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荣家百年历史，此次荣智健只要不涉嫌刑事纠纷，日后东山再起，或有可期。

　　吴晓波

　　4月最大条的新闻是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因对赌澳元巨亏而辞职，媒体一时有“荣家谢幕”之说，我则不以为然。因为回望荣家百年历史，至少有三次险情比这一次要大得多，荣家也活了过来，百年家族岂是区区100多亿元的亏损就能击倒的。下面说说那三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34年。当时，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陷入空前大萧条，纺织业首当其冲。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荣智健是荣德生四子荣毅仁的独子)的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行业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已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而荣家事业的迅猛发展靠的是疯狂的举债扩张战略，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转眼间，市场突变，到1934年初，荣家面粉工厂全面停产，申新各厂也风雨飘摇。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他的好友陈光甫和宋汉章两人在荣宅陪他一宿，温言相劝，才算是没有走上绝路。

　　6月28日，荣宗敬派人到无锡向弟弟求救，族内有人担心，去救上海申新会把无锡的产业也拖进泥潭。荣德生执一茶壶在手说，“我与哥哥好比这个壶，一经破裂，虽持半壶在手，亦复何用。”他当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价证券全部收罗起来，第二天清晨就赶到上海，在陈光甫、宋汉章的斡旋下，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联合借款220万元，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区区200多万元仅够荣家多吸几天的氧气，1934年7月4日，申新公开登报宣告“搁浅”。荣宗敬只有向国民政府告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曾经想一口吃掉申新，他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

　　荣家那次逃生，靠的又是陈光甫仗义出手，申新与中国、上海两银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才保住了所有权。荣家兄弟如同两个溺水之人，日日拼死扑腾，一直熬到一年多后市场转暖，才终于熬出生天。

　　荣家第二次大危机发生在1938年，抗战爆发后，日军攻陷长三角。荣家经略了30多年的庞大产业聚集于上海和江苏，全数都在日军的炮火覆盖之下。战事中，无锡、上海两地企业设备被毁纱锭18.7万锭、布机2726台、粉磨36部，荣家产业三去其二。在如此绝境之中，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西迁内地，再度创业办厂，总算保住一点血脉。八年抗战胜利后，荣家再次复兴。

　　荣家第三次倾家荡产，则是在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毛泽东提出让私人资本在中国“绝种”。

　　荣毅仁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资本家。1954年，国家对私人企业施行“赎买定息”的政策，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股息。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资本家阶层。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亿元，几乎占总私股的一半。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他在香港)，占975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荣家在大陆的所有工厂在一日间全部公私合营，收归国有。文革爆发后，荣毅仁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被彻底打倒。其独子荣智健被下放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改造。直到1978年，邓小平复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与邓关系交好的荣毅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并获准创办中信集团，才又一次开始了财富生涯。

　　与上三次危机相比，此次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其资产缩水33亿美元，但是他仍然在中信泰富拥有超过11%的股份，只要不涉嫌刑事纠纷，日后的东山再起，或有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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