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史大师：钱德勒

　　栏目主编：刘文瑞教授 本期主要撰稿人：王肖婧 慈玉鹏

　　钱德勒不是管理学家，但他的贡献对于管理学不可或缺。作为企业史学者，他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大公司的发展历程。他的三部巨著《战略与结构》、《看得见的手》、《规模与范围》，被学界誉为经典。他在《战略与结构》中提出的分部制企业结构，被欧美学者称为“钱氏模型”。钱德勒的著作不是给我们讲历史故事，而是通过严密地经济学分析来阐述故事背后的世界大势，这一大势的走向就是现代人类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在经济学界，有人声称，钱德勒关于企业组织与管理的经济学分析，可以使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轰然坍塌，他的成就是任何经济学家都绕不过去的高山(见路风为《战略与管理》写的中文版序言)。对管理学而言，多数管理学家往往着眼于管理之“器”，而程度不同地忽视了管理之“道”，钱德勒则立足于管理之“道”的探求，给人们揭开了管理现象背后的形成机理。从钱德勒的著作中，可以感受到企业史对于管理学发展的沉甸甸的份量。

　　世家出身的-企业史大师

　　慈玉鹏

　　小艾尔弗雷德?杜邦?钱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 Jr.，1918-2007)以企业史的研究而著称。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史(美国人称之为商业史)这一研究领域就是他开创的。在英语缩略语中，BC为公元前，AC为公元后，而美国的《商业周刊》曾借用这一词汇赞誉钱德勒：“在商业历史中，BC意味着在钱德勒之前(Before Chandler)。”所以，商业史时代也被称为AC(After Chandler)。与钱德勒的AC相提并论，有人把德鲁克也拉出来，称管理学时代为AD(After Drucker)。由此，不难看出钱德勒的学术地位。据说，当钱德勒开始研究企业史的时候，全美只有13名相关学者，但当他2007年去世的时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1300名学者。如果说，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管理学提供了理想的组织模型，那么，美国的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则为管理学提供了现实的组织演变轨迹。

　　钱德勒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60天，也就是1918年的9月18日。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公司走出国门、进军欧亚的时期，钱德勒后来立志研究美国企业的发展与扩张史，正迎合了时代大潮。

　　钱德勒的身世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母亲卡罗尔?钱德勒是杜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女儿(钱德勒姓名中的“杜邦”即源于此)，父亲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海员。这位海员曾率领全家用一年的时间，沿着当年查尔斯?达尔文追踪物种起源的路线，驾船航行到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许正是他父亲的这种探索精神，影响着钱德勒追踪企业进化史达六十余年。而钱德勒的曾外祖父，就是在管理学史上十分著名的《美国铁路杂志》主编亨利?瓦农?普尔(Henry Varnum Poor)。在所有的亲属中，普尔对钱德勒的学术影响是最直接的。当年钱德勒进行企业史研究所依赖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就是普尔的遗产。另外，钱德勒还是美国历史上传奇人物、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远亲。时间再近一些，钱德勒的外祖父， 1903年至1916年间一直担任杜邦公司的首席化学工程师，曾帮助杜邦公司完成了历史上的首次改组。钱德勒出生于一个跟这么多企业名人“沾亲带故”的家庭，他对大公司的看法自然会带上家族的烙印。厘清大公司的来龙去脉，解读大公司的发展奥秘，或许就是日后钱德勒进行企业史研究的原动力。

　　钱德勒生来是一个擅长文字叙述的天才，青少年时代他就脱颖而出。六岁(也有人说是七岁)时，父亲给了他一本适合小学六年级水平阅读的美国历史读本。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读了19遍，并且在当时就决意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青少年时代的钱德勒是一块璞玉，尚需要高人的指点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师。学生时代，钱德勒先后就读于埃塞克特学院、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哈佛大学。1940年钱德勒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参加了美国海军，服役于大西洋舰队摄影特遣队。在军队里，钱德勒的具体工作是分析判读航空照片，这种工作既需要对整个航拍区域进行宏观把握，又需要不遗漏每个局部，并敏锐地观察具体细节。这种工作方法上的训练，对他后来的企业史研究不无裨益。另外，在服役于军队的这一段时间内，钱德勒深刻感受到了政府科层制体系的效率，使他对大型组织的运作有了切身的认识。

