天道，他有一种“小猪在泥里打滚”的快乐，“我不是说孰高孰低，只是说道所倡导的自然对我更合适”。
“小马”不再愤怒，他领悟到老子的“曲则全”，知道有很多事不能硬上，也要拐个弯。以前他常和人在工作当中发生冲突，后来克制了一些，压在心里不说出来，自己和自己吵。最近三四个月，在心理上也不打架了，下属对他突然变得温文尔雅大跌眼镜。
他还学会了做选择题，不用把每条路都走一遍，“根据大法则，大致认为选某个方向是对的，按照这种方法推断出来，在这个方向走了三步回头一看，真的是对的，在下一个叉路口用这个方法继续选择。”
空着肚子，乔龙还要抄经，抄的是《清净经》，道家抄经很严格，错一字就要全篇重写。战战兢兢抄到“真常应物、真常德性”一句时，他心中一动，“真常应物”就是别躲事，事情来了要积极应对，也不能冲进谜团中，搞得不知所云，“真常德性”就是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不要被它牵着走。概括起来，就是人做事，而不是事做人。
这一下，和自己的经历对上了。他生意上遭遇过大危机，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后来发誓今生一定要认识一个高级法律顾问，再认识三四个重要人物。结合这句话和李一不久前的讲座，他想到这都是外力，只有自身的能量贯穿到企业的每一个末梢，那才是本。
马国华能将霸气隐匿无形吗？丁立国三年不发展，真是正确的战略吗？至于马云，真的如樊馨蔓所说，他“真正发生的变化比外界看到的层次更深，以致他自己都会在未来多年之后才发现”吗？
没有答案，似乎答案也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他们是要找心之家园。
并非巧合，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多数指向平心静气、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大巧若拙。研究过道教的潘石屹，在自己的书里还把“无为而治”隆重写成一章。
与《第五项修炼》作者彼得·圣吉的对话录中，南怀瑾曾谈到儒家与道家的不同，儒家讲求“中流砥柱”，道家是另外四个字：“因势利导”。
或许创业之初他们更接近儒家，站在洪流之中，以刚劲勇猛之心，硬是要把水势挡住。如今事业有一定基础，一方面自己已撞得遍体鳞伤，另一方面洪流力量越来越大，挡也挡不住，所以才学习示弱，学习柔软，以无为之心做有为之事。
丁立国还有更世俗的理解，他认为老庄之道本来就是“面南之数”，给君王看的。“今天中国没有君王，企业家就是自己小天地的君王，‘道’是让你建立成功后的秩序”。
我们在采访中得到的信息是，中国企业家中的多数没有刻意区分“道教”、“道家”与“道”，吸引他们的是“无为”的超自然理念，这让他们感到心灵的愉悦。
“道商”
“资金肯定是个压力，而且是个很大的压力，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缙云山道教协会副会长甘全中看了眼窗外正在修缮的屋顶说。
李一准备将缙云山建成养生文化名山，缙云山所在的北碚区政府亦赞同此想法，可政府给予的资金支持有限。
尽管李一强调，所有人在他眼中并无身份地位差别，“树叶看来，每一片叶子都不同，但树干看来，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样的。”可现实是与他接触最频繁的圈子主要是企业界人士，翻阅申请辟谷、养生者的长长名单，发现三分之二都来自企业。
修道需要“法、侣、财、地”的基本保障，财就是资金，所谓无财不养道，历史上士大夫阶层与大商巨贾，都对道教支持甚多。开创全真教的王重阳，出身就家业丰厚，历史上真实的“全真七子”中有人曾是富商，而周伯通也确有其人，是浙江的一个财主。
学术界将信仰道教的商人与企业家称为道商，武汉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宫哲兵教授曾对50名道商进行访谈，并整理成文稿。他根据宗教经济学解释，供给方提供宗教产品，需求方消费宗教产品。道商是个特殊信仰群体，他们的支出与回报比一般信徒要更多。
其实，宫教授们的研究结论不仅适用于道商，同样也适用于信仰佛教、基督教、清真教等其他各类宗教的商人。
策划公司蜥蜴团队创始人何坊，拜了东岳庙当家的道长为师。他的师兄弟也都在商界，2009年底，他们在成都注册了一个“三山五岳公司”，该公司就是为了投资建庙，“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要恢复81座庙宇。”
“道不一定是对于神灵的需要，有时是对道德的需要。社会处于转型期，变化频繁，而宗教是一种稳定的，与信仰连在一起的道德伦理需求。”宫哲兵说。
