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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集团新船长唐双宁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14日 11:04 当代金融家杂志
新船长——老唐 “Old Tang”,The New Captain 尽管唐双宁履新光大集团董事长已经4个月有余,但更多面见其人者仍然习惯称他“唐主席”而非“唐总”。“叫我老唐吧。”他的言笑令那些不知所措者感到放松。以浸淫中国金融业25年的经历来说,以“全能型监管专家”的资历而论,唐双宁确该被称为“老唐”。 不久前唐双宁到大连参加达沃斯论坛,大连的市长请他坐船从海上看看大连:“过去你在陆上把大连看遍了,这次在海上感受一下。”不知道这个安排有心还是无意,唐双宁有着自己的“悟”解:我多次参加这样的会议,与以往不同的是,我这次的身份不 是金融监管者,而是被监管者。 感受如何?那个横披为“大致如此”的楹联可以大致如此地描述唐双宁此时的心境:在机关昂首挺胸做公仆,否则没有权威;到企业猫腰低头当主人,不然没有钱赚。这是他看望光大集团首任董事长王光英时即席所赋,并在不久前香港的一个记者见面会上亦如此表示。“对仗可以,平仄需要斟酌。”事后他如是回味自己的这幅作品。 显然,驾驭光大这艘锈迹斑斑的战舰并非如海上看大连。“铁腕人物”、“微服私访”,唐双宁对媒体给他这位新船长身上涂抹的新色彩表示淡然:“我不过是周末没事干的时候到营业部转一转,哪是什么微服私访?”接着他依然会乐道自己的感慨“现在的经济学家缺少哲学思维”云云。据说,他在参加十六届七中全会和十七大发言时,就曾提议在高级干部中开展学哲学活动。 如此,“老唐”改革光大的哲学何为?-在运动中解决问题。“第一步总算迈出去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第二步也许更难,但一步一步走总是能走下去的。如果不迈出第一步,‘光大’就会被憋死。” 白衫,布鞋,唐双宁一如往昔。但所有踏过光大走廊里那似乎有些过分松软的红地毯的人都会知道,“在运动中解决问题”,那是一个最为实际的选择。 行进中变阵 专访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 本刊记者/李中东 庄春光 运动状态下改革 《当代金融家》:从监管者到被监管者的角色转换,当然不会简单得如海上看大连。您也曾经说过“光大是一部天书”。这一方面说明了光大本身的错综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能解之者少而又少。您认为,您是“真人”吗?解读这部天书的玄机又在哪里? 唐双宁:那个横批为“大致如此”的楹联,也“大致如此”地说明了我对角色转换的认识。 我之于光大,究竟是不是“真人”,这不好说,但我会不遗余力解读它。在运动中解决问题,是改革光大的要点所在。面对改革的复杂性与紧迫性,需要松紧有度,有张有弛才行。第一步改革重组方案总算推出来了,也许要走的第二步更艰难,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与矛盾,但必须坚定地走下去。 《当代金融家》:光大银行是光大集团最主要的资产。5年前,光大银行资产是兴业银行资产的5倍,但现在兴业银行已经上市,并且资产已经远远超过光大银行。而在这5年中,我们看到的是,光大集团改革重组方案拖了三年半,难产;光大银行上市也一直在“酝酿”之中,难闻楼梯响。 唐双宁:光大集团1983年成立时,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客观地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拥有银行、证券、保险和实业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总资产达到7000多亿元,为国民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为香港的繁荣稳定,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光大集团面临着多方面突出的困难和问题,改革已经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我把它概括为“三多三低”:历史包袱多,集团债务缠身,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靠自身努力消化;关联交易多,一套班子管理两个法人企业,内部两个管理总部职责定位不清晰,不仅管理成本高,关联交易也非常严重;银行不良资产多,一度不良资产绝对数较大,拨备覆盖面小,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三低”指的是银行管理水平低,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弊端,违规违纪现象严重,案件频发;市场份额占比低,由于业务拓展缓慢,市场份额不断萎缩;员工士气低,市场形象受损,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员工信心受到极大影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沉疴旧弊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虽然某一时段、某些方面也在扭转,但总体形势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人心思改,人心思变,已到了不改革就难以为继的地步。 《当代金融家》:既然不改革已经难以为继,既然非改不可,那为什么会久拖未决? 唐双宁:光大改革的艰巨性主要由于光大本身的复杂性。首先,是资产及业务上的复杂性。目前,与同业相比,光大集团资产总量虽然不是很大,但产业结构门类齐全,有银行、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上市公司等金融企业,还有环保、会展、房地产、石油、饭店、旅游和物业管理等实业企业,涉足了许多行业和业务领域,但产业之间关联度不高,价值链互补性也不强。还有机构及股权上的复杂性。 集团所属企业数量众多,子公司、孙公司错综复杂。从形成上讲,有直接投资的,又有兼并收购的;从市场区域讲,有境内的,又有境外的;从业务领域讲,有金融企业,又有实业企业;从股权结构讲,有全资、控股的,又有合资、参股的;从管理上讲,有直接管理的,又有托管、代管、挂名的;从经营状态上讲,有正常经营、能够盈利的,又有经营困难、回报不多、效益不好、停业清算的。债权债务关系上的复杂性。有拖欠人民银行、财政部的债务,有拖欠外部银行的债务,有集团与光大银行及其他所属企业关联交易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有光大银行为集团对外融资提供担保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实有的或有的债务成堆,债权债务关系链条纷繁复杂。 管理体制上的复杂性。在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中,光大的管理体制十分特殊。横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存在两个独立法人,两个管理总部,但又是一套领导班子;资金往来密切但财务上又没贯通,不能真正并表;同一集团、相同岗位但又实行多种分配体系。 人员上的复杂性。历史上集团领导班子已经调整过6次,员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自各个方面,有组织任命、领导推荐、行政安排、关系介绍的,也有市场招聘、专门引进的,背景经历、工作经验、专业能力、工作素质参差不齐。工作和管理中的默契程度、工作理念、团队精神、企业文化等,至今仍需要耐心磨合、精心打造和悉心呵护才能形成。 改革内容上的复杂性。光大改革涉及业务领域广泛,产权结构多样,管理体制复杂,改革要实现金融和实业分离,改革重组集团、实业和银行,还要实现上市。