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迷杨纪琬

　　1995年的11月11日，杨纪琬先生在他的学生为他举办的“庆贺杨纪琬教授从事会计工作60周年”纪念会上说，“我想在座的同学，今后如果要写一篇纪念我的文章，可以这样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有一批会计迷，其中一个就是杨纪琬。’”的确，在新中国的会计史上，有一批堪称“大师”的会计迷，他们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优秀品质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他们谦逊、朴实的工作作风，勤勉、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当今社会弥足珍贵。为此，我们即日起开辟“会计大师”专栏，以多种形式再现一代会计大师的精神风范。

　　——编者

　　“严谨的、慈爱的、亲切的、平易近人的——老师、长辈、朋友、领导”。在这看似普通的汉字背后，是杨老留给后人的珍贵品质，是一段段让人或钦佩或温暖的往事

　　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师表

　　——访财政部副部长 李勇

　　时光是飞逝的，可有时候，时光也会静止，甚至倒流。比如，现在，在李勇回忆杨纪琬先生点点滴滴的思绪和目光笼罩下，在朴素真挚的言语中，依稀可以触摸到时光的质感，让人流连，更催人奋进。

　　说到与杨老结缘，李勇说，是源于最初我在财政部财科所的外国财政研究室工作，再到后来追随杨老学习，从最初的敬重，到现在的敬仰，杨老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精神影响了我一生。

　　做人：为人谦和一身正气

　　常言道，做事先做人。

　　“杨老做人可谓谦虚和蔼、一身正气。”李勇回忆道。

　　担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的杨老毫无架子，与同事讨论问题的时候，不会因为职位高而盛气凌人，“与杨老在一起，可以畅所欲言，完全不必担心说错话被穿小鞋的情况。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很多人都喜欢与杨老一起探讨问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杨老的作风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今天身为财政部副部长的李勇同样没有丝毫架子。“我的老师都没有架子，我怎么能端起来呢？”李勇淡淡地回答。

　　杨老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方面也是做足榜样。一次，他出席联合国国际会计准则与报告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会议，杨老的居住条件非常简单，但杨老并没有任何不满或额外要求。他还对出差费用严格控制，要求报账要严格按照财务制度办事，即使几分钱都要算清楚。

　　做事：一丝不苟兢兢业业

　　杨老对我国会计事业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制定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会计制度、创立中国会计学会、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开创我国会计研究生教育，所有这些都倾注了杨老的心血。

　　“从杨老身上，可以体会到他对工作的热情。”李勇笑着说，在杨老眼中，工作始终是第一位的。主持会计司工作期间，大家经常会就很多实质问题进行讨论，每次杨老都会亲自参与讨论，每次气氛都异常热烈。

　　杨老是勇于创新的，恢复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可谓一例。他看到了国家未来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有懂得西方会计的一批人走在前列，为了中国的注册会计行业能够得到长足发展，杨老史无前例地将一批西方会计专业的学生送出国门去学习，李勇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创举，为我国如今的理论界、企业界、实务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对国家的会计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杨老这种高瞻远瞩的视野，即使在3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让人钦佩，更值得学习。

　　做学问：勤于学习思想解放

　　杨老是新中国会计制度的奠基者，是新中国会计事业的开创者，但杨老仍然勤于学习，思想解放。在李勇心底，一直埋藏着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于杨老，是一贯作风，于他，则受益终生。

　　“那是我写毕业论文时发生的插曲。”说到那段往事，李勇的声音似乎都带着温暖。他回忆说，那时，我刚从国外实习一年回来，既要补课又要在研究室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写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企业内部控制制度》，通过国外实习和查阅大量国外资料之后，我列出论文提纲并提交给杨老。当时，其中有一些观点与杨老观点不一致，在动手写论文时，我就刻意回避了那些相左的论点。没想到杨老看过论文后问：“上次那些观点怎么都没有了呢？”杨老的问题让我吃惊，他进一步强调说，“相左的论点不需要刻意回避，我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你的论文，就要有你自己的观点，只要论证清楚，论据充分就好，能讲清楚道理，能自圆其说就是好论文。”杨老还教导说，“论文不是为了我写的，是为了推出你的见解和观点。”事情虽小，却让我们领略了一代大家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开放风范和虚怀若谷的精神。

　　现在，李勇对自己的下属也是如此要求：“不要以为我的意见总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要发挥积极主动的精神,多提建议。”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教育，不搞“一言堂”也成为李勇的做事风格。

　　从如何奠基新中国会计制度到创新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从怎样培养会计新人到关心晚辈的生活，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李勇为我们细数了杨老的种种。期间，弥漫着他浓浓的思念缅怀之情。