　　二战结束后，钱德勒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重返哈佛研究生院。哈佛的学术氛围和治学传统，铸就了钱德勒独特的学术品质和深厚的史学修养。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师从著名的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帕森斯的指导下，钱德勒攻读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也译为涂尔干)的著作，从而产生了对社会学的强烈兴趣。尤其是帕森斯提出的“角色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对他的影响最大，这为他后来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企业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参加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建立的企业家历史研究中心，成为一名年轻的研究助理，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尤其是“创新”理论，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天赋、家庭背景、经历、名师等，铺垫着钱德勒的学术道路。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他住在曾外祖父普尔的家中，普尔留下的许多当年铁路建设的一手资料，促使钱德勒把博士论文的选题确定为普尔的传记。于是，一部以自己的曾外祖父为题材的论著《亨利?V?普尔：商业编辑、分析家和改革家》诞生了。表面上看，这是一部人物传记，实际上其内容则远远超出了人物传记的范畴，是美国早期企业发展史的一部力作。1956年，这部著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普尔传记的写作中，钱德勒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历史归纳”和“比较研究”方法。历史学本身离不开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本素养，他在这方面又得益于帕森斯和熊彼特。普尔当年绝不会想到，他留下的那一大堆资料，成为后代子孙跻身学术殿堂的阶梯。博士论文写作是钱德勒治学的开始，在读博期间，他还参与了《罗斯福书信集》的编辑工作。

　　1952年钱德勒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日子里，钱德勒的学术风格逐渐成型。除了修改出版普尔的传记外，他还帮助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小艾尔弗雷德?斯隆撰写自传—《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岁月》。

　　1962年，钱德勒出版了《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这一巨著后来被人们称为钱氏三部曲的第一部，从此他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该书以杜邦公司、通用汽车、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西尔斯公司为代表，论述了分部制管理结构的产生完善过程。当早期美国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和横向合并两种战略竞争市场份额时，集权的职能制结构得以逐步确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国门，实行海外扩张和多元化战略，管理结构也随之改变，这就是上述四家公司发明的分部制管理结构。

　　1963年，钱德勒转到霍普金斯大学执教。在霍普金斯执教的日子里，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企业史研究工作，写出了《铁路：美国的第一个大企业》，并参与了《艾森豪威尔文集》的编辑。1971年，钱德勒被哈佛大学重新召回研究生院，负责该校的企业史研究。1977年，他出版了钱氏三部曲的第二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这部书通过引证大量原始资料，论证了美国企业诞生壮大过程中的关键变化—等级制管理团队的出现和经营权与所有权的两权分离。在这种变化背后，支配这种变革的是企业对降低成本，进而提高竞争力的追求。钱德勒认为，在管理协调的效率大于市场协调的效率前提下，会导致企业管理层级制的产生。

　　从“进步运动”时期开始，美国人对大公司就充满了警惕。在美国多数人眼里，大公司的发家史渗透着罪恶。这种“为富不仁”的看法，倒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来到世上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论断。但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以翔实的资料和分析表明，美国的大企业，既不是恶棍式的强盗，也不是天使般的善人，它们仅仅是追求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公司的各种战略和策略，不外是适应市场的状况做出各种调整而已。当市场不稳定的时候，企业会倾向于纵向一体化和横向联合；当市场较稳定时，如果市场的效率提高，企业会倾向于剥离非核心业务。

　　经过学术上的长期积累，1994年，钱德勒出版了他的三部曲最后一部—《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此时，钱德勒已经是一位近八十岁的老人了，他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了全球领域。经过详细的考证，他论述了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结束这一段时期内，美、英、德三国企业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组织能力”的概念。他认为，组织能力是通过对生产、营销和管理三方面的持续投资来获得的，只有企业获得了强大的组织能力，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建立起强大的进入壁垒或者突破先行者建立起来的进入壁垒。一旦企业获得了这种组织能力，即使因为战争等原因而暂时失去市场，也会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市场占有率。这可以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和德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表现的巨大反差看出来。

