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龙飞
4月8日下午6时20分,荣智健的座驾驶出他奋斗了20多年的香港中信大厦,在闪烁不停的闪光灯下,67岁的老人一如既往的平和。直到车子开了很远,他才回头看了一下。爱女荣明方、长子荣明杰还在这栋大厦里,但荣家还能否将中信泰富这艘航母控制得如臂使指?
这位中国硕果仅存的上世纪真正贵族,离去的身影有些孤单。一如外界所料,4月9日中信泰富(0267.HK)股价开盘狂涨,中午收报涨13.41%。
荣智健失去了什么
中信泰富与荣智健无疑都有着深厚的时代烙印。
从股权结构上看,这毫无疑问是一家红筹国企。但自上市起直到2009年4月8日前,他的实际掌控人却是公司第二股东荣氏。荣家低调、优雅、神秘,充满了贵族气质。骑马、高尔夫、狩猎,曾接触过荣家的英国皇室很容易就能与其找到共通点。但香港政经界对荣家的共识却是:北京乃至香港政商界人脉最广、关系经营最深的家族。即使“特首”想从侧面与中央沟通,渠道通常都是荣智健。
凭借着深厚的背景,荣智健长袖善舞。“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与大股东中信集团若即若离,这是中信泰富独特的经营方式。
从1992年开始,荣智健一直吸纳中信泰富的股票,期望完全控制这家紫筹股(红筹加蓝筹等于紫,又有紫气东来之意)。他曾略带委屈地对香港媒体表示:“那时候中信香港集团成立以后,总公司调拨给我们3000万美元的开办费,这3000万美元我早就还了,我还交给了总公司110亿港币现金。”可是每当公司遭遇危机之时,他又常常是直飞北京求援。1998年如此,2008年亦如此。
但一切也许已在4月8日戛然而止。
荣智健的替代者是常振明,常是中信集团的老臣子,德高望重,声名甚佳。他早年曾是中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后调任建行行长,2006年他又回到了中信集团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有意思的是当时他已经担任了中信泰富董事一职。
老早以前,在中信泰富内部员工眼中,常振明是“皇上”派来的“巡检使”,而且很可能随身携带“诏书”,刹那间就可变身为有生杀予夺大权的“钦差大臣”。这并非毫无理由的推测。2006年从建行回来后,常振明就接到了一个任务,为总值8000亿元的中信集团谋求海外上市。分析人士认为,中信泰富如果可以为大股东完全控制,这就是一个现成的平台。
此次常振明接手中信泰富,投资界之所以击掌叫好,就是因为荣智健的离去也意味着大股东的登台。而常振明极有可能重新利用中信泰富,以吸收并购等方式装入中信集团的资产。其实,早在2008年10月28日,中信集团已经调派人手到中信泰富“协助财务工作”。
有趣的是,接任荣智健掌控的中信泰富后,常振明并不从中信泰富领取薪金,而是像公司其他执行董事一样,收取每年15万港元的董事袍金。有评论认为,由此可见常振明的根基依然还在北京,有意无意间,已完全成为大股东的代言人。
诡异的投机
究竟为何荣智健会失去苦心经营多年的公司控制权,大家都清楚。衍生品投资巨亏的事前前后后已经谈论了半年,但还是没有人能把它说清楚。因为整个错误太低级了,低级得有些诡异。
“他们是运用错了衍生工具。”荷兰银行金融衍生品专家何启聪表示,其实不用何启聪这等专家,就是普通证券分析员都会发现,这种衍生工具根本不是在对冲而是在对赌,而且对赌双方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据说中信泰富买入外汇金融衍生产品,是为了对冲投资澳洲矿业一个涉及16亿澳元矿业项目的外汇风险。但在这次投资上,中信泰富实际上最终持有90亿澳元,炒汇金额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4倍多。公司与香港数家银行签订了金额巨大的澳元杠杆式远期合约,与欧元兑美元、澳元兑美元汇率挂钩,实际上是做空美元、做多澳元。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但仔细去读中信泰富衍生产品条款,会发现很不平等的地方,其中包括澳元和欧元两个货币,最终是以币值较低的一个币种结算,这使得他们的风险无法得到控制。如果澳元汇率不能升到公司与银行事先约定的水平,中信泰富必须定期购入大笔澳元,直到澳元汇率上升到有关水平为止。
“愿意签订这样的合约,简直就像是红了眼的赌徒,把老婆也压在赌桌上。”一位跟踪研究中信泰富多年的分析员说,该公司在历史上有不少以小博大的投资,但有这种不顾后果的投机的确少见。
果然澳元大跌,中信泰富最高合约浮亏达147亿港元。如果主要控股股东中信集团不是提供1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中信泰富将陷入破产境地。最终在2008年12月,中信泰富以亏损91.55亿港元的代价结束了这场诡异的投机。
“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些小公司,甚至国内一些小的上市公司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不熟悉国际投资市场的游戏规则。但发生在中信泰富这种在国际市场博弈多年的紫筹股上,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上述分析员表示,中信泰富的财务部门里有十几名国际名牌财经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而且不少高材生有投资公司的实操经验,“他们不可能看不到其中的风险”。
更诡异的交易
事后荣智健召开记者招待会称,对于这项投资他事先并不知情,是财务部门绕过他所做的决定,而财务部门的两位负责人也最早被“问责”。但外界对于这种解释不太认同,基本认为两人只是“代罪羊”。而后荣智健在财务部门任职的女儿荣明方也被免职。