　　“如果用形容词来比喻杨老，你会选择哪些词来表达最核心最主旨的思想呢？”问题一提出，李勇便陷入了沉思中：“严谨的、慈爱的、亲切的、平易近人的——老师、长辈、朋友、领导。”在这看似普通的汉字背后，是杨老留给后人的珍贵品质，是一段段让人或钦佩或温暖的往事。(刘海凌)

　　我们通过缅怀大师，激励更多的人成为大师、成为铸造时代会计精神的领军人才，从而推动我国会计事业迈向一个更加充满生机、活力和希望的灿烂未来

　　中国会计需要大师引领未来

　　——访财政部副部长 王军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缅怀杨纪琬等老一辈会计大师？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2007“杨纪琬奖学金”颁奖仪式上接受采访时深刻阐明了其重要意义。

　　第一，纪念杨纪琬等老一辈会计大师，可以在我国会计行业树立起景仰大师的一种氛围。我们纪念大师，意在表达对有学术成就的人的由衷敬意，是为了推崇更多勇于创新、开放进取、追求真理的“会计仁者”。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对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在会计业界形成一种潜心研究、进取创新、多做奉献的良好的学术氛围。相信杨纪琬等先生耕耘不辍的奋斗精神必将鼓舞后来者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上下求索。

　　第二，纪念杨纪琬等老一辈会计大师，可以激励更多的人成为大师。我国正在实施会计人才战略，培养高级会计人才，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会计需要大师，需要他们多出成果、多育人才。我在全国会计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培训班上曾说过学习大师、成为大师的四个境界：一是让你的文章能更多地被别人引用；二是让你的学生更多地被社会重用；三是让你的成果能更多地影响会计以外的领域；四是让你的名字能更多地影响后辈学人。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要每个人都成为大师，但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对于崇高满怀敬意，对于大师满怀敬意。要像仰望星空一样仰望大师，通过仰望把立在大地上的血肉之躯与高高翱翔在天际的精神品格结合起来，支撑起富于意义与价值的生命世界。

　　第三，中国会计需要大师，大师引领会计未来。我们通过缅怀大师，激励更多的人成为大师、成为铸造时代会计精神的领军人才，从而推动我国会计事业迈向一个更加充满生机、活力和希望的灿烂未来。(柴慧)

　　在青松翠柏间追忆大师

　　——访教育部部长助理 杨周复

　　北京的初冬，阳光普照，蓝天白云，明媚如画。这样难得的好天气，正是会计界最高奖项“杨纪琬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的日子——11月10日，也恰逢杨纪琬大师90诞辰。仪式结束后，记者随杨纪琬先生的儿子——教育部部长助理杨周复去墓前缅怀杨老，途中采访了杨周复。

　　“父亲向来不喜欢宣传自己，采访就不用了吧”，杨周复谦虚地对记者说。但当记者说明采访是为了用杨老的精神教育、激励和鞭策会计后人时，杨周复就非常热心，“我国教育事业的确需要更多的支持，会计界也需要更多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从而带动、提高整个会计界的学术和业务水平，提高整个会计界的道德和素质，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到会计乃至全国教育事业中来，希望有更多的会计人才为我国会计事业做出突出贡献，我想这也是父亲最想看到的。”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我现在还牢牢记着父亲教给我们的人生原则——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才发现父亲对我的影响是那么深刻。”杨周复感慨颇多。

　　“父亲从小教导我们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他也用自己的行动教会了我们这一点。他一路走来，从不对工作挑挑拣拣，不在乎名利。”虽然杨纪琬先生于1957年担任了会计司副司长，1980年至1985年出任会计司司长，1985年起任会计司顾问，1993年后任财政部会计准则中方专家咨询组组长、审计准则中方专家咨询组组长、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法制委员会委员等等。“但他从不在乎自己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先把工作做好，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过来的。”

　　“这一点，我受父亲的影响特别大。他对工作从不挑选，我也是这样。我在煤矿工作，一干就是10年，后来能考大学了，才自己报名参加了高考；大学毕业后，领导动员我留校，我就留校任教；后来，财务处缺个搞业务的副处长，因为我曾给领导汇报过工作，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又是专业出身，于是就到人民大学财务处任副处长；至于到教育部，也是因为我经常为教育部做些工作，成立财务司时，需要一位财务会计专业的副司长，就把我调动过去。到部里后，只要领导交办的任务，我一定想方设法完成好。现在想想，我真的是深受父亲的影响。”

　　上小学的时候，杨纪琬先生就告诉子女要认认真真学习，成为专业人才。其实，杨周复上小学、中学时，杨纪琬先生都很忙，但杨先生只要见到孩子，都要求子女好好学习，这给杨周复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遗憾的是，在钻研学问方面，我们做子女的都不如父亲。我父亲钻研业务、钻研学问，那真是厉害，不服不行，他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抠，一研究就是大半天，全心全意地钻研。他真的是迷恋会计，是个不折不扣的‘会计迷’。”