改革内容的复杂性给方案设计增加了许多难度,执行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会发生许多摩擦和碰撞。 《当代金融家》:光大改革与其他银行相比有何不同? 唐双宁:应该说,有三点不同: 一是改革内容不同。国有商业银行是同一行业,一级法人,性质单一,是一家企业、一个目标的改革;光大改革要涉及多个行业,管理上是多级法人体制,性质复杂,是多家企业、多重目标的改革。 二是改革程序不同。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可以采取国家直接注资的方式一次完成;光大是股份制企业,不仅有国家注资、市场化重组等不同的选择方式,而且还须经过绝大多数股东包括境外股东同意的法定程序。 三是改革环境不同。光大除了境内的业务以外,还有大量在港企业,因此改革重组工作要充分考虑保持在港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当代金融家》:有报道说您从6月到光大上任以来,经常“微服私访”,到营业网点去感受“真实的光大”。事实真如媒体所言?您看到了什么差距?如何解决? 唐双宁:说“微服私访”有点言重了,我就是星期天没事的时候到网点走走。 确实看到了差距,因此光大改革的主要举措就是去弥补这些差距。 光大改革总体策略是:改革与发展两不误。而改革重组是当前的工作重点。如我在前面所谈到的,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完成改革;集团改革与银行改革两不误,集团改革是银行改革的依托,银行改革是集团改革的主线;总部改革与基层改革两不误,改革自上而下推动,更需要上下联动。在光大改革中,每个层面都有自己的定位,通过不同层面的工作,最终形成合力,推动改革向前迈进。 从其他银行改革的经验来看,国有银行改革已经实现了“形似”,但还没有达到“神似”。而光大连“形似”都没能实现。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中客观存在着“三段论”,即靠关系的“面子”管理,靠体制制度的“眼睛”管理和靠大脑的艺术管理。体制制度的管理是管理的中间层次,光大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大脑的艺术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层次,光大的距离更大。可以说,光大目前在管理上实际是初小水平,要补的课很多。 金融创新是中国金融业的生命,是中国金融业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和今后的大势所趋。中间业务收入是衡量金融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光大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在5年内,要力争达到40-50%的水平。同时,在金融创新中,理财业务是一项重要的产品创新,光大银行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和市场影响力,其中“阳光理财”系列产品要争取尽快从单一产品创新向系列产品持续创新转化。 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依靠群众的向心力,必须认识到抓住市场机遇、抓住改革这个主要矛盾,把蛋糕做大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积极营造健康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把握员工思想动态,使大家真正做到轻装上阵,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身体力行。通过内外合力,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最后是人才问题,现代企业竞争,人才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 而人才问题又恰恰是光大最突出的“短板”,特别是综合型的战略规划人才、国际型的金融创新人才、新业务的高端研发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综合型管理人才更为匮乏。我们考虑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内部挖掘举荐人才;二是整体培训培养人才;三是外部招聘吸引人才。 《当代金融家》:8月21日,光大集团纪委在集团系统内通报了10个严重违规违纪违法案件。您之前一向被誉为“全能型监管专家”,这样的情况是属于曾经作为监管者的“职业习惯”,还是属于被监管者自曝家丑?您不担心这会对未来引进战略投资者产生负面影响吗? 唐双宁:这些案件是客观存在,而且都是被审计部门查出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光大自己通报这十起案件,不但不会影响到引进战略投资者,反而有所促进。因为这些案件都是事实,即使自己不曝出来,别人也会清楚你有问题。而如果自己公开病情,求得医治,只能有利于身体健康。 解读金融控股 《当代金融家》:日前,光大集团获得了第一张国家持股的金融控股公司牌照,成为少数拥有“驾照”的金融控股集团。事实上,光大也是国内最早的混业经营机构。眼下。我们更多看到了分业经营的中资金融机构在与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不对等竞争? 唐双宁:这个问题我想从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历史发展开始谈起。金融控股集团作为一种有效的金融组织形式,是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必然选择。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历史看,综合经营在大部分时期被多数国家所采用,是金融业发展的常态;而分业经营只是特定国家特定阶段的产物,属于一种特殊形态。 1929年以前世界各国金融业基本实行综合经营;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商业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严格分离,这是对综合经营的否定;1999年,美国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以建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形式实行综合经营,这是对综合经营的否定之否定。可以说当今天下,综合经营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已基本成为现实。 中国金融业在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也曾经实行某种程度的综合经营体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改为分业经营体制。但从发展趋势看,综合经营今后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既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因为加入WTO 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压力所决定。 《当代金融家》:您怎么看金融控股集团的优势和弱势? 唐双宁:从国际金融业的实践看,金融控股集团存在其特定的优势: 防火墙效应,即金融控股集团与各个子公司之间的独立法人关系,特别是母公司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子公司的债务清偿及破产危机承担有限责任,可以从制度上较好地来解决金融集团内部的风险传播。 