　　从1993年开始，钱德勒将眼光放到了完成现代转型后的四个高技术行业：消费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在这项研究中，钱德勒以他一贯严谨的作风，详细考证了这些行业在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的发展，使他的研究更加具有了现实意义。在高技术行业的研究中，钱德勒将他创立的“组织能力”概念进一步深化，强调基于三种知识类型—技术、功能和管理的组织能力。在钱德勒的语境中，现代企业的成功越来越多地依靠以技术和功能为基础的“综合学习能力”，这并非说管理变得不再重要，而是在分部制管理结构和经理人地位确立后，管理不再是企业进行竞争的一个主要变量。在钱德勒看来，现当代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在于综合学习能力的获得和维持。获得了学习能力，企业就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否则就会被淘汰。

　　在2005年出版的《塑造工业时代：现代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的非凡历程》一书中，钱德勒为他的企业史研究做出了总结。他认为，纵观三次产业革命，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首先，每一次产业革命的长期领先者都是遵循优势战略而获得成功的，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大公司的大规模收购和剥离活动的内涵。其次，各个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成型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企业必须抓住机遇进行相关投资，形成并维持自身的综合学习能力，构筑进入壁垒，一旦错过机遇，成功进入这个行业的机会就会非常渺茫。

　　2005年完成这四个高科技产业的专门研究时，钱德勒已经是87岁的耄耋老人了，然而，这位企业史专家并没有因为年龄而放弃创作，他依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相关研究。2007年5月9日，他在整理妻子的祖父威廉?拉姆塞(William Ramsay)的传记时，不幸仙逝，享年90岁。

　　亨利－普尔

　　闻华

　　亨利?普尔是一位著名的管理学先驱。作为一名出版商，他创办的普尔出版公司以编辑发行《美国铁路杂志》(American Railway Journal)而出名。当然，普尔办杂志不是为了公益，而是为了赚钱。南北战争前后，美国铁路业迅速崛起，引领着美国工业化的步伐。普尔敏锐地抓住铁路公司的营运报道，为大众提供投资信息，为经理提供经营策略。麦卡勒姆在纽约和伊 利铁路公司的改革举措，就是通过普尔的杂志使社会各界知晓的。普尔不是白忙活，例如，他把麦卡勒姆设计的组织图大量印制，每张1美元出售，他自己赚了钱，大量的公司经营者也由此学到了组织设计和管理原理。至于他给没给麦卡勒姆抽取版税，只有天知道。

　　普尔作为《美国铁路杂志》主编达二十多年，他为杂志撰写了大量社论，对铁路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如何改革等等，有着全面深入的看法，同时也提供了各个铁路公司财政与运营状况的详细数据。

　　如果说，英国是用纺织机开辟了工业时代，那么，美国是用火车头推进着工业进步。铁路公司和纺织厂在管理上有着重大差别。纺织厂可以化整为零承包经营，而铁路公司必须一体化作业。英美工业化道路的差异，决定了英国佬可以写出《小的是美好的》这种抒情之作，而美国佬则孜孜追求巨无霸式的企业航母。正是普尔，率先总结出了大公司的经营之道。他根据美国铁路公司的经营实践，尤其是根据麦卡勒姆在纽约和伊 利铁路公司的改革，归纳出了大企业管理的三条基本原则：组织原则、沟通原则、信息原则。组织原则强调分工，要求每个岗位都有确定的职守和责任，岗位之间有固定正式的责任关系。沟通原则强调运营信息的传递和利用，保证经理部门直至总裁能确切地、连续地了解业务进展。信息原则强调各种数据(包括成本、收入、定额等等)的积累和编制，作为分析现状改进管理的依据，这也是后世数据库思想的滥觞。作为媒体人，为了人们更方便地评价和衡量相关企业，普尔还创立了标准普尔工业指数。

　　随着大公司劳资冲突的增加，普尔看到，除了坚持上述三项原则外，公司的管理还必须重视人的因素和士气，要形成一种团队精神和整体观念，这就需要有杰出的领导，在不影响个人尊严的前提下进行激励。

　　普尔是“看不见的手”的推崇者。他主张政府的作用是打击那些不诚实的“掺水股票商”，防范投机，而不是限定价格，干预经营。他强调：“依靠在竞争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创办工业的个人的自身利益，就可以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

