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十大产业人物

　　在旧上海，几乎每个行业都有引领行业发展的翘楚，他们所奠定的产业基础，对今天上海的经济发展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文/ 雅婷

　　陆费逵 全国书业出版界的巨擘

　　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在上海宣布成立，陆费逵任经理，自此主持中华书局达30年之久。书局成功，使陆费逵成为全国书业出版界的巨擘。当时《申报月刊》二卷一期上，俞庆棠女士发表的文章中，甚至将陆费逵跟爱迪生、高尔基等人并举，认为是“自己挣扎的模范”。

　　在《我为什么献身书业》一文中，陆费逵说：“我19岁有感于买书难，拿当时的状况做比例推算，中国书业每年应有三万万元之营业。年少气盛，野心勃勃就决计献身书业了。”在这种想法的促使下，他与戴克敦、陈寅、沈颐等人暗中集资，编写新教科书并筹划创办了中华书局。

　　书局刚成立时，新教材内容新颖，一时间风行全国，几乎独占市场。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出书达5800余种，作者有梁启超、马君武、谢无量、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郑振铎、巴金、徐悲鸿、刘海粟等。中华书局的卓然大气由此可见一斑。

　　黄楚九 经营“大世界”的“滑头商人”

　　许多人知晓黄楚九，源于他的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其实，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商界，黄楚九激起的浪远远不止这一层。

　　十卷本的《中国大资本家》中，对黄楚九的评价充满了揄扬之意：我国民族西药业、民族娱乐业的先驱，只身闯荡上海，靠智谋、才干成为上海著名实业家。

　　对旧上海颇有研究的上海老作家沈寂说：“作为上海大世界创办人，黄楚九头上最大一顶帽子就是‘滑头商人’。关于他经历的民间版本很多，时间一长，黄楚九就成了旧上海不法商人的典型。”

　　黄楚九的曾外孙女曾宏燕女士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花了5年时间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并查阅大量资料。黄楚九在事业的顶峰时，涉足许多行业，房产、饭店、医院、戏馆甚至包括公墓，人称“百家经理”。曾宏燕说，这不是历史的偶然，更多得益于黄本人的眼光和经营理念。在大世界开办之后，上海滩又相继出现许多娱乐场所，但最后惟独大世界屹立至今。

　　郭琳爽 永安百货公司总经理

　　如今矗立在南京路上的华联商厦，前身是旧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永安公司。

　　郭琳爽接手前，永安公司已经名噪沪上。除经营环球百货外，还附设旅馆、酒楼、茶室、餐厅、舞厅、游乐场等。以致外人戏言：“只要有足够的钱，即使不走出永安公司的大门一步，也可以在这个小天地里过上一辈子。”

　　郭琳爽新官上任，立即在永安公司倡导改革，先是销售名牌产品，扩大国货经销的比重。商厦一改国货产品占25%的局面，将盛锡福的草帽、龙虎牌仁丹、三星牌蚊香等国产名牌引入店堂。商厦销售商品最早采取了“明码实价，包换包退”的办法，使国货产品一经销售，立刻走红。

　　此外，折子购货、发行礼券、代客送货都是这一时期具有永安特色的销售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公司还经常组织女职工在商场内举办大型时装表演，借以招徕顾客、推销商品。商品操作表演、美容表演、邀请电影明星演唱、赠送奖学金等一系列促销手段，更是使永安资本集团在与同行的激烈竞争中领先了一步。

　　陈光甫 旧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

　　在旧中国金融界，陈光甫与张嘉、李铭、钱新之并称为国内银钱业四大名旦，被后人誉为“旧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的摩根”。

　　1915年6月，陈光甫在上海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额定资本号称10万，实则收足7万余，且不说无法和资本雄厚的外商银行以及官办银行相比，就是在国内私营银行同业中也居末流，被人讥为“小小银行”。但今天的上海银行、上海商业银行(香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台湾)这三家银行，都是由这个当年不起眼的小小银行发展起来的。