如果只是女儿少不更事,那也罢了,但老辣的荣智健在此事上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2008年10月21日,香港民主党主席兼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记者会上表示,中信泰富早于9月7日,已获悉该公司因进行杠杆外汇买卖合约导致巨额亏损,但董事局一直未向公众披露,直到一个半月后,公司市值损失过半时才作公布。该公司股价9月5日报收于24.9港元,其后股价逐步跌至14.52港元。
更有甚者,中信泰富巨额亏损的消息可能早于公告提前透露,而事先获取信息的内幕人士提前沽空,获取暴利。证据之一是澳元大跌以来,中信泰富的沽空规模忽然急剧上涨,甚至是出事前的十几倍。巨亏事件公布后,股价最低跌至3.66元,沽空者获利众多。其后有传言直指荣家正是此间获利者,消息传出后,荣智健主动增持股份。但外界随即质疑,2008年荣智健一直在增持公司股份,但在9月5日停止,而两天后,公司巨亏的消息在小圈子内传出。
正是这一系列的异常交易让这件巨亏事件更加复杂,荣家在沉船前再捞一把?各种猜测纷至沓来。2008年香港证监会首先介入调查,继而到了2009年4月3日,香港警方高调到中信泰富搜查文件。此时,外界已经解读为警方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人证、物证。否则以国资委直属中信集团子公司的身份,警方也不敢轻举妄动。
当年故事
警方介入后,荣智健已经避无可避。究竟失去了什么,最清楚的恐怕还是他本人。中信集团替荣智健结束“巨亏事件”后,大股东在中信泰富的持股量由29.44%增至57.56%,荣智健持股量则由19.08%摊薄至11.48%。
在辞职信中,荣智健表示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面对这个现实,本人觉得退位让贤对公司最为有利”。语句中不乏落寞,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
“荣智健还有翻身的可能吗?”采访中,记者听到了不下十次这样的反问。让行家看好荣智健的是他过往30年的“隐忍”与“张狂”。
上世纪50年代末,当全中国还处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有着极大反差的年代,16岁的他开着一部敞篷跑车,呼朋唤友,斗狗喝酒。父亲荣毅仁对这家中唯一的儿子非常看重,亲书了“稳、忍”二字赠之。荣公子也逐渐开了窍,大学毕业后在白山黑水间隐忍了8年,抬路轨、搬大石。
1978年,已经36岁的他毅然奔赴香港,凭借世家子弟在海外的人脉,以及早已磨练出来的平和外表。荣智健用父亲解放前存在香港的600万港元起家,四五年间身家滚动到4800万美元。
1986年,荣智健加入父亲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为中信香港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以其国内接受教育,国际商场打滚的魄力,荣智健得到了中央的认同,赋予了他极大的权利与支持。
1986年至1996年,香港人喜欢用“收购香港”来形容荣智健。十年间,几乎每次他都是以小博大,几乎每次他都获得中央的支持。1987年趁香港股灾,他收购了国泰航空。1990年又收购了港龙航空,同年又成为香港电讯第二大股东。1991年用铁腕手段,荣智健以40亿元资金收购了资产值70多亿元的恒昌企业。
中信集团前董事长王军是已故原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他是这样评价这位部下的:他做任何大的事情都会告诉我,我也在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干预,他在生意上的眼光很好,所以他的建议我很少会不同意的。
但在1996年,两人首次短兵相接。那年的冬天,荣智健只身飞赴北京,在北京长安街的中信大厦与王军单独会谈。春风得意的他想要走出与中信集团分家的第一步。在所有人眼中,王军与他父亲一样,刚毅不屈,据说当时中信集团内部高层没有人相信王军会同意荣智健的请求。但结果就是如此,以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而荣氏也一跃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听说当时荣智健动用了很多高层关系。”知情者事后表示,他巧妙地利用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背景,表示放股管理层,可以体现中央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展示一个认同世界规则的中国政府。这是他最为成功的一次战例。
时至今日,王军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依然表示,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做错。
春风得意马蹄疾,荣智健决定放手大干,从1996年到1998年两年间,中信泰富的商业帝国版图辽阔,从房地产、贸易到隧道再到民航、发电,包罗万象。但人算不如天算,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信泰富不仅主营业务受到威胁,股票在二级市场更是风雨飘摇。股价如果大跌,用以获得数百亿贷款的质押股票会被“斩仓”还债。而无质押的债务也会被催逼,荣智健再度飞赴北京……最后,还是来自中央的大批资金帮他渡过了那次难关,他也依然保持着中信泰富二股东的地位。
然而,十年后的这道坎,他再也迈不过了。一子错,满盘皆落索,虽然荣家第四代已经在中信泰富里安根,虽然荣智健依然在股东会上有足够的影响。但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权面前,这些多少显得有些无力。
红色贵族的幕布已经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