股权杠杆效应,即母公司只需拥有子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就可达到控制子公司的目的,而子公司把自己的资本作为控股资本继续投给次级子公司,这是资本的递延放大,使控股公司能以较少的资本控制更多的资产,延长投资半径,极大程度地提高资本收益。 组织协同效应,即金融控股集团处于集团内全能型组织架构的顶端,决定了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战略决策与长远发展规划,而不是专注于业务经营,这就使得母子公司在宏观与微观,当前与长远等方面能够更好地分工合作,统筹兼顾,产生理想的协同效应。 合理避税效应,即集团内各子公司盈利状况不一,在同一年份,有些子公司盈利,而有些子公司可能亏损。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集团内合并报表,就可以用盈利部分的利润冲销一部分亏损,减少总体纳税额。 当然金融控股集团也确实有其弱势:比如内部关联交易风险,由于子公司间不可避免地将发生资金划拨、利润转移、相互担保等活动,控股公司内一个企业的经营困难或危机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给集团内其它企业带来风险;再比如监管风险,由于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涉及多个行业的监管当局,这些监管机构在监管目的、方法和重点上各有不同,有时难以统一协调,容易产生监管盲区和真空;还有集团的利益冲突,按照现代公司理论建立起来的金融控股集团由股东、管理者、员工以及相关的利益群体所组成,其中每个利益主体都希望按照市场分配原则分享最大的收益,各个利益主体在利益上的矛盾就有可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减弱金融集团本应具有的协同效应和互补效应。 《当代金融家》:中国的金融控股集团尚处初创阶段,不少因素制约着其发展。您认为,目前制约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唐双宁:首先是金融控股集团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目前中国的金融控股集团主要还停留在理论研讨和实践摸索阶段,尚未出台有关的法律,也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金融控股集团作为一类特殊的公司,没有金融企业资格,通常被视为一般工商企业,除了可以适用《公司法》的一般规定外,并没有专门适用的法律制度;金融控股集团的定义、类型、法律地位等基础问题没有解决,使得其发展受到限制。 其次是公司治理机制和内控制度不健全。从国外看,金融控股集团作为一种有效的金融企业组织形式,一般都拥有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健全的内控制度,我们这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另外就是要注重资本控制与组织架构的相互适应。金融控股集团的资本控制制度应当与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相适应,既要防止控股公司过度干涉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使子公司等同于控股公司的分支机构,无法发挥其独立法人的积极性;又要防止子公司权力过度膨胀,使控股公司对子公司的资本控制与约束形同虚设,金融控股集团的整体利益受到破坏。 《当代金融家》:您曾经把中国现阶段金融控股集团按照事实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有名有实的金融控股集团,如光大;第二类是准金融控股集团,如中信、平安;第三类是次准金融控股集团,如商业银行在境内外以合资或独资形式设立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事实上,这样的分类法把光大置于风口浪尖,光大注定要成为中国金融综合经营的“试验田”。您打算怎样描画它呢? 唐双宁:确实如此,“第一个吃螃蟹”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光大集团身上。并且正是由于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在初创阶段存在上述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就尤为需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根据目前光大集团的状况所做出的初步设想,光大金融控股集团要以光大银行为主干,以子公司制的模式为基础,同时充分借鉴全能银行事业部制模式的长处,形成一个子公司制与事业部制相结合的“混合型组织架构”,既充分发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防火墙效应和股权杠杆效应,又要能够发挥事业部制内部协调顺畅、信息充分共享等优势,使得金融控股集团这种新型金融组织形式充分发挥出特有的经营优势。当然这只是目前的一个思路,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好的论证。 具体而言,光大金融控股集团会特别注重这样几个问题:明确集团的战略规划和职能定位。首先要把光大银行做强做大,打造集团发展和客户服务的基础;同时也要制定证券、保险等各个子公司的发展战略,并确立未来整合的方式及规模;具备条件时还要积极向外发展。这样才能协调好集团内部资源,建立集团统一的战略规划平台、信息交流平台和内部监管平台,实现金融控股集团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与此同时,也应该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制度,加强风险管理和审计稽核的垂直管理。通过改革重组完善金融控股集团的公司治理机制,不仅要实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的有效制衡,而且更要将目标放在保证集团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经营业绩上来,使集团能够高效率、低风险地健康发展。 光大金融控股集团将通过分级管理与垂直管理相结合的矩阵式管理模式来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子公司是一级法人单位,自主开展各项业务,独立经营、独立核算。金融控股集团不干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但负责统筹子公司的发展战略及重大管理事项,来确保公司总体的经营业绩。 QDII与创新 《当代金融家》:光大银行在2006年9月获得QDII资格及5亿美元的购汇额度,2007年4月首期QDII 产品-阳光理财同享一号发行。光大证券QDII业务的资格申请材料已经上报,据说将很快获得批复。您认为,目前QDII业务存在哪些问题? 唐双宁:中国QDII业务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 一是业务模式上的“被动性”。目前银行类QDII 产品普遍的做法是采取国内金融机构与境外投资银行合作,直接向外资银行购买结构性票据或者与外资银行进行互换交易的模式,实质上仅仅充当了分销商的角色。基金类QDII 产品在发行过程中虽承担了较为主动的角色,但由于对境外市场还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境外顾问机构仍然担当了实际的投资主体角色,包揽了产品的收益保本、资产配置等一系列工作。在融入国际市场的初期,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业务的发展、经验的增加和防范风险能力的增强,我们要逐渐从被动转向主动。 二是风险管理上的“紧迫性”。