　　陈光甫信奉“本行所恃为命脉者，即为服务二字”，主张“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首先推出“1元开户”，很快便受到城市中下层市民的普遍欢迎。另外在放款和汇兑上也力倡“服务”。如举办500元以内的职工低息小额贷款，免收个人小额汇款的汇费等。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其他银行、钱庄不屑一顾的，而恰恰是这些业务，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整个存款额从1915年的57万元增至1926年的3244万元。

　　项松茂 中国西药业设厂自制药械的先驱

　　1911年，时任中英药房汉口分店的经理项松茂，与上海五洲药房终身董事黄楚九过从甚密，在黄的力邀下，项松茂走马上任五洲药房经理。

　　上任后，他以“勤俭”二字作为办企业的方针，将店中华丽陈设变卖移充经营资金，又增聘药剂人员，加强自制本牌成药，如治疗贫血症的“人造自来血”、健胃补虚的“补天汁”、调经的“月月红”、化痰止咳的“助肺呼吸香胶”等药，成为五洲药房的品牌药。

　　“五四运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情，为国产成药打开了销路。这时项松茂已经脱离了黄楚九，独立经营五洲药房，但还是以国产药为主。此时的项松茂，萌发了发展我国民族制药工业的愿望，不久后首创亚林臭药水、东吴药棉、甘油、牛痘苗和国产固本肥皂。由于五洲厂肥皂质好价廉，销量大增，引起英商祥茂洋行的嫉恨，他们提出，愿付高于五洲厂总资产的代价，收买全部生产资料和商标，遭到项松茂的严正拒绝。英商收买不成，随即将祥茂肥皂跌价倾销，妄想迫使五洲厂倒闭。

　　项松茂针锋相对，毅然削价销售固本肥皂，并将制药部的利润来贴补制皂部，保住企业，并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使五洲固本肥皂成为名牌畅销产品，挫败了英商垄断皂业市场的企图。

　　刘鸿生 煤炭大王

　　刘鸿生涉足的行业很多，在经营上，他合轻重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于一起。各企业在经营上实行独立自主、各负盈亏的制度，“在资金融通上可以收截余补阙、互相挹注之效”。这是刘鸿生特有的“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实际管理经验。依靠这个原则，刘鸿生登上了“煤炭大王”的宝座。

　　1912年，他联合煤商，亲自带着泥水匠到上海附近各地为窑家改制窑炉，并试验火力，窑家发现烧煤不仅效果好，而且成本低，于是都改烧开滦煤。刘鸿生向窑家推销煤时，用木船将煤运往窑地，同时收购窑家的产品-——石灰、砖瓦等，运往上海销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滦自备的运煤船只被政府征用，刘鸿生设法自租轮船将煤运往上海，这3年时间的经营，使他获利100余万两银子，成为其后来从事其他行业的资本和基础。1930年，刘鸿生在上海四川路建造了一幢8层的企业大楼，将公馆也迁到8层楼上。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顶峰时期。

　　虞洽卿 官商两道皆通的人

　　根据历史研究所的史料记载，西藏路在1936年，曾以宁波人虞洽卿之名，改名为“虞洽卿路”，为此还举行了一场极为隆重的命名庆典，轰动了整个上海。

　　在旧上海，无论是商界还是政界，虞洽卿都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921年，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航运集团已拥有18条轮船，行驶上海—天津、大连—福州、上海—广州三条航线，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私人资本航运集团，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上海航运巨头。

　　虞洽卿的成功，得益于宁波众多同乡的支持。早在1908年，虞洽卿发起组织四明银行的同时，就鼓动同乡创办宁绍轮船公司，自任总经理，租用大达码头，设置了堆栈，开辟了沪甬航班。为了与外商轮船公司竞争，公司降低票价，但外商公司也随之降价，同乡闻讯后，组织航运维持会对公司进行贴补再度降低票价，终使外商公司退出竞争，宁绍轮船公司就此站稳了脚跟。