　　“父亲非常重视会计人才的培养。1979年起，父亲就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指导硕士研究生，1985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他的工作很多，但总是认真仔细地备课，亲自为学生讲授会计理论，逐字逐句修改学生的论文，还经常把学生叫到家里来讨论，和学生感情很好。父亲特别关心会计人员的道德建设，尤其是诚信问题。他在1993年领导设计了《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十分强调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经常说，诚信不止是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也是做人的准则。”

　　“我们家孩子受父亲的影响，都特守纪律，具备了会计人员的基本工作要求——循规蹈矩。现在我们家全部是搞技术、搞业务的，领导布置的每项工作，都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完成，绝不会含糊了事。现在社会上有浮躁的风气，所以认真、踏实的作风还是非常需要倡导的。”

　　正说着，车子已经停在了八宝山公墓的门前。杨周复走下车，和杨老的学生们沿着青青石道来到杨老的墓前。大家纷纷用水清洗墓碑，用干净的白布细心地擦拭着。墓碑朴素大方，正面刻着人名和日期，背面的墓志铭中，有几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有子女五人均学有所长，事业有成，不负先父母以教育为本的初衷。”让人更加深深地感受到了杨老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终生关注。黑色的墓碑很是光滑，一定常常有人来缅怀。

　　望着墓碑，杨周复沉浸在回忆中，“我的父亲、母亲，是同年同月生，也是同年同月走，当时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还是清明节结的婚，真是一生相伴了。”

　　将墓碑擦拭得干干净净后，杨周复和杨老的弟子们一起敬献了幽雅的白玫瑰，表达了对杨老由衷的怀念和尊敬。墓前摆放的花篮中，洁白的百合、高雅的菊花正吐露着静静的思念，与高贵的白玫瑰一同寄托着人们深切的追思。

　　杨周复感动地说，“父亲的学生们每年都会多次为父亲扫墓。有人说，现在人情淡薄了，可父亲离开我们以后，开奖学金成立大会时，大家都自发地参加，还有很多人是从国外赶回来的，当时会场里人很多，黑压压的，令我非常感动。我想，一个人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无论时代怎么变幻，大家都会发自内心地尊敬他。”

　　离开杨老的墓碑时，杨老的弟子们仍忍不住驻足回望，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周围的苍松翠柏，青青的松针上闪烁着金光，仿佛也感受到了杨老的欣慰。(高鹤)

　　杨老对我国会计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立刻出现在我脑海的是，杨老将教育者、理论研究者和实践领导者三种职位完美结合

　　弘扬大师精神深具时代意义

　　——访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冯淑萍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冯淑萍提起杨老深有感触，“杨老精神的确应该大力弘扬，他的精神对当今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杨老对我国会计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立刻出现在我脑海的是，杨老将教育者、理论研究者和实践领导者三种职位完美结合，很多人往往只能做一个职业很出色，比如当教授或者单位领导。但杨老却在三者的结合上，做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能把三者融汇贯通，而又相辅相成，是真正的大师。”紧接着，冯淑萍回忆起杨老的点点滴滴。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杨老能把理论和实践特别完美地结合起来。杨老在理论上很有建树，对国内外理论界了解非常深刻，但他不是把理论束之高阁，而是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去实践。为了解企业会计业务，他曾到工厂一蹲就是半年。每次制定会计核算办法，杨老从来都是先到工厂里去了解实际情况，将设想方案到企业试做，没有问题了再发文。他确定了一批定点联系工厂，如第二棉纺厂、一机床、首钢等等，还结交了一批实际工作者和会计学者，共同探讨会计制度。他非常注重立足国情，始终深入了解实际，绝不完全照搬国外经验，而是把每个环节的会计运用，钻研得清清楚楚，还要做试点工作，坚持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

　　杨老曾经说，对象化的成本和期间化的费用是互相变化的，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扩大期间化费用的范围。回顾我国会计发展的过程，会计成本的范围就是这样变化的，这是因为随着劳动手段、劳动工具、劳动技能的提高，会计环境在不断变化。但把握具体项目费用化的恰当时机非常重要，这就要根据我国生产力的实践，才能决定会计方法的应用，杨老总是能不失时机地将具体项目及时费用化，这都是建立在深入了解实践的基础上。

　　有的人注重实践，忽视理论，说理论都是空谈，但杨老不是这样，他也研究了很多理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阎达五教授一起创建了会计管理活动论。但他同时又不被理论所累，而是一定要服务于实践，这一点给我很大教益。

　　杨老时刻不忘教书育人，是个高瞻远瞩的教育家。记得我刚到财政部时，每次开会讨论，杨老从来都不会忘记新来的同志，总会让新来的同志说说观点，然后指出不足，帮助我们改进。他总是抓住机会培养新人，但他不是教授具体的观点，而是传授正确思维。杨老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教我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点、了解思维路径，学习避免矛盾，当时我学了很多逻辑知识，真是终身受益。