由于QDII 产品投资于境外市场,要面对法律、市场、信用、汇率及操作风险,迫切需要加强风险意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概括来说,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安全和发展的关系问题。要尽快提高中资金融机构QDII业务的安全指数,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要从被动走向主动,大力发展QDII业务;另一方面在组织结构、人才结构、业务结构等方面加快国际化进程,将业务触角逐渐延伸至产品设计、投资组合、交易管理及风险控制等高端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地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监管当局则要从中资金融机构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和积极支持的角度出发,根据金融机构的管理能力和防范风险能力分类审批准入,分类进行监管,支持好的,帮助弱的,使中资金融机构尽快融入国际市场。 《当代金融家》:创新与监管是一场永无休止的猫鼠博弈。您在银监会工作期间,曾分管创新。今天站在创新者的角度,您怎样看QDII? 唐双宁:记得2006年11月,我在香港出席银行QDII业务联合工作小组会议同任志刚先生会谈时,就极力鼓励境内金融机构把握市场机遇,开发出更多、更好、更具有竞争力的QDII 产品。从目前情况来看,境内金融机构理财业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无论从监管者还是被监管者角度来看,QDII业务都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发展QDII业务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全球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对中国资本市场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游戏规则的国际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它将使中国资本市场由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变成逐步开放的市场,对于改善投资者结构、提升投资理念、促进资本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光大银行是国内第一家发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在开发理财产品的过程中,也一直对境外市场保持高度关注。 《当代金融家》:光大的重组方案会否会对QDII有利?唐双宁:有利因素肯定是有的。目前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复中国光大集团改革重组方案,即将组建的中国光大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是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改革的有益探索。当然,它也为光大集团及有关子公司开展QDII业务提供了机遇。 下一步,光大集团将充分运用金融控股牌照的优势,有效整合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永明保险以及光大控股的金融资源,对QDII业务进行积极大胆地创新,做到产品设计、发行、托管、投资研究、资产配置、风险控制等业务流程的全覆盖,培育光大集团QDII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争取用较短的时间打造出“光大QDII”的业务品牌,并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努力提升核心竞争力,逐步把光大集团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化金融企业。 唐双宁议热点(1) 6000点高不高 6000 Points:Too High? 文/唐双宁(2007年10月) 用纯粹的经济学原理解释不了的经济,也许要靠懂经济的哲学家才能解释。 上证综指已经从2005年6月的998点骤升到6000点以上。 6000点不仅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质量概念。6000点是高还是不高,将进一步引发“泡沫论”与“更高论”的争锋。 三角度看“高”点 -从“快与慢”角度看6000点,结论是——高了 6000点高与不高,需要相关参照物。 中国股市如果是从7000点回落到6000点,人们只能认为是低了;如果从5000点缓慢爬升到6000点,人们也不会认为是高了。问题是现在的6000点是在两年的时间里,从998点“井喷式”完成的。尽管这个“井喷”可以解释为经历了前四年的深度调整,但不能不承认中国股市上升过快。 时下中国股市规模已位居全球排名第四;证券化率也已达到了 135%;今年以来的成交额已占全球比重的6.38%,上海和深圳交易所股票成交金额已排名全球交易所前十;市场回报率已位居全球之首;沪深两市总市值已超过27万亿元,超过GDP总量。因此,不能不承认目前的6000点是高了。 -从“多与少”角度看6000点,结论也是——高了 两年前,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开户数为7336万户,目前,这个数字已接近1.35亿户,中国股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的7600万;而且股市投资者又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表明股市波动引发社会震荡的集中性,处理不好将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由此来看,目前的6000点是也高了。 -从“内与外”角度看6000点,结论仍是——高了 由于很多A股公司同时也在香港上市,因此香港市场是 A股市 场最重要的参照,同一公司在两地市场的价格普遍表现为A股大幅 度高于H股。以10月22日为例,中国铝业A股价格是 48.6元人民币,H股价格是 24.80港元;潍柴动力A股价格是 90元人民币,H股价格是 71港元。截至8月23日,深市的市盈率达到了66.67倍,沪市的市盈率达到了57.05倍。已经公布中期报告的1181家上市公司,2007年的动态市盈率也已经达到了39倍,而香港市场的市盈率为19倍。香港市场是公认的成熟开放的市场,定价更为客观理性。从同一股票在两地的不同价格来看,6000点仍是高了。 逆向对决 6000点之上继续上行的因素: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势头不减。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11%的水平,这种趋势短期内看不到放缓的迹象。这是股市持续上行的第一推动力。 二是上市公司业绩增长趋势明显。2007年中报业绩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1000多家上市公司可比公司主营收入、主营利润分别增长26%和 50%,净利润增长82%以上,远远超出60%的预期。尽管存在交叉持股、新会计准则、投资收益等非经常性损益因素的影响,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上市公司实际经营业绩持续增长。这是股市持续上行的第二推动力。 三是流动性过剩对股市的推波助澜。目前银行的存贷差已达11万亿元以上,市场资金供给充足,8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连续5次加息并没有改变资金供应充裕的状况。这是股市持续上行的第三推动力。 四是监管的加强进一步净化了市场环境。