　　结构跟随战略

　　王肖婧

　　1962年出版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Enterprise)，是钱德勒出版的第一本企业史专著。在这部著作中，钱德勒讨论了美国大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如何进行调整以适应自身的发展，其具体内容包括杜邦、通用、标准石油和西尔斯四家大公司的发展史，并演绎出美国现代公司及其管理架构产生和发展的普遍现象。通过这一系列分析和评述，他得出了著名的钱德勒命题—结构跟随战略。

　　钱德勒的考察聚焦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这一阶段，美国的第一批大规模一体化企业问世，这些企业的出现给工商企业管理带来了众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企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企业管理结构不仅要适应大力增长的生产力，提高企业效益，更重要的是要应对新的多项职能的出现。

　　当时的工业企业大多集中在制造业，根据钱德勒的归纳，制造业中的大型多职能企业的产生，来自于纵向扩张和横向扩张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或战略：“一种战略是一家单一的公司通过创造它自己的销售组织开始扩张和一体化。另一种战略是一批生产企业按横向联合的方式—行业协会、合资共有、托拉斯或控股公司—把它们的制造业务相互合并，然后迅速地向前进入销售领域或向后进入采购领域。”第一种战略通常被采用新技术、提供新产品的企业所采用，而第二种战略更多地被使用相对不太复杂的旧技术生产大宗商品的行业采用。通过这样两种途径，企业来应对伴随着市场快速成长而出现的机会和压力。

　　相比于实现公司的纵向一体化而言，更加容易实施的是横向的联合和合并的一体化，而且生产能力过剩会大大刺激企业进行联合。这种扩张、合并和一体化战略，对公司结构的改变和各个管理层级的变革提出了相应要求。

　　1900年以后，工业继续成长，分部制企业出现，大型的工业企业为了应对由城市化和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机会采取了三种成长战略：一种是现有生产线的扩张，以供应更多的同一类型的消费者；另一种是在其他地区寻求新的市场和原料来源；还有一种是开发面向不同类型顾客的更大范围的产品来创造新市场。不同的发展方式，在具体的运营和战略上都存在着不同的管理问题。钱德勒具体考察了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零售商业的西尔斯公司，通过不同的案例来揭示这些管理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

　　钱德勒考察的这几个公司，都是最早发明了多部门结构的公司。这四家公司的新结构都是独立创建的，它们之间不存在模仿和借鉴。杜邦公司的新结构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侧重点在于公司分部的创建；通用汽车公司同样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发展新结构，但是它更加强调的是公司总部的发展；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于1925年开始重组，因为它已经拥有分部和总部，其主要问题是针对它们之间的职责区分；1929年开始重组的西尔斯公司，则同杜邦公司类似，所处理的主要问题也是公司分部的创建，不同的是，西尔斯公司为了保证业务范围的扩大，更加强调重新调整高层领导的责任。这些公司的领导者，当时各自面临的问题都是独特的，因此他们各自的解决办法都属于创新。然而，这些公司的经理们可能没想到，在若干年之后，他们的公司结构转变成为范式，被其他公司纷纷效仿。钱德勒选择这四家公司进行分析的意义，进而也凸现出来。

　　通过对这四个美国公司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钱德勒发现，随着公司的发展、地理区域的扩大与多样化程度的增加，为了适应公司战略的改变，公司的组织结构实际上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钱德勒的研究同样表明，在没有受到强大压力的胁迫下，管理者很少会放弃从前的传统和习惯去寻求新的组织形式。只有当他们意识到企业面临着某种困境或需要时，才会根据情况做出决策。这个决策就是战略，而组织结构会相应做出改变。但究竟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企业的扩张战略？才会导致多部门组织结构的出现？

