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初的政策支持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国务院批准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并给予了大力支持。

　　其中最显著的是财政支持，秦道夫说：“那个时候凡是做有关保险的事情，中央总是很支持，那时候，财政部每年都给我们俩亿多元。”随着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人保由人民银行下属司局“独立”，此后地位不断提高，到1984年，升格为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那个时候我开会都到国务院开，比如国家要搞扩大外汇出口，要搞出口信用保险，国务院首先找到我们开会商讨，我们就成立一个出口信用保险部，现在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出来的。”秦道夫说。

　　谈笑间“三没”成美好回忆

　　人保最初恢复，没人，没房，没交通工具。

　　经过20年的歇业，保险业恢复之初，在人才和资料方面，严重紧缺。“第一是没有人，原来人保的老人没回来的，都老了，总共就两三个人回来了，地方上也没人。”秦道夫说。

　　人保的干部多是从人民银行等相关机关调来的，人保组织学习班培训，但国内有关保险的学习资料几乎为零。秦道夫说：“我们有个老同志写了一本书，手抄的，是保险基础知识，传着看，这本书就当了宝贝了，大家都在看。第二次再找就找不着了，到现在作者也不知道这本书哪里去了。”

　　为解决人才断代问题，人保在湖南长沙成立了专门的保险管理干部学院，委托大学开办保险培训班，有的大学还成立了保险系，派干部去日本、英国等国学习，学期从两个月到一年都有，其中有中国第一个公派精算师学员，学了4年，这也是人保外派学习人员中历时最长的。“人保挑选了福建大学数学系一名毕业生，回国后被派到中国人寿香港分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后来到一家中日合资的寿险公司任董事长。”秦道夫说。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保为我国保险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人保的种子撒向大地，山花烂漫，桃李满天下，如今，我们当初培养的这些人才哪里都有。外国公司也有，中国公司也有。从人保本身来讲，好似人才外流，但对我国的保险业来讲，是贡献。”秦道夫说。除缺人之外还缺房子。“那时候没房子，有的公司牌子挂在树上，还有的挂在居民房子上。一次我到湖南某一个县里，那是一个胡同，公司在里头，公司牌子挂在胡同口一家人的房子上，现在你到保险公司看，都有个大楼，那时候哪有楼啊，都是租的人家的房子，很简陋的。没有立锥之地。”秦道夫说。

　　没有交通工具，人保的工作人员去理赔，骑自行车去。“那时候我到底下去的时候，底下的呼声很高，说'哪怕给我们一部吉普车我们也可以，哪儿发生事情我们也可以及时到现场。'”秦道夫说。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人保的业务逐渐开展起来，困难也逐渐被克服。很快，人保开始在各省、市、县建立分支机构，恢复了如企业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等业务，并进行了农业保险示范。“那时候发展很快，全国的干部大概有7万多。每年都是以40%、50%这样的速度往上增长。”秦道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