监管当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更加严格,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行为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增强了投资人信心,使市场的投资价值更容易体现。这是股市持续上行的第四推动力。 五是股权分置改革奠定了股市发展的制度性基础。股权分置改革使大股东和普通投资人利益趋于一致,全流通的市场又给优质资产上市变现打通了渠道,优质资产的持续注入,央企整体上市的长期预期,这是股市持续上行的第五推动力。 六是人民币升值预期与中国社会的稳定增强了投资者信心。人民币升值预期势头不减,将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中国股市;十七大的胜利召开、2008年的奥运会,都使投资人对中国股市的信心进一步增强。这是股市持续上行的第六推动力。 同时,6000点也存在下行因素。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潜在风险。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背后,发展的不平衡,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安全的高代价等将拉动经济增长逐渐减缓以至出现拐点。 二是优质上市公司的“后继乏人”。由于流动性过剩的“水多”,管理当局期望更多的“加面”。在前期优质上市公司“面”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优质之“面”必将“后继乏人”。 三是提高存款准备金和加息的滞后效应。提高存款准备金和加息的作用虽然没有立竿见影,但他们的慢动作会产生滞后效应,最终影响到流动性。 四是个人直接投资港股的效应在未来会逐渐显现。H股与A股之间普遍存在着30%以上的价差,H股整体市盈率目前只有19倍左右,远低于A股。随着资金的“北水南调”、H股市场对A股市场的资金分流作用将逐渐显现并影响到流动性。 五是次债危机的影响有可能逐步加深。尽管国际金融市场正努力平息次债危机的影响,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信贷收缩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市场风险并未消除,由此对A股市场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比较而言,上行因素是主流。可以肯定地说,6000点不是中国股市的最后驿站。 市场缺少清醒者 既然6000点已经高了,缘何还有继续上升的可能?除了物质的因素以外,“市场中缺少清醒者”是致命因素,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但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事物都是波浪式前进的,有波峰就必然有波谷。股市升得越快,拐点就会越急,风险就会越大。股市预测学风起云涌,但股市预测的结论也莫衷一是。用纯粹的经济学原理解释不了的经济,也许要靠懂经济的哲学家才能解释。 “奥运”是中国股市的“调压阀”。中国股市奥运前将一路牛市,似乎已成共识。那么,奥运后会怎么样?“奥运”作为中国股市“调压阀”,这种调压的作用将产生三种可能:第一种,如果管理层调控措施得力,投资者仍然保持信心,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的慢牛特征;第二种,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有可能会出现牛熊交替的“鹿市”;第三种,如果经济明显减速甚至出现大的起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出现明显拐点,泡沫膨胀速度过快积聚,管理层调控出现明显失误,也有可能出现持续低迷的熊市。 至于三种可能的比率,谁也不是算命先生。在数据特别是相反的数据无穷尽的情况下,也许感觉能起更大作用。如果凭感觉判断,第一种可能占七成,第二种可能占两成,第三种可能占一成。 泡沫的“固化” 回过头来说股市“泡沫”。股市泡沫永远存在,只不过是多与少的问题;泡沫又是相对的,关键在于投资人的信心预期和认可程度。2005年998点时,A股市场平均市盈率仅仅10倍左右,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有泡沫。2007年平均市盈率60倍,也有很多人认为没有泡沫。这是投资人信心预期的问题。如果给予充分的时间来使得动态的市盈率回归到公认的合理水平,人们对泡沫的忧虑可以大为减轻。 股市泡沫存在“气化-液化-固化”的循环变化过程。如果今后股市大幅度向下,造成财富直接缩水,投资人信心严重受挫,并引发持续的抛售和下跌,将最终导致投资人信心的群体性崩溃;而过快地向上,会导致泡沫的迅速增大,实体经济的发展不能及时有效地填充,也将很快引发泡沫的破灭-这些是泡沫气化的“极端化”。这对于中国股市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都将使中国股市重新被拖入到一个长期的熊市中。如果中国能保持长期的政策稳定和经济持续稳步上升,以时间来换取A股市场的空间,A股市场的长期慢牛趋势是可以期待的-这是泡沫的“固化”。 唐双宁议热点(2) “引水”谣 A Mantra to Direct the Excess Liquidity 文/唐双宁(2007年5月) 金融如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的作用实在可爱可怕。金融之水需要水渠,将甘泉引向农业,引向中西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亦需这样的“引水效应”。 “流动性”和“流动性过剩”一词最早是在1930年代由凯恩斯提出来的,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其实目前对此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有这样几种理解:一是指银行存贷差的持续扩大;二是指货币供应量的持续走高;三是指社会可用资金的大量剩余。简言之就是“钱多”。 辨识“过剩” 中国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为:银行存款大于贷款的差额日益扩大,达11万亿元之多;货币供应量过多,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达1.7,处于国际最高水平(欧美等发达国家在1.5左右,发展中国家在1.3左右)。 要辩证地分析眼下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既与国际流动性过剩密切关联,又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一是长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结售汇政策,使中国外汇储备过高,1.2万亿美元的储备增加了10万亿人民币的流动性;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造成储蓄率持续走高;三是与高储蓄率相联系的低消费水平。 因此,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既是当前一种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又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中国正面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本质。 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既在股市 和房地产等领域表现为绝对过剩,又在区域发展等结构问题上表现为相对过剩(也可以说钱既多又少)。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上,城市占80%强,农村不足20%),农村实际上是流动性短缺。 