　　钱德勒认为，企业在多样化扩张战略的引导下，规模逐步扩大，当积累一定资源后，会开始向不同地区或者向不同产品市场的方向发展。由于经营业务增加，高层经理的工作也日益复杂，决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会加大，管理人员很容易淹没在这些复杂的决策里，从而忽略真正重要的东西。因此，多部门结构的出现，可以将高层管理人员从日常的经营活动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真正与企业命运有关的长期计划和决策。具体运营则由各个事业部的经理人员负责，他们处理日常管理事务，承担管理责任，享有一定权威。在这种模式下，公司总部更多地偏重于战略决策，分部经理更多地偏重于具体管理决策。多部门结构可以更有效地协调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适应越来越多样化并复杂化的企业活动。否则，当企业的经营扩大、新的战略制定后，没有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组织面临的只能是无效率。要想避免这种无效率，无论企业怎样扩大经营业务，根据业务制定出怎样的决策，组织都必定要做出相应调整与变化。这一观点，被人们称为钱德勒命题。

　　在论述战略决定结构这一命题的过程中，钱德勒还对组织创新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每一个组织的管理者进行的战略扩张和结构调整，都是独立的创新活动。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这种组织创新随时都会发生。

　　约瑟夫?熊彼特曾经在分析经济行为时，对创新活动进行了具体区分。他将创新分为创造性革新和适应性反应。创造性革新能够超越原有的常规和程序，而适应性反应虽然会使做出反应的个人或者企业发生重大变化，但从本质上仍未跳脱出旧有的习俗。

　　熊彼特有关创新的思想对钱德勒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这个分析视角下，钱德勒通过他的企业史研究为熊彼特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实质性的内容支撑。钱德勒考察的四家公司，在构建多分部结构的过程中，面对新的需要和形势都创造了新的方法。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在创建基层部门、职能部总部和中心办事处时，又停留在原有的业务常规上。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更加习惯对已有的管理方式进行适应性改造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新泽西标准公司对所遭受的市场压力进行了回应，但是并没有刻意参考借鉴其他公司的组织结构，甚至连过去的经验都没有多加吸取。西尔斯公司参考了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的经验，改变了现有程序来满足新的需要。可以看到，尽管这些都属于适应性回应，但这四家公司的举动不仅仅是模仿。在进行创造性的革新方面，四家公司都表现为创立了多分部的组织结构。而导致这些创造性革新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央集权的职能部门化结构和松散的分权化控股公司的缺点显现，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负担增加以至于无法承担责任；企业运营过于复杂，少数高层管理者忙于进行协调、评估和政策制定等活动，难以兼顾长期的企业家活动和短期的运营管理活动。也就是说，只有这些情况发生，为了应对新的问题，多分部组织结构的创新才会出现。一旦组织结构跟不上企业战略的变化，无效率就会出现，直至矛盾激化。

　　在对于组织创新活动的研究中，钱德勒发现，组织的创建者通常不会是组织结构的革新者，而能够成为组织创新者的经理人通常都有某些相同的特征。他们大多受过工程方面的训练，对系统化和组织关系的界定等问题抱有极大兴趣，而他们的教育和训练背景与构建组织需要的方法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关联，工程专业对美国企业管理的合理化和系统化所起到的影响作用已经被证明，解决科学或工程问题所需要的严谨态度能够帮助高层经理处理管理问题。除此之外，这些组织的创新者通常都比较年轻，并且没有在某一职位上停留过长时间，没有被特定的角色和行为模式所同化。这些特征都有助于他们在面对问题时做出适当的决策，成为企业组织的创新者。

　　《战略与结构》为钱德勒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的这部书立足于历史学的广阔视野，采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框架，通过大量的案例，将商业史融入了经济学与一般历史的范畴，将商业史和经济学紧紧联系在一起，提供了一种研究管理问题的独特角度，并且通过这种独特角度提出了“战略决定结构”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开创了战略管理理论。

　　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中明确提出了战略的概念，他将战略定义为：“企业长期目标的决定，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采纳的一系列行动和资源分配。”钱德勒对于战略概念的界定，在企业战略管理问题研究上举足轻重。关于企业战略，有着众多的人物和学派，其中影响较大的“设计学派”和“计划学派”，在理论本质上同钱德勒的思想相一致。企业战略的出发点是要适应环境，其实质是组织对相关环境的适应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内部结构变化的过程，因此，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要与企业战略相对应。可以说，钱德勒对于当今盛行的战略管理起到了重大的奠基作用，他所运用的战略与结构互动的分析框架，构成了战略管理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