　　在商业经营的同时，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虞洽卿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05年上海发生大闹会审公堂案，虞洽卿作为知名人士参加了调停活动，事后，虞洽卿成为沪上妇幼皆知的大闻人。1929年4月，当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

　　冼冠生 冠生园的创始人

　　冠生园的前身，是由广东南海人冼冠生开设的一家名叫陶陶居的小店。冼冠生的朋友李修章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上海南市有个大舞台，就是新舞台，中国人第一家开在南市的戏馆，新舞台就是做戏的，看的人特别多。而冼冠生做的陈皮梅，到戏馆里去兜生意，生意挺好。

　　后来，永安公司吃掉了这块地皮，陶陶居只得撤到了老城厢九亩地，另起了一个名字叫冠生园。他从雇着几十个小贩沿街叫卖起家，到三十年代提出“食品救国”的口号，1939年，冼冠生获得了上海滩“月饼大王”的美称。他聘请影后胡蝶为形象代言人，打出那句“惟中国有此明星，惟冠生园有此月饼”的广告语促销，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

　　他很会向同行借鉴经验，1933年他率各部门负责人到日本参观访问，得到启发，回国后制出了杏华软糖、鱼皮花生等产品，他还雇佣外国技师制作了果酱夹心糖，这些产品在我国都是首创。到1949年，冠生园在全国各地设分店37家，已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食品企业。

　　汤蒂因 金笔汤的传奇

　　因为父母的重男轻女，汤蒂因14岁时就辍学了，然后应聘到益新金笔行做了一名女店员。

　　尽管汤蒂因表现出了极高的经营天赋，但是当时国内的金笔制造业，还是十分年轻幼稚的工业，就连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上海，也只有10多年的生产历史。她只能把这些有关金笔制造的信息暗暗记在心里。

　　19岁那年，汤蒂因断然拒绝了店主纳其为妾的要求，并因此下定决心彻底离开了益新，自己开办了一家“现代物品社”。“益新”的老板并不死心，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知试图挤垮她。汤蒂因根据情况，对那些信用可靠的客户，给予优惠，即采用放账或邮购的方式，用户收到通知，只需寄来一张订货单，等收到货、验过质量之后再付款。 而对于货源，汤蒂因更是胸有成竹，她很快将集中起来的订货单分类，到上海滩有名的“合记”、“合众”、“育新”、“鼎新”等文具店去批发进货。这些文具店果然是有生意就做，对“益新”的通知毫无顾忌。1942年，汤蒂因的现代教育物品社销售的绿宝金笔，借助报纸、路牌、电台广告的宣传，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1955年，毛泽东主席更是热情地称呼她为“金笔汤”。

　　叶鸿英 外贸耆宿

　　叶鸿英7岁时就随父母迁居上海。14岁在其父经营的大昌杂货店当学徒。满师后，随张尚德赴日本北海道经商，往来于北海道与长崎之间，采购海味杂货运往上海销售。

　　1877年，张尚德等集资在长崎开设丰记号，经营海味业，叶鸿英在丰记号任职员，因其经营有方，深为业主器重。丰记号后来在朝鲜的釜山、仁川、元山各埠开设的分店，都是他协助开设的。

　　1881年，叶鸿英离开丰记号，返回上海开设源润昌行。生意有了进展后，又赴长崎、海参崴组织货源，扩充外贸业务。1889年，叶鸿英筹集巨资，开设源来号，经营进出口贸易，直接从日本进口海参、鲍鱼、鱼翅、干贝、虾米、海带等商品批发给“行家”(小型批发商)，并经营出口木材、棉花、海蜇、金针、木耳等商品。

　　1931年，叶鸿英又在上海开设元兴行，并在香港设分号，由其长孙叶元和任经理，负责向南洋群岛开展贸易。专营进口印尼海味，继又进口南洋群岛土特产如栲皮、石花菜、胡椒、生粉、大米、食糖、檀香木等，出口布匹、绢丝等，还兼营南洋华侨来货代销业务，得到了南洋华侨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