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既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又到了需要高度关注的时候。从存贷差来看,1994年之前金融机构一直是贷款大于存款,1995年开始存款大于贷款,并且逐年加大。2000~2006年,银行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比贷款增长平均高出4个百分点。从货币供应量来看,近年来,各层次货币供应量持续快速增长。2000~2006年,M0、M1、M2年均增长分别为10.5%、15.3%和 16.5%。从M2与GDP的比值来看,已由2000年的1.4 上 升到2006年的1.7。流动性过剩必然使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股市等领域,助长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需要高度关注。 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既给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又为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带来契机。目前的流动性过剩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劳动力过剩相伴随的;同时中国的单位资源消耗高,从另一角度(即达到国际单位资源消耗水平)反映出物资的“过剩”,亦即人、财、物三“过剩”,恰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带来机遇,关键是如何因势利导,化害为利。 论持久战 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既是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需要坚持“市场为主、各方联动、化多为少、化少为多、标本兼治、综合解决”的思路。“市场为主”是指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根本上要靠市场手段;“各方联动”是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等要形成合力;“化多为少,化少为多”是指将东部、城市的过剩流动性引向中西部、农村和小企业;“标本兼治、综合解决”之“标”为尽快解决外汇储备过高的问题“,本”为扩大消费,最后收到综合解决的效果。 -加大对农村投入 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支农政策性金融债券)。目前,中国在支农资金的供给方面存在着农村有需求无来源、财政有愿望无能力、银行有资金无渠道的矛盾,建议视财政能力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由政策性银行发行支农政策性金融债),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资金供求的矛盾。支农特别国债(或支农政策性金融债)采取定向募集方式,由商业银行按存差规模的一定比例认购,主要用于中西部农村基本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由中央财政委托政策性银行(或政策性银行依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按照信贷原则使用。可由农村信用社代理,实行项目管理、单独核算、封闭运行、定额补偿的管理方式。支农特别国债资金由项目收益偿还,对于可能无法收回的部分,可采取核减政策性银行利税、定额补偿、全额或部分贴息方式解决。 -消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存量包袱 经初步测算,除前段改革期间通过央行票据等形式帮助消化1650多亿元外,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还有6000亿元左右存量包袱(其中,贷款损失约4000亿元,历年亏损挂账880亿元,非信贷资产损失约950亿元)。如单纯依靠自身努力,消化这些包袱还需近20年左右时间。现在比照国有银行改革的办法,利用过剩的流动性帮助消化农信社历史包袱,同时加大改革力度,通过花钱买机制,也可使农村信用社的过剩流动性还原于农村。 -引导资金流入农村地区 银行资金流不到农村和中西部,主要是这些地区尚未完全具备市场经营条件。为此,要建立“市场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体系”,通过财政贴息、担保方式等,配以市场准入政策、其他货币政策,引导城市过剩的资金流向农村。 -尽快启动农业银行改革 农行改革既有国有银行改革的一般性(资产规模、体制机制),又有其特殊性(姓“农”);农行庞大的网点和人力资源既是劣势(加大经营成本),又是优势(为今后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提供人力资源);农行既要按商业原则向有效益的地域发展,更要看到工、中、建行退出的县域是自己的主战场,正可以“占领县域主战场,向上下延伸(城市和农村)”。为此,要尽快启动农行改革,通过“一扶三转”(国家扶持,转方向、转机制、转形象),将过剩的流动性通过农行的作用向县域和农村转移,变农村金融的“政策性与商业性的油水关系”为“在执行政策中寻找商机的鱼水关系”。 -扩大消费问题 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不同于国外简单的“白领”、“蓝领”之分,可大体分为“金领”、“白领”、“蓝领”、“黑领”,他们既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又属于不同的消费阶层。 人类社会有三个消费层次,第一层次为温饱型消费,主要解决吃、穿的需求,中国已基本解决;第二层次为小康型消费,主要解决住、行(住房和汽车)需求,住的问题大部分解决,行的问题城市部分解决;第三层次为文明富裕型消费,在前两个消费层次的基础上,解决教育、医疗、旅游、健身、文化艺术乃至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中国这方面的需求远未解决,正可利用目前的“过剩”资金推动解决。 建议一:加薪。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约2.7亿人,其中约有72%(1.944亿人)是在工资增长极低的餐饮业、建筑业、采掘业、制造业、社会服务业中就业,其中乡镇企业的农民工约1.4亿人。据劳动保障部资料“: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有关调查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GDP年均增长率20%以上,农民工工资近12年来仅增长68元,年增长低于1%。”这意味着本应由创造这些价值的产业工人享有的社会劳动产品没有分配给应该拥有者,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能在国内市场实现,只能出口,又由央行将外汇买单,变成了出口企业的人民币存款。为此,建议用3年左右时间将低收入阶层职工工资增加一倍。 建议二:完善社会福利事业。将过剩的流动性通过财政转移方式用于全民医疗、教育、低保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投资。 建议三:国企利润分红。建议国有企业利润的1/3左右通过分红上交财政,这样按2006年国企总利润1.2万亿元人民币匡算,财政每年增加4000亿元人民币收入,同时亦可减少因企业存款带来的流动性过剩。 -解决外汇储备过高问题 调整结售汇政策,逐步变强制结汇为意愿结汇;调整招商引资政策,限制地方各种形式的“招商引资”;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价格政策,加大企业环保、耗能、安全、工资成本,最终加大出口成本,减少贸易顺差;调整和合理确定物价指数取样范围,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取消进口审批政策,有计划地组织进口一批紧缺原材料和高新技术;增加境外投资;扩大内需,抵御由于减少出口带来的就业压力;适时调整外汇储备构成,降低美元资产比重;继续稳步进行汇率改革,加强监管,控制热钱流入,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 几点墨彩一幅白描 《霜凝诗词选》(2004年出版)中的自我介绍: 1954年10月生于辽宁北镇,满族。1982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现供职于中国银监会。从小志在为文,后来却阴差阳错学了金融专业,但又不忍割舍旧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忘情于书法、诗词、散文等,久而久之,竟找到了它们的共同点:金融是利用利率、准备金、公开市场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书法是在尺幅之间利用激情对汉字进行宏观调控;诗词散文是在人生感悟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宏观调控…… 是耶?非耶?权当朋友诸君饭后茶余之笑谈耳。 唐双宁简历: 唐双宁,男,1954年10月出生,辽宁北镇人,满族,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投资学会顾问,中国钱币学会荣誉理事,同时兼任若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校董、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国家机关书画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馆顾问,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国楹联学会顾问。 1971年12月-1978年10月辽宁省北镇县化肥厂工人、政工干事、党办秘书。 1978年10月-1982年8月辽宁财经学院(1985年更名为东北财经大学)基建经济系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学习。 1982年8月-1985年3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工作,任分行投资一处综合组长。 1985年3月-1986年3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1986年3月-1989年8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沈阳市分行常务副行长。 1989年8月-1994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 1994年2月-199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党组成员兼沈阳市分行行长、党组书记(其间:1994年7月-1996年7月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 1997年5月-1998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信贷管理司司长。 1998年7月-199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 1999年12月-2003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一司司长。 2003年4月-2007年6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专题工作小组副组长、国务院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工作小组成员、全国人大融资租赁法起草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军工企业改革脱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修改《刑法》工作小组成员、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全国人大国有资产法起草领导小组成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第九届理事会顾问、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成员、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检查工作小组成员、境外资金流入中国股市监测小组成员、大型海外并购项目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全国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部际联席会议成员、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协调小组成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副组长。(其间:2006年9月-2006年11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A班学习)。 2007年6月至今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光大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唐双宁在《诗的妙用》一文中说:“如果不能写诗,你这个政治家是不完全的,你这个思想家是不完全的,你这个军事家也是不完全的。”那么诗之于金融家呢? 游闾山 (1966年5月1日)期期早相闻,今朝始登临。山上松似烟,岭下草如茵。石棚泻飞瀑,海寺拂流云。相识恨见晚,枉为闾山人。 特注:有记录的唐双宁最早诗作 初为人父 一团颤音荡心房,初为人父乐颠狂。惊魂三绕头推门,拙言几出语倒装。 脑海空泛大世界,怀中尤抱小文章。三十舐犊迟发爱,他年接力看小唐。 特注:唐双宁语:“那年,鄙人三十得子,高兴得不得了,在大街上乱跑,又不知往哪里跑。晚上硬是睡不着,就写诗。” 六月六日抒怀 2001年6月6日,赴墨西哥参加国际会议,经上海乘机,跨子午线,当日抵太平洋东岸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 朝临东海,曾将那,红球弹起。再举目,万里长空,烟宵无际。铁马嘶开通天道,长机撞碎横路霓。仅几个指头,轻扳过,小球西。 笑大洋,潮头立;轻挥手,彤云去。看涛卷残阳,水吞硕桔。 天若不驯鞭老天,地若违意抽大地。咫尺世界掌中泥丸,任君戏。 唐双宁故事汇 Selected Stories of Tang Shuangning 在唐双宁看来,金融从来就不该是晦涩难懂的东西。“复杂话要学会用简单话去说,外国话要学会用中国话去说。” 故事一 关于引进战略投资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片断) 关于为什么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600多年前的元朝末年,在安徽省一个十分贫困的朱姓农家,有一个十分聪颖的孩子,由于是八月初八出生的,大家都叫他朱重八。有一次发大水,他的父母、哥哥全都被淹死了。朱重八就当了和尚,靠化斋维持生存。后来由于元末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其中有一支起义军叫红巾军,首领叫郭子兴。