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自强简介：北京华远集团总裁。1984年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至今主持或参与了华远近50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曾当选西城区人大代表、北京市劳动模范，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他是京城地产界的“大哥大”，冯仑是他的“学生”，潘石屹从他手中买走第一块地时，还不知道什么是“七通一平”(房地产基本术语)

　　他是京城的“地产总理”，上到国家政策，下到机场航站楼，他都毫不留情直言评说。

　　他是著名的“任大炮”，经常放出一些让买不起房子的网友们恨得牙痒的言论，例如“给富人盖房”说，以至于在“全国人民最想打的人”中，他赫然排名第三。

　　但他也被称为“最敢说实话的开发商”，他的博客留言里骂声不断，但赞许和肯定的评价也并不鲜见。

　　他深受员工的爱戴，甚至包括员工的孩子。不少员工的孩子大学毕业、拿到第一份工资后，也给他买了礼物。

　　潘石屹说，任志强是“真正的艺术家”。因为真正的艺术家，特立独行，不畏人言，游离于天使与魔鬼之间。

　　一、“血色浪漫”的一代

　　任志强自称是“血色浪漫的一代”，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1951年，任志强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籍贯山东叶县的父母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功臣，建国后也位居高职。但是任志强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多少庇护，当父母在文革中被打倒后，任志强也同样加入了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的队伍。

　　1966年，刚满17岁的任志强在“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下，到陕西延安县冯庄公社插队。作为一个从北京干部家庭到来的孩子而言，那里的荒凉与贫瘠让他体验到了另外一种人生。他曾说，陕西是他的第二故乡。

　　“那段生活给我的影响，是让我知道陈云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下，只为实’，要远比什么伟大啊，领袖啊更可靠。”任志强说，“因为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中国的贫穷。我们要做的，首先不是解放三分之二社会上受苦的人，而是解放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比他们还穷。”

　　任志强有一种骨子里的好强。当时知青之间经常进行各种比赛，有一次任志强没有得第一，休息时，他就从烧着火的煤炉中用手拿出一块烧红的煤球，给每一个人点烟。烧红了的煤球烫得他手上的皮肤滋滋作响，传出一股股焦皮的臭味，大家赶忙都把烟凑了过去，心里却都暗暗惊叹，这小子实在是太好强了。

　　1969年任志强参军到了38军，并且一呆就是11年。他先后任排长、连长、参谋，其间荣获了1次二等功和6次三等功。早在那时，他强硬执拗的性格就已经显露无疑。有一次他负责修理靶场，副团长带着优秀连队过来，要增加一堂打靶课。他当着一个连战士的面严词拒绝了，理由是你来别人也来，工期完不成谁负责？最后硬是把他们给轰走了。

　　一个小参谋轰走了副团长，团长给他取了个“鸡肋”的外号，意思是经常不听领导的话，但在某些方面又确实不错——“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对于那段军旅生涯，任志强无疑是自豪而留恋的。但他最后并没有留在军营，1981年，他转了业，然后开始下海经商。对此，任志强的解释是，“我不适合在部队当官，部队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能讨论，而是执行命令。部队和地方不一样，部队有更多的保密，不能让下面人进行讨论或让你知道。我不适合干这种，我适合干相对透明和可以引起争议的东西。”

　　曾经有好事者猜测，电视剧《血色浪漫》里男主角钟跃民的原型是任志强。一样的高干子弟背景，一样的插队、参军经历，最重要的是，一样的爱憎分明、桀骜不驯，还有惊人的坚韧的意志力，决不服输。

　　二，“不管工资高低，也得干国企”

　　潘石屹说，任志强从骨子里是反权威的，敢于说真话，不对任何事情妥协。即使离开了部队，任志强依然是这样。

　　离开部队后的他，创过业卖过早点。每天早上四点不到，起来炸油饼，夜里11点关门后开始算账，往往数钱数到睡着。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全都是硬币，一个一个地摞，得一桌子排开。

　　然后父亲作为一个老革命，始终不同意他干个体户，觉得工资不管高低，也得干国有企业，为革命作贡献，为穷人说话。

　　1984年，任志强出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这家企业的性质是国企。任志强从此与“华远”这个牌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96年11月，华远地产在港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进入资本市场的地产企业。此后，任志强带领华远房地产几年内保持了超过30%的增长。

　　2008年7月，华远被评为“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排行榜”上的北京房地产品牌价值10强，评委会的颁奖词是：“一个从不缺乏领袖与方向感的企业。长期以来，华远地产在国企的基础平台上做出了市场化的努力……充分见证了中国地产业市场化历史的变迁。……作为公司的掌舵人，任志强是这个行业的公共知识分子与代言者，也成为地产公共话题的制造者。虽然饱受争议，但是他始终捍卫发言的权利与坚持自己的立场，更难得的是，他的公司始终保持着来自同行的尊重。”

　　任志强带领华远取得的成绩是瞩目的。但在任志强看来，这么多年在国企工作，很大程度是因为父亲的影响和要求。“如果我在私营企业，会拿比现在高得多的工资。跟香港合资的时候，我的年薪可以拿到700万、800万，但现在国资委给我限定2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