　　杨老敢于放手培养新人。1979年，他给全国财政系统的同志们讲会计报表。时隔一年，1980年，他就让我们新来的同志上台讲报表。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财政部原来的大礼堂，四面透风，特别冷，那天他就坐在讲台底下，披着大衣，听我在台上讲报表，让我特别感动。其实他本来可以自己讲，但是他放手让学生讲。而且，他不是放手后就任你发展，他肯定会认真的听你讲、鼓励你、纠正你的不足，帮助你不断进步。我从跟随他的工作中学到的会计知识，比从书本中学到的还要多。

　　杨老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1979年刚刚恢复了司长职务，他就开始招收研究生了。那时候条件非常差，我记得当时学生们就住在地震棚里，条件很艰苦。当时，他就看到了我国的发展趋势，将来开放要请进来、走出去，学习国际的先进方法，需要国际化人才，所以他将招收的研究生送到国外去锻炼，给国家储备了人才，真的是非常有远见。

　　作为会计实务工作者，很难做出他这样优秀的成绩；作为会计理论工作者，也很难取得这么多的研究成果。他既是教授，又是研究员，还是会计司的领导，他能把三者完美结合起来，又念念不忘教育，这一点难能可贵。

　　当今时代飞速发展，社会上出现了浮躁的风气，就更加需要继承发扬杨老的精神。现在有的人就坐在房子里，找几篇文章拼拼凑凑，就写出自己的文章来了，我都觉得不理解。杨老从来不这样，我国刚刚恢复联合国地位时，他就参加了联合国政府间国际会计专家会，对国际会计的了解非常深入，但绝对不照搬，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研究中国自己的会计问题，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解我国国情上，同时也研究国际会计，研究国际会计准则的产生背景、环境，不失时机地借鉴其中适应我国国情的方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光阴荏苒，如白云过隙，转瞬间杨老离开我们已有八载，但他的精神总是令我无限怀念，他的教诲至今还令我受益匪浅。大师虽已去，精神应长存，每每回想起杨老，我总忍不住心头感慨，杨老一生留给我们太多财富，不止是对会计事业的推进，他的精神也令我们学之不尽，更应永世流芳！(高鹤)

　　当时审计准则制定组的年轻人都喜欢和杨老交流，他非常随和，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即使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无所谓

　　追随他，是我一生的财富

　　——访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北京主管合伙人 陈建明

　　怀念杨老，陈建明感慨地说，“杨老不光是教导我知识，更多地是用他的高尚品德和处事原则，影响了我一生。”

　　当今的时代，比杨老工作时的节奏快了很多，凡事追求速度，社会上出现一种浮躁的风气。这更显示出杨老的精神弥足珍贵，我们缅怀杨老的同时，最需要向他学的就是：坚守住做人、做事的根本。

　　实事求是地做准则

　　坚守工作的根本就是实事求是，杨老不只身体力行，而且处处指导大家做到这一点。1994年，杨老担任中国独立审计准则中方专家咨询组组长，确定了制定准则的根本原则，事实证明，这些原则都经住了时间的检验。其中，务实原则更成为陈建明的终生“准则”。那时，无论是制定准则的人员，还是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准则都不熟悉，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为了科学地制定审计准则，杨老确立了务实的原则。他说，制定准则一定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先划道道，搞空中楼阁，要实事求是地规范实务、指导实务。当时很多人主张照搬照抄国外准则，但杨老说，这是前人的知识、外国人的知识，死抄书本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要想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就要广泛调研，看看企业的现状，看看实际的情况。这是他反反复复教导的，陈建明至今都难以忘怀：“在杨老的指导下，我们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区做调研，到制定准则之前，走遍了全国各地，真正了解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准则。”

　　杨老说，准则制定出来不是给人看的，是要给人用的，正式发布前，不怕批评、不怕挑毛病、不怕全盘否定。“在杨老的倡议下，除了征求意见，我们还召集全国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准则正式发布前，开办培训班。准则讲解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陈建明说，“有些问题制定时难以显现，但当我们站在讲台上，仔细地讲述思路，就发现了不足，听取讲解的专业人士也提出了相当好的建议。集思广益，这才是真正的务实。”

　　杨老还确定了先易后难的原则，这也是务实精神的体现。他说，刚开始制定具体准则，要从容易的准则开始，先易后难。这个原则使工作人员受益无穷。因为容易的准则，不只易于制定，还易于被接受。“在逐渐提高难度的过程中，我们慢慢积累经验，一步一步建立起了准则体系。杨老务实的精神、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帮助。”陈建明感慨良多。