伦纳德·佩柯夫博士在《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中描述，“谁是这个国家最受谴责和贬低之人？你们是—是你们商人。”道德上的挣扎，在企业家中更为典型，有人通过资助宗教来增强自己的道德感，同时也希望向社会传递这种道德感。
这在河南郑州道商朱铁玉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是郑州最大建材商之一，坊间流传他资产数十亿。我们走进他由纯木搭建的办公室时，他正在啃一个老玉米。就是这个看上去颇为土气的人，2009年为一次道学文化学术活动出资1000万元。
然而朱铁玉本人并不信道教，他身体不好，由于不分昼夜读书，视力模糊，有人建议他试一下道教养生功法，他不练，也有修行者要为他用周易算卦，他也拒绝了。他对道的朴素理解，全部来自老母亲，“我娘说，人来到世上，就是来还账的，能让人心好一点，就是最大的善事。”“我娘说，强汉不打倒弱汉，人要会量自己有多大本事。”
朱铁玉不认识李一，可也在关注，“他不错”，朱把玉米放到一边，有人觉得道长不在深山修行，引入世俗力量做宗教传播，有点不太合适，可他倒觉得李一这样站出来的道长太少了，“道教中沉淀了大量有利世道人心的东西，没有人传播，可惜了”。
樊馨蔓与他有类似的看法，她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协助很多有能力的人，完成他们应该完成的事情，她曾不顾一切去帮马云，也一直为张纪中做助手。
“我为什么把道长的言行这么强化到书里？我和他，马云，张纪中，说到底，都是被借助的渠道，这个渠道所散布的价值，可以让更多人得到心灵共振。”
谁是李一？
道士下山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以下故事，并非武侠小说。
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江西龙虎山、广东罗浮山、江苏茅山、湖南衡山，都是道教著名洞天福地。而重庆缙云山，虽然山势磅礴，又相传为轩辕黄帝修道炼丹场所，但到现代并无道观。李一白手起家，创建了西南最大的正一派道场。
李一籍隶重庆，原名李军，出生于1969年，父亲就是位道士。三岁时，他生了场大病，父亲将他送到河北，跟随另一位道长修行，接受道教功法与药物治疗，由此开始修习道家丹功。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修行是件危险的事，很容易被划归牛鬼蛇神之属。但李一除了师傅与师兄之外，几乎不认识其他人，在没有太多社会经历，甚至没有见到冲突的情况下长大了。病好后，他四处游历，向不同宗派多位师傅求教，十六岁时，就成为正一道太乙昆仑宗传人。
自明以后，道教统归为全真与正一两派。从形式看，全真派要求道士必须出家住观，不能吃荤，戒律森严，而正一道士可以不住宫观，允许娶妻生子，戒律稍宽。
年纪轻轻，李一就成为小有名气的道医，怪病怪治，如同美剧中的怪医豪斯。那时他就能够满口讲道，可以诸家经典比对着讲，用佛家的精神，儒家的精神，甚至用现代哲学来阐释道。
李一的友人，描述了他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窘迫的世俗生活。离开师门闯荡江湖初期，李一不名一文，曾组织过一个东方绝技团街头献艺谋生。重庆组织过一次“大师赛”，参赛的都是各种奇人，李一还夺得了冠军。1997年1月19日，在上海电视台《天下第一》栏目中，李一在一个灌满水的密闭玻璃容器中以“胎息法”静坐2小时22分，全过程都有上海市公证处与现场观众监督。
如今，李一轻易不以术示人—他已不再需要通过惊世骇俗的方式展示自己或者说服别人，虽然他的弟子还偶尔表演“掌心煎鱼”之类的功夫。历史上道士有装神弄鬼的形象，他是个聪明人，不想被扣上这顶帽子。
甘全中曾是商界风云人物，原任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手里控制着数亿资产。1998年，甘得了一种怪病，顽固性打嗝，白天黑夜不停的打，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中西医都治不好，后来有人向他介绍了李一。甘全中只信马列主义，觉得道士不可靠，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重庆。
令他奇怪的是，李一的道医馆就在市委机关大院里小礼堂边，“你想想，那是中共重庆市委机关大院啊，居然允许一个道长在里面搞道医。”甘后来才了解到，当时重庆市多位领导对李一的医术也很信服。甘全中就在市委大院的草坪上练功，每天向前跑，倒着跑两个多小时。
当时道医馆收费很低，李一和几个弟子吃了上顿没下顿，只有一个电饭煲，没有锅灶，甘来了之后还为他们添置了一些炊具。
生活如此艰难，李一仍打算恢复缙云山上的绍龙观，绍龙观始建于明成化年间，抗战时期被辟为“北泉慈幼院”，曾收养难童千余人，文革后残破不堪，连堵挡风的墙也没有。