朱重八就投靠了红巾军,成了郭子兴的一名警卫。 由于朱重八非常聪明,办事干练,很讨郭子兴喜欢,郭子兴就把他的一个养女马小姐许配给了朱重八,还对他说:“你不能没有名字,给你起个名字,就叫朱元璋吧。”朱元璋娶的这个马小姐,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这个马皇后就是朱元璋的战略投资者。 朱元璋娶了马皇后以后,就今非昔比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对战略投资者的几项要求,马皇后都具备了。在朱元璋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被关禁闭的日子,几天没东西吃,马皇后就烙了一张大饼送过去。由于怕人发现,马皇后把刚烙好的大饼藏在胸前,胸部都被烫起了大泡。马皇后这个帮助朱元璋的行为,就相当于对参股银行的 “救助”。后来朱元璋在前方打仗,马皇后就在后方动员妇女支援前线,给前线纳军鞋、送干粮。这就相当于提供“网络支持”。朱元璋后来当了皇帝,猜忌心越来越重,经常滥杀无辜。每到这个时候,马皇后就劝阻他。这就是“建立内控机制”。当时有一名大儒叫宋濂,是太子朱标的老师,由于他的孙子牵涉到胡惟庸案,朱元璋就想杀他。马皇后苦苦哀求:“要是把太子的老师都杀了,后人将怎么看这件事?”这样,朱元璋才免了宋濂一死。 所以,为什么要在国有银行改革中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这么个道理。朱元璋当皇帝,有马皇后的作用在里边,朱元璋娶了马皇后,股票行情才看涨。建行得到国际资本市场认可,有美洲银行的作用在里边,建行同美洲银行合作,才能成功上市。当然,也不能胡乱引进战略投资者。成都有一个地方叫金牛坝。 为什么叫金牛坝?据说是在战国时代,秦惠王对蜀国这个天府之国垂涎三尺,但由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无法占领蜀国。秦惠王就派人给蜀王讲,秦国准备送五个美女和一条金牛给他,但由于没有路,无法将这些礼物运过来,蜀王能否专门修一条栈道?蜀王答应了秦国使者的要求,在今天广元明月峡一带修了一条栈道,打通了从秦国到蜀中的道路。栈道修成后的一天,秦惠王叫人抬着一条金牛和五个美女来到成都,后面跟着十万大军,等到蜀王率领文武百官出来迎接的时候,秦军就把他们统统拿下,一举灭亡了蜀国。 所以,战略投资者不能随便引进,要慎重。不能引进慈禧太后这样的,最后把大清朝搞破产了;也不能引进武则天这样的,最后把唐朝兼并了,她自己当董事长了;也不能引进吕后这样的,要不是陈平、周勃出来重组,汉朝的董事长也要换了。刘邦在临死前就预料到会发生这种问题,所以向周勃交代“安刘氏者勃也”。周勃除掉吕氏家族,汉文帝才重新坐上了董事长的宝座。(2005年10月) 故事二: 关于信用(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片断)在重庆,我知道有一个与讲信用有关的历史故事。战国时期,重庆当时属于巴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将军叫巴曼子。 现在在重庆的韩国领事馆附近还有一个巴曼子墓。有一次,外敌入侵巴国,巴国的国力难以抵御侵略,于是派巴曼子去向楚国借兵。楚国答应派兵援助,但条件是要巴国割让三座城池。等到楚国把敌人打败以后,巴曼子不愿割让国土,但又要讲信用,所以就把自己的头割了下来,以头抵城,送给楚国。讲信用本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但当前我国的信用环境确实太差。(2005年10月) 故事三: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片断) 前几天我会见了美国通用集团公司董事长。一见面,他就问我对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评价和一年多来宏观调控的看法。我回答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一年多来,中国经济已得到良性发展。 其实,看中国的问题在国内还看不太清楚,只有到国外,将中国和国外比较才能看清楚。我十几年前到纽约,到过一个街道里的商店。现在隔了十多年,我去那里看,还是那个街道,还是那个商店,还是那些商品,还是那些装潢,连营业员都没有变化,只是营业员脸上的鱼尾纹多了一些而已。要一定说变化,就是旁边的一座双子楼,现在倒塌掉了。这真应了毛主席那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我进一步对通用公司董事长讲,经过一年多的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已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可以形象地讲,就是较好地解决了“金木水火土”的问题。我给他解释,“金木水火土”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他们认为世界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构成的,如同现在的科学家认为世界是由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中一百零八种元素组成的一样。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就是要把这五个问题都解决好。“金”就是金融问题,不是讲要把住两个闸门吗?一个是信贷闸门,一个是土地闸门。宏观调控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方面就表现在抑制住了信贷的过快增长势头;“木”就是粮食问题,宏观调控中加大了农业投入,有效地抑制了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水”就是水资源,展开来讲就是指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正在不断加强。“火”指能源问题。有一段时间,能源紧张,煤电油运紧张,我们不得不拉闸限电。这主要是因为南方旱情严重,水资源紧张,水的发电能力受到限制,只有依靠煤发电。这也是导致煤价高涨、煤矿经常出事的主要原因。目前,能源问题仍然存在,但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正在逐步解决。”土“指土地资源,我们对保护土地重要性的认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采取措施的力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金、木、水、火、土”五个问题的逐步解决,将我们的经济又纳入了良性循环轨道。(2005年4月) 故事四: 关于中小型银行监管(在厦门大学的演讲片断) 对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我们大致上是这么一种分类监管的思路:第一类是唐太宗的办法,就是支持它的发展。玄武门之变后,魏征本来是太子李建成的人,但经过唐太宗推心置腹的交谈和相处,后来成为唐太宗的重臣。因此,对一些有可能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公司,我们要以唐太宗对魏征的心态来对待。第二类是宋太祖的办法,也就是”杯酒释兵权“,对一些自身不能办好的公司进行重组。这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缓和的办法,避免了一下子的市场集中退出。对那些虽有一定风险但重组有望的机构,我们可以采取这种监管措施。通过重组的办法,可以尽量减少震动。第三类就是朱元璋的办法,就是清理退出的办法。 通过使用上面三种监管方法,我们争取三年内大致解决中小金融机构的问题。(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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