　　要先成为一朵花

　　做学问也要守住根本。杨老常说，百家争鸣，先要成为一家；百花齐放，要先是一朵花，写出来的文章，都要经过成熟的考虑和深入研究。陈建明说，“他这种精益求精、认真负责、治学严谨的精神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杨老担任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时，已经身患癌症，即便这种情况下，杨老还是精益求精，对证券市场高度负责，对学术非常严谨，令人毕生难忘。陈建明至今清楚地记得，1996年的一天，杨老刚刚出院，就叫他去了家里。“我去了大吃一惊，整整一箱子第二天开会用的材料，摊了一地。杨老见了我就说，这些材料，我刚刚看过，想和你讨论一下。我心里充满了感慨，杨老已经80岁了，身患癌症，刚从医院出来，就投入繁忙的工作，他是为了什么？这种高度负责、精益求精的精神，后人一辈子都学不完。”

　　杨老以治学严谨在业界闻名。他常说，学问上来不得半点马虎，写出来的文章，都必须是自己的最高水平。“我当时很忙，曾经随手写稿。杨老教导我，文章不在多，而在于是真正研究的心得。”众所周知，杨老发表的文章并不多，但篇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他在学术上呕心沥血，却并不追求文章数量。更为难得的是，杨老终其一生都在不停地学习。他曾经说，和年轻人研究审计准则的过程中，就学到了很多审计的知识。

　　年轻人要守住根本

　　杨老很喜欢年轻人，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教育。80高龄，仍然坐车到天津和河北去讲课，每次都认认真真地准备，每节课都讲出精彩。“当时审计准则制定组的年轻人都喜欢和杨老交流，他非常随和，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即使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无所谓。”陈建明微笑着说。

　　杨老很希望年轻人守住根本。陈建明沉浸在回忆中，“他一直要求我守住做人、做事的根本，我觉得这一点对现在的年轻人非常重要。我博士还没毕业，就有企业邀请我去工作。杨老教导我，要找到自己事业的发展方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浮躁，不能急功近利。他说，只要有人的存在，就会有竞争，无论做什么，都要建立、增强自己的核心能力。做学问，你的专长是什么？做工作，你的优势是什么？此外，还要正确面对各种诱惑，切忌浮躁。核心能力一旦真正形成，你就能够勇敢地直面竞争。”

　　“回想人生历程，我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杨老，他一直为我指点迷津，让我终生都受用无穷。”陈建明说，“我入党是杨老的提议。那是1997年10月1号早上7点多，杨老打电话来让我过去。当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我马上赶过去。杨老一见我就说，你要入党。”这件事令我非常感动。

　　“有幸追随杨老，成为杨老的学生，是我一生的财富。”陈建明深情地说。8年光阴不算短暂，他的音容笑貌犹在昨天。“每年我们都会去扫墓，缅怀他的同时，用他的精神解剖、鞭策、勉励自己。”(高鹤)

　　谈及与杨老相处过的时光，汪建熙在记忆长河中细细筛选，剪辑珍贵的片段与人分享。与杨老一起住过的一晚让他难忘

　　在光与影中追随

　　——访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汪建熙

　　杨纪琬，一代大师，会计泰斗。

　　在会计的世界中，杨老是一代又一代学子仰头瞻望的大家，对于没有机会和杨老接触的人来说，杨纪琬必然有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及的感觉。但是，对于有幸成为杨老的学生们来说，杨老绝不仅仅如此。这好比钻石，每一个侧面都让人炫目，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于是便有了温度和温暖。

　　汪建熙，是杨老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在他回忆杨老片段的多棱镜似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可以领略更多的东西，并真切感悟到一代大家的风采。

　　高瞻远瞩的会计仁者

　　“崇敬杨老。”汪建熙用简单深情的四个字做了开场白。

　　作为杨老的得意门生，在汪建熙看来，杨老是一名对专业孜孜以求、不追逐名利、为人谦和的长者，为学生们和后来者树立了榜样。

　　改革开放不久，杨老就积极倡导和恢复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于是有了我国最早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中断了30多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重新焕发了生机。

　　杨老目光敏锐地看到，专业人才严重匮乏以及对现代审计知识、现代经济管理知识的差距，是中国财会现代化遇到的最大困难。于是，尽快打造一批国际化人才成了杨老的另一梦想。1979年，杨老担任财政部财科所研究生导师，所招学生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从事过会计工作的和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对此，杨老有自己的打算：突击学习一年的会计知识，再出国学习国外相关的审计等知识，可以缩短很多时间。

　　此外，杨老在推动股份制会计制度的发展、促进中国会计学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对会计理论的不懈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杨老从经济的发展需要看到今后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学术诸多方面，从而不断提出新的思想。

　　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

　　在我国会计工作面临重大改革，注册会计师事业亟待发展的时期，杨老要求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理念，及时跟上发展的步伐。杨老在这一点上非常强调学习，他不仅这样要求别人，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着。