1998年8月，重建工程启动，最初靠周边小信众支持，资金捉襟见肘，最艰苦时无米下锅，道家的辟谷功此刻就派上了用场。当地农民也不欢迎，总想赶他们下山，而政府不同部门七次下发过停工通知书。遇到这些麻烦，他也无术可施。
后来，李一得到了一批更具财力者的资助，绍龙观才得以在2000年重光，当地一位企业家出资300多万修缮了山路，已痊愈的甘全中也捐献了巨资。
“他们都是被机缘召唤而来的。”李一如此说，他谨慎谈到与商人的距离，“中国慢慢出现了市场经济，随着社会演变，我们也不能置身其外，自然而然就会与他们有所交往，并没有刻意走近某一个群体。”
附文1
中国道商的宗教经济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道教跟佛教这两个本土宗教“公司”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中国宗教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
文 | 宫哲兵 杨凤岗
从2006年到2007年，我们对50名道商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录音，并整理出访谈文稿。调查中发现，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越市场化，这个地区的道教经济越市场化。一个地区的道教经济越市场化，这个地区的道商经济越活跃，表现为道商的宗教参与度高，也表现为道商的经济实力雄厚。这符合宗教经济学的一个原理：市场型的宗教经济优于垄断型的宗教经济。
道商的分布
当代道教信徒在中国大陆的分布，官方与道教协会均没有公布相关的数字。根据自己多年田野调查的感觉，南方总体上说比北方的信徒要多。例如湖北、四川、江西、江苏、湖南、广东、福建等都是当代道教大省。道商的分布也是这样，总体上说，南方多于北方。
道商数量最多的地域是福建漳州与广东潮州一带。台港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道教主要是从漳州、潮州一带传过去的，因此这些地区与国家的道商，与漳州的情况比较接近。一是道商数量多，二是拜师不是必须条件，三是参加道教协会的多，四是因家庭影响供奉道教神灵的多。
道教文化重视生命，追求长生不死成为仙人，追求以中药治病养生，因此从事制药、保健业的道商比较多。在50名道商中，中国最大的道商薛永新创建成都恩威集团，是生产与销售中药产品的公司。近几十年来中国房地产与建筑业很热，房地产、建筑业与道教风水关系密切。接触道教风水文化多了，有些商人与企业家信仰了道教。还有一种经营与道教关系特别密切，就是道教用品的经营。
道商的区位划分与特征
美国的罗德尼·斯达克和罗杰尔·芬克教授说：“区位，是共有特定宗教喜好(需要、趣味和期待)的潜在的信徒市场区段。”两位教授将信徒与潜在信徒划分为六个区位：极端严格的、严格的、保守的、温和的、开放的、极端开放的。我们访谈调查的50个道商，与此六个区位比对，全部分布在保守、温和、开放、极端开放四个区位之中。
为什么中国道商只有保守型、温和型、开放型、极端开放型，而没有严格型、极端严格型呢？因为中国道商对神的委身程度不够高，没有达到最高两级区位的狂热程度。与此相关联，中国道商的宗教排它性较弱，许多道商自称佛道双修，或者自称三教合一，或者自称所有的神都相信。严格型与极端严格型的信徒常被人们称为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是属于愿意为宗教牺牲生命与人格受辱的人，这在无神论者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在世俗化程度较高的道教信徒中，是很难产生的。
1.保守型道商
道商中的保守型，是指那些在生活、生意、思想、行为方面，一切听命于神的旨意的商人或企业家。这个类型的道商，花很多时间用于敬神、拜神与举办各种宗教仪式。他们在生活与生意上，完全听从神的意志。如何得知神的意志呢？他们运用道教法术，如算卦、预测等。他们严格遵守戒律，不饮酒，不赌博，不跳舞等。他们积极地参与道教活动，对神灵的委身程度日益增高。
2.温和型道商
道商中的温和型，是指那些对道教神灵深信不疑并主导自己生活、生意的商人与企事业家。他们积极参与宫观的宗教活动，相信神灵能够赏善罚恶，对神灵有很多的精神付出与金钱奉献。他们中间也有人用法术探测神的旨意，但对于预测结果并非全信，也并非完全执行。这个类型的道商，比较肯定信教对于经营的帮助，也比较肯定信教对于增进信任的帮助，包括人际信任与商业信任。为了还愿神灵，他们更加积极地烧香叩拜，捐款捐物，为宫观做功德。
3.开放型道商
