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削弱的美国金融业正在被亚欧对手侵蚀，新的监管体系却难以回天

　　《环球企业家》记者 徐伦

　　“国王死了。国王万岁。”

　　这句始于600年前新国王加冕时的法国谚语正适用于现在的华尔街—旧的已经死去，新的正在诞生，而且这条浓缩了美国金融业历史的街道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掌握着全球最强大的金融势力。

　　不过正如没有哪个国王和他的王朝能真正永存，刚刚经历惨烈战祸、硝烟尚未散尽的华尔街紧握权杖的手也已经开始颤抖，其它国家的金融机构更乘着这70年一遇的机会大肆攫取原本属于美国金融业的利益。

　　事实上，这种僭越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去10年间，无论是瑞士、德国、英国还是日本的金融机构都试图超越华尔街，却鲜有成功案例—德意志银行在1998年以101亿美元并购当时美国第8大银行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瑞士信贷在2000年以115亿美元并购当时美国的第7大投资银行Donaldson, Lufkin & Jenrette，这些大手笔并购都以内斗不断等惨淡结局告终。

　　但现在，机会窗再次敞开。华尔街五大投行已经折损3家，剩下的还在努力清理战场、盘点损失，并准备应对下一场战役。就在幸存者为归还政府贷款、保全薪酬体系、应对更严格的监管等诸多问题头疼时，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同行正借助瓜分雷曼兄弟等失败者的剩余价值进一步扩张和巩固各自的国际业务，并且积极争抢债券承销、公司上市和并购咨询等原本华尔街独占鳌头的生意。10年前的前10大债券承销商中只有瑞信一家非美国银行，但现在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4家；同时，巴克利资本、德银、瑞信和瑞士银行也都跻身全球前10大并购咨询顾问，而在10年前，只有德累斯顿银行的投行部门德累斯顿-克莱沃特(Dresdner Kleinwort)位列前10。如今，被华尔街裁掉的人中相当一部分又开始重操旧业，不过是在为曾经的竞争对手工作。以日本野村证券为例，从去年10月至今，其在美国的员工增加了100多人。

　　种种迹象汇聚成一个问题：从未在后院遭遇真正挑战的华尔街，是否开始需要担忧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侵蚀？或者更进一步，就像日本汽车业对底特律、中国商品对美国制造业带来的冲击，华尔街竞争力是否已经下降？

　　这种疑虑并非是危机后遗症，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夕的2006和2007年，西方媒体便对华尔街的竞争力是否被削弱进行过一番争论。《经济学人》在2006年底的一篇文章中率先指出，美国崇尚的金融自由主义给自己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一些逐渐富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不再将美国当做融资首选，俄罗斯企业更多选择在伦敦进行境外上市，而中国企业大都选择香港，并且出现一批回归A股市场的大型企业，比如中国工商银行。与之相对应的是有数据表明，从2002年至2006年，日本、英国和香港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值所占GDP比例分别从52.9%、117.9%和268.0%提升至103.4%、160.9%和786.4%，同期美国仅从145.7%升至160.9%。包括迪拜和新加坡在内的新兴金融中心的发展和壮大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全球金融格局。

　　《经济学人》将问题归结于以严苛著称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所代表的繁文缛节、代价高昂的法律纠纷与诉讼、监管机构的繁杂分散及压榨公司以赢得选票的不当做法。麦肯锡在2007年1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持相似观点，认为以当时的趋势发展下去，纽约将在5年内失去7%的市场份额，相当于减少6万个工作岗位。7个月后，次贷危机第一次集中爆发，华尔街在其后的两年里便完成了麦肯锡原以为需要5年才能完成的衰落，甚至跌落得比预期的更猛烈。

　　无论华尔街还是华盛顿都已注意到美国金融业竞争力受到威胁的事实。鲍尔森在2006年11月的一场演讲中即表示将关注这个问题，克林顿政府的通货监理官、现为华尔街一员的尤金·A·路德维格(Eugene A. Ludwig)不久也表示了类似担忧。他指出非美国银行通常在更为清晰和连续的监管规则下运营，这是它们可大加利用的优势，尤其是当美国金融业处在极端严格的控制下时。

　　监管确实正在成为关系到华尔街未来生存境况和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奥巴马政府在6月17日公布了新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涉及华尔街银行、保险业、各类基金甚至像通用电气这样拥有重大金融业务的大型公司，在赋予美联储系统性风险监管权力的同时，将把透明性强加于场外衍生品交易等不透明的金融市场领域，并赋予政府前所未有的权力以接管一旦倒闭将对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冲击的机构。

　　几乎涉及美国金融业每个角落的新方案引起激烈争论。政府认为通过更严格的资本、流动性和杠杆比例等监管要求能控制金融机构对高风险、高利润的无节制偏好，但华尔街看到的是一个交易成本增加、创新动力下降、薪酬体系受限和每股收益降低的未来。以新成立的用于监管包括抵押贷款和信用卡在内的消费类金融产品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为例，华尔街认为其将扼杀创新而使贷款更为昂贵，在计划出台前后均为此展开大力游说。而那些被认为规模过大、相互关系紧密、一旦倒闭将会危及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因此需要特殊关注的“第一级金融控股公司”(Tier 1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中的大部分已处在美联储的监管之下，但它们正急于摆脱政府的束缚。

　　如果能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并防止类似危机再度爆发，那么新方案虽然在短期内将使华尔街的吸引力和盈利能力下降，但从长远来看无疑有利于美国金融业竞争力的提升。但遗憾的是，这份长达88页的“白皮书”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方面没有给人以信心。最受诟病的是对于“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合法化”—允许政府接管、分拆超级金融机构无异于对“大而不倒”的默认和支持，与美国历来宣扬的自由竞争法则背道而驰。

　　虽然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革方案，奥巴马也表示希望藉此创造一个能使市场自由公平运行的框架，消除导致正常商业周期也可能引发金融系统崩溃的脆弱性，并打造一个对企业和消费者都有利的金融系统，但在这些努力和美好愿望背后的现实是，美国政府的庞大监管计划只是对现有金融系统的反复修补和多方利益集团彼此间的妥协产物，而非如罗斯福在1930年代所做的那样，真正开创一个彻底颠覆整个产业的新时代。后者当然难以实现，尤其是考虑到现代金融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极大复杂化和彼此间盘根错节的牵连关系，但这才是真正具有持久价值的东西。

　　总体而言，华盛顿向积疴缠身的华尔街开出的是一份表面严格但并无实质性后果的药方，服用后或许会在短暂的不适后有所好转，但病人并不能就此痊愈，而是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次陷入病危。对于更加虚弱却面临更多竞争的华尔街而言，政府的“宽容”并非好事，它需要的是一场强力变革以从根本上重塑自己的竞争力。否则面对全球经济实力和资本市场格局的逐渐演变，已在位多年的“国王”将因为内部的衰败而无力抵御众多虎视眈眈的异族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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