　　一次，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澳大利亚高级合伙人汤普森来访，作为中国会计界权威人士的杨老，没有打官腔，没有过多的客套话，而是开门见山地向外国友人请教澳大利亚会计准则体系和注册会计师制度等相关问题，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杨老一直在提问题，汤普森回答。会见结束后，汤普森开玩笑似的对担任翻译的汪建熙说：我今天回答了一百多个问题。

　　作为会计大家，杨老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放弃学习，而是孜孜以求地不断丰富自己。这也是杨老追求真理，在学习态度上朴素率真的一个侧影吧。

　　对国外专家如此，对自己的学生杨老同样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曾有一位同学把写好的毕业论文交给杨老审阅，杨老认为文章论点站不住脚，予以否定，但他觉得“杨老没有完全看懂我的论文”，在同学的鼓励下，这位同学向杨老做了细致、全面的说明和阐述，仔细听完后，杨老接受了他的观点。当时，一个是年近七旬享誉中外的大家，一个是初涉会计殿堂的年轻学子。尽管如此，杨老仍然秉着虚怀若谷，兼容并蓄的精神对待一切。这件小事，让很多同学都大为感动，也让学生们学习到了这种高尚的品质。

　　不遗余力地提携后人

　　1985年，汪建熙在财政部财科所由于学习成绩优异由硕士研究生提前转入攻读博士学位，主修西方会计专业。“来读我的博士吧！”杨老的一句话让他成为杨老的博士开门弟子，成为财政系统的第一位会计学博士。他说，“中国第一批会计学博士，是厦门大学的林志军和上海财大汤云为。国务院确定第一批会计学博士导师资格时，有娄尔行、葛家澍、杨纪琬等三位教授。杨老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他认为‘要团结会计界，一起把会计事业发展好，很多事不能抢，我是行政领导，就让那两位先带’。”

　　杨老的高风亮节让人敬佩，“职不抢人先、事不落人后”的风格也影响了汪建熙的处事原则。

　　杨老不仅培养了大批会计专业人才，还常常提供创造锻炼他们的机会。“有机会就要让年轻人担重担”，杨老常常这样说。

　　汪建熙曾在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制订中担任专家组成员。“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财政部开始制订与国际会计准则较接近的会计准则，在组成的会计准则咨询专家组中，中西方代表各有十人，中方十个代表中有九人都是老一辈的会计专家，只有我是年轻人。”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不止一人发出类似的感慨也就不足为奇：“没有杨老的提携就不会有自己今天的成就。”

　　关爱学生的长辈风范

　　谈及与杨老相处过的时光，汪建熙在记忆长河中细细筛选，剪辑珍贵的片段，与人分享，与杨老一起住过的一晚让他难忘。

　　1986年，广州。内地香港大规模引进外资研讨会，由香港会计师协会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合办。那时候，香港回归的政策已经被提出，这场大会对与团结企业界和会计界都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三四百人的盛会，房间不够用了，于是，大会的前一晚，我有机会和杨老共同使用一个房间，也让我有机会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杨老工作作风的严谨细致。

　　因为怕杨老休息不好，等杨老睡后再睡，早晨要比杨老早起。我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但是，由于会务由杨老主持，不断有人来向杨老汇报工作，繁忙的事务直到近凌晨才处理完。上床后，杨老又把第二天的英文文稿拿出来查看。早晨六点多，杨老就起来了，看大会的流程表，听取工作汇报。不浪费时间，把工作做到最好，杨老言传身教的给我上了一课。

　　“于我，杨老更像一个慈爱的长辈。”汪建熙动情的表示。

　　其实，伟大的人格更会有大量平凡的生活小事映衬，而这，势必更让人温暖，让人无法忘怀。

　　“说来有些无法令人相信，一代会计大家会和我母亲有共同语言”，汪建熙笑着说，“杨老打电话，如果碰巧我不在，他会和我母亲聊聊家常。”

　　生活上，杨老对学生的体贴入微，精心照顾也是人所共知。

　　1990年，汪建熙的爱人即将去美国留学。临别时，杨老为她准备了两份礼物：一个饭盒和两支笔。“在美国学习中午需要带饭，有了饭盒会方便很多”，而送笔自然是期盼她好好学习，为此，杨老还细心地题了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至今，汪建熙他们还保留着这份珍贵的礼物。一位会计大家，竟然会对学生的生活细节如此关心。

　　“很骄傲自己是杨老的学生，能作为杨老的博士开山弟子，更为骄傲。同时，我也希望自己也是杨老的骄傲。”，汪建熙坦言从杨老那学到太多。(刘海凌)

　　杨老惜时如金，做事雷厉风行。联合国会议晚上结束，第二天早上他就拿出了交给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报告

　　难忘的记忆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金财务部主任 沈小南

　　《财会世界》编辑部来电话，约写一篇杨纪琬老师诞辰90周年的纪念文章。时光流逝，转眼老师离去已有8年之久。都说时间可以冲淡情感和记忆，可这么多年过去，我对老师的记忆仍然清晰如故，那过去了的许多情景分明就在眼前，我们一起谈天说地仿佛就是昨天。