开放型道商，是指那些相信道教神灵但不相信神对人类发生具体影响的商人与企事业家。他们不认为神可以有求必应，帮助他们发财。发财要靠人的努力与遵循规律。他们不因为某人与自己同一宗教信仰而增加人际信任与商业信任，认为信教与生意是可以分开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型的道商重视“道”在自己生活与生意中的主导作用。道是道教的最高信仰，但它与其他神灵相比是无形无人格的，可以视为“泛神”。泛神可以理解为比一般神灵更广泛更为重要，但因为其无形无人格也可以理解为不是神。神是神秘的，道是神圣的，神秘的神与神圣的道，都可以与世俗社会形成张力。
4.极端开放型道商
宗教经济学认为，极端开放型区位的人是“从张力最低的一端开始，即在宗教与哲学的分界点上开始”，“在这里我们发现人们几乎完全不想要宗教。重要的是他们不太愿意做无神论者或存疑论者，但是他们将只会接受一个非常遥远的和无为的超自然观念(我可以想象有某种更高的力量在宇宙中，但不是一个人格神)”。例如20世纪的基督教自由主义神学，否定道成肉身、耶稣复活等神迹，主张神就是自然的泛神论。这种泛神论对上帝的理解，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道”。相对于保守型的唯神是从，极端开放型信奉唯道是从。
道商中的极端开放型，常自称无神论者，有些公开反对烧香叩拜神灵。道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最早提出的概念，介于哲学与宗教的分界点上。极端开放型道商在信仰道的同时，也信仰老子与《道德经》。
宗教经济学的分析
宗教经济学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方法，认为宗教也是市场，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宗教。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宗教信徒逐年增加，目前信教人数已超过一亿。中国无疑是一个宗教大市场。
有市场就一定有竞争。中国年轻人的信仰市场由文化革命前的几乎单一型转变为当前的几乎空白型，大多数年轻人处于无信仰状态。这种状态引起国内外宗教组织高度的商业敏感并纷纷前来抢占市场。基督教是全球最大的宗教“公司”，不仅历史文化悠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组织机构严密，传教意识强烈，目前它对中国宗教市场的占有率最高。道教是属于本土的、民族的宗教“公司”，佛教来自印度，但与中国文化有很高程度的融合，改革开放以来，这两个本土宗教“公司”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中国宗教市场有较高的占有率，并且逐年提高。
中国的宗教经济正在向市场经济型转变。道教宫观与道士完全自养，国家不发经费。每一个宫观都有大量的经济活动，宫观的住持是经济法人，好像是一个公司的“经理”。有的“经理”善于经营，市场化程度高，宗教产品比较优秀，宫观就有活力并发展很快。
中国宗教信徒与潜在信徒目前主要在五大宗教组织即五个宗教供给商中选择消费，它们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这五个供给商中只有一个是民族“公司”，即道教。民族“公司”应该具有更多占领本国市场的优势，但可惜它的市场占有率大概排名第五。这也不奇怪，中国的经济市场不也是这样吗？许多民族公司无法与国外的同类大公司竞争，结果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低于舶来品。
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每个宫观的住持身边都有一群皈依的商人与企业家，即道商。宫观重大维修与开展重大活动时，离不开道商的捐款。道商是道教信徒中一个特殊的群体，相比一般信徒，他们对金钱有更多的欲望，对金钱有更多地占有，对宗教组织有更多的金钱奉献，渴望神灵对他们的赚钱有更多的帮助。
根据访谈，50名道商信教的动机，绝大多数是因为生意不顺，希望神能保佑自己发财。或者因为残酷的商战失去了人际信任与商业信任，陷入了心理与伦理危机，希望神能使他增加信任感。从调查结果看，绝对多数道商认为信教对于经营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对于建立信任也起了很大的增进作用。如果说宗教是人与神的条件交换的话，那么道商与神的交换是成功的。
(宫哲兵：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杨凤岗：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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