　　杨老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领导，更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个人。他所传授给我的不仅仅是会计和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思维的方式、处事的道理和做人的原则。

　　我初到会计司时，他是司长。由于他如雷贯耳的名气和看上去不苟言笑的作派，加上传闻他对工作要求的严苛，我对他很有些敬畏，很少有接触。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陪他赴美参加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年会。会前我将厚厚一摞会议资料整理出一份要点请他参阅，交给他时有些惶恐，害怕他的严格和挑剔。不成想他迅速浏览一遍后，笑着说了两个字“不错”，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在那次的联合国会议上，我第一次见识他如何在国际场合展现智慧和风采。在会上，杨老侃侃而谈，介绍中国的会计状况，阐述中国的观点立场，对会议议题分析评论。那时，世界对中国了解甚少，中国的会计准则未与国际接轨，他的发言常常引起各国代表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吸引全场的注意力。许多代表向他发问，他从容不迫一一解答。后来他不再参加此会，我又继续参加了几年，会上还常有代表问起，“那位杨先生怎么没来？”可见他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通过这次会议，我向他学到了在国际场合应当掌握的一些重要原则。比如他曾告诉我，这种会议看似是专业会议，实际没那么简单，有许多政治因素要考虑，代表的立场和观点都有各自国家的利益在里边。在这个工作组中，就存在发达国家与77国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例如从对外投资的角度讲，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利益往往不同，发达国家多是投资国，发展中国家多是东道国，所以常会有立场的冲突，只一个信息披露的多寡就争论不休。我们中国虽不属这两大集团，但原则上应多支持发展中国家，单纯从技术角度考虑问题那是书呆子。这段话给我的教育深刻。此后参加国际会议，我时刻提醒自己政治上要清醒，国家利益第一，然后才是技术观点，对各方的争论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与杨老慢慢接触多了，觉得他其实蛮亲和的，于是经常找他求教。他在业务上给予我的帮助，彻底改变了我的工作状态，也就此改变了我对会计职业的看法。

　　我先是在会计司综合处工作，后调到负责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四处。其时恰逢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地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制定之时，工作很有些吃力。我求助于杨老，他安慰我，不要急，慢慢来。他要我研读当时出版的一套国际会计准则小册子，每读一篇将不懂的问题说给他听，他掰开揉碎地给我讲解，并常讲些会计的理论和实务问题。我逐渐上了道，工作慢慢得心应手，对会计也有了理解和兴趣。之后的若干年，在会计制度、准则的制定、讲解工作中，每遇问题必向他请教，吃不准的事情一定要他首肯才敢确定。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要自已思考；观点可以不同，重要的是自圆其说。这些现在成为我常与我的学生说的话。

　　我想杨老之所以能成为大师，除了天分，主要是勤奋。他的学问和造诣已达很高的境界，但他从不放松学习和思考。

　　他有剪报的习惯，遇有好文章或有用的信息便随手剪下来，作为资料的积累；有时半夜突然想到一些问题或观点，他会马上起床记下来。他的很多文章就是这样写成的。他惜时如金，做事雷厉风行。联合国会议晚上结束，第二天早上他就拿出了交给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报告，使我惊异又惭愧。

　　杨老不光是个会计大家、经济专家，文史方面的造诣也十分深厚。他卧病期间，我经常去看望，他靠在床上，给我讲了无数的历史故事，还加上分析和点评。我对他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记忆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杨老的离去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念和丰厚的精神财富。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当是传承他的精神风范，将他毕生痴迷和热爱的会计事业发扬光大。

　　在杨老的建议下，1984年财科所从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生中招收会计电算化方向的研究生。这在全国是史无前例的

　　杨老与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世定

　　今年11月10日是杨纪琬老师90岁诞辰。我们深切地怀念杨老，不仅源于师生之情，更因为他的高尚道德和勇于探索的实践品格。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就倡导将电子计算机应用于会计，并争取到财政部的资助在长春第一汽车厂试点开发会计电算化系统。虽然限于当时的条件，这次尝试没能取得圆满的成功。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却成为以后大规模开展会计电算化事业的宝贵财富。

　　上世纪80年代初，杨老看到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立即和许毅教授一起向财政部领导建议，在财科所成立专门的研究室，研究我国的会计电算化问题。一次杨老问我对电脑是否感兴趣，我回答说，我对电脑一窍不通，有机会学一下就好了。就这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杨老把我从财科所研究生部调出，负责组建会计研究室，开始了会计电算化的研究与开发。在杨老的建议下，1984年财科所从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生中招收会计电算化方向的研究生。这在全国是史无前例的。如何带这批研究生又如何将电脑与会计结合起来，成了摆在面前的难题。杨老鼓励我说：“我就喜欢难题，难才有意思，才需要探索，才需要研究，探索和研究的前提是学习。在会计电算化这个题目上，你既是老师也是学生。”在他的启发下，我一方面教这批同学会计，一方面向他们学习电脑，一年后师生均有不小的收获。但如何将电脑用于会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对此，杨老认为，仅靠书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必需靠实践。他要我们到企业中去实地开发，并从财政部申请到一笔资金分别拨给4个工业企业和2个商业企业购买电脑和机房设备，由我们去义务开发。

　　开发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界定会计系统的边界。当时社会上有两种主张：一是主张开发企业管理信息系统(MIS)并从资源共享角度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另一派则认为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只能搞会计信息系统(AIS)。杨老力排众异说，企业管理系统的开发已有教训，即使开发也是将来的事。完整的会计系统也不简单，眼下我们先开发账务处理和报表两个系统。要知道伤其一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不要好大喜功。他的一席话为我们指明了开发的方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圆满地完成了开发任务。在他的关怀下，我们先后出版了三部专著，为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此后，我们又在账务处理系统和报表系统的基础上，发展成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还试行开发了部分企业管理系统。根据杨老的会计管理活动论，我们总结出账务处理是会计信息系统的核心，会计系统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核心的观点。并认为只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充分考虑系统的可扩展性，沿着账务处理——会计信息系统——企业管理信息系统这样一个开发路线，就可以多快好省地开发出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对此杨老说：“你们的这个经验非常宝贵，要推广，要起个好名字，我看就叫‘小系统发展论’吧。”当时我十分得意。杨老大概看出了我心中的秘密，提笔书写了“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的条幅赠于我。

　　杨老离开我们已经8年了，他对我的教悔未敢片刻遗忘。每当我在工作中因取得一些成绩而沾沾自喜或是偷懒的时候，那八个大字就鞭策着我踏下心来继续努力学习和工作。

　　“考80分的学生就是好学生，而得80分的教师则误人子弟”。其中味道，非追求完美者不能体会，非执著者不能品味

　　受益终生的精神财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夏冬林

　　从教多年，身为人师，每当想起杨纪琬老师当年的教导，倍感惭愧。同时，也庆幸能够聆听师者的学问之道。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如火如荼时期，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现实经济生活中涌现的问题令人目不暇接。

　　变化中的中国，既需要理论指导，也需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实用性的社会科学，“会计改革要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拖后腿”。紧跟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成为过去20多年会计理论建设和会计制度改革的主题。杨纪琬先生关于经济体制和会计制度改革的理论思想正是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形成的。从利润留成、税利分流、两步利改税、承包制到实行股份制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无不留下了杨先生深深的探索。在实践中寻找理论，再用理论指导实践，将实践与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杨先生的会计理论思想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每当经济体制出现新的变革，杨纪琬先生总是能以敏锐的思想和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对会计理论的准确把握从会计角度做出入木三分的分析。很多人强调“企业自己的利益”，杨先生从资产负债表分析出发，指出企业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国家(股东)的利益、银行的利益、职工的利益、厂长经理的利益，企业也不可能“自负盈亏”。他用会计的思想和方法解释企业改革中的问题，正是我受益终身的财富。

　　杨先生的“错误的数字比心中无数更糟糕”道出了会计信息的真谛。尽管今天以“盈余管理”作为调节利润的借口，并认为有信号作用，但无论是过去的经验，还是当前的案例都证明，利用会计数字获得不当私利是无法挽回的，而失真的会计信息所产生的灾难也正是人们对会计信息失去信任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针对1988年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所提出的通过膨胀会计问题，杨先生坚定地认为“调表不调账”。现在看起来这一问题似乎过时了，但所蕴含的思想却仍然深刻。

　　杨先生许多卓有见地的思想“大都是经过长时期的沉思摸索……历经数月的踟蹰，力求不宥于成见而有所创新”。从企业内部管理角度出发，提出“管理活动论”，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会计信息的本质。杨先生为此著书立说，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当强调会计信息在

资本市场的作用时候，会计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学术研究建立在公开数据的基础之上，但会计在企业内部的管理功能却不容易观测，也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恰恰说明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耐心来探索那些更为艰难的未知领域。

　　杨先生一生从事会计工作，为师、为学，不愧为大家，但他反复告诫学生：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更为重要的是，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考80分的学生就是好学生，而得80分的教师则误人子弟”。其中味道，非追求完美者不能体会，非执著者不能品味。杨先生追求完美的严谨学风表现为一生的勤奋，一生的思索，他那如火纯青、高屋建瓴、言简意赅的大师风范也成为学生们一生的楷模。

　　我庆幸自己经历着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庆幸自己跟随着这么一位具有深邃理论思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者，更庆幸自己获得了一生享受不完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