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造就自我专业建立信任

　　社会造就自我专业建立信任

　　——2007领驭风云人物评选随想

　　秦朔

　　由《第一财经日报》主办的“2007领驭风云人物”评选已圆满落幕。当财富寡头和资本奇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周围，“一夜暴富”、“邻家百万富翁”等急功近利、追逐虚业的风气不断升腾，“领驭风云人物”这样的立足“非财富榜样”，倡导理性平实、专业精进、贡献社会的价值理想的评选，显得有些特别。但在内心里，我们真正感到安慰。

　　个人价值蕴于社会价值之中

　　这是一个追求自我价值的年代，相对几十年前把个人简单当做一枚大机器上的螺丝钉、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年代，历史大大地进步了，人的解放成为新时期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是，自我价值的真实含义是什么？难道只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见个人利益无视他人利益的“独行道”？

　　事实上，即使在高度推崇利己主义伦理观的亚当·斯密那里，虽然他主张“对每个人而言，只要他不触犯法律，都应该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但他同样强调，“自利”并不等于自私，更不等于贪婪，自利或利己是个人行为的出发点，而自私或贪婪会因把他人当做追求私利的手段而把社会带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作为社会分工理论的最早倡导者，斯密认为：“经济人互通有无，物物互换，互相交易，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根本特征，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性、经常性和不断的努力是国民财富赖以产生和增长的重大原因。”这就说明，一个人的自身价值的创造，必须经过与他人“互通有无，物物互换，互相交易”的过程。换言之，离开了他人和他人的集合体(“社会”)，单独的个体也无从实现其价值。正是在人与人之间互相服务、交换的social(社会化)的过程中，才形成了我们所说的society(社会)。关于这个道理，心理学大师荣格有一个公式：I+We=Fully I。恰恰是通过“我”和“我们”结合，才产生了完整的“我”。

　　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并不是截然相反的概念，而是和而不同又相生相伴的。

　　在马克思那里，他重视人的社会价值，认为人与社会密不可分，人是社会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同时，他也强调人的自我价值，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未来的理想社会将是“一切自由人的联合体”。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相反，社会价值和自身价值是可以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为同时代人的完美、幸福而工作，“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起来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在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的伟人，其价值都是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凝结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请学会通过使别人幸福快乐来获取自己的幸福，而不是要用同类相残的无聊冲突来获取幸福。”

　　在《我的世界观》中，爱因斯坦写道：“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做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的，是善、美和真。”

　　的确，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拥有的财富是体现其价值(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个人价值)的重要尺度，对企业家来说，这些财富代表了企业的规模和价值，因此也衡量了企业家的创造能力以及他和社会互动的范围和程度。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尺度并不只是财富，从更深刻的含义看，财富也只是为社会、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物质酬劳形式。这种酬劳并不比另外的酬劳形式——比如医生的口碑、学生对老师的心存感激、官员的民望、律师的服务价值、环保工作者促进的环境质量的改善，更加重要。

　　在一个财富年代，我们反对不求根源地追逐财富，不计社会成本地聚敛财富，“唯财是举”地夸耀财富。“假如人生可以再活一次，我宁愿生命中没有金钱，而有目标。”这是美国当年的钢铁大王卡内基说过的话。今天，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到“没有金钱”的状况，但是我们有可能也应该认真探讨比财富数字更重要的价值、目标与意义的问题。这也是“领驭风云人物”独辟蹊径评选“非财富榜样”的价值理念。

　　个人价值就像很多个零，但如果这些价值的获取是缺乏社会价值准则，甚至是“反社会”的，那么，这些零前面的“1”就消失了。

　　社会价值取决于专业操守和能力

　　既然每个人都是社会人，凡是具有工作能力的人，也就都是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为社会工作，通过个人努力而创造社会价值，通过为社会工作而创造个人价值。

　　人非全知全能，术业有专攻。社会和经济，都是劳动分工、专业化分工的联合体。

　　1776年3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全面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童年时就观察过家乡小镇上的造针厂的斯密指出，一个工人在没有受过业务训练并且不熟悉机器操作的情况下，一天或许一枚别针也造不出来，最多也不会超过20枚别针。而将整个工作分成若干工序，安排不同人负责其中一个工序，效率则会提高许多。具体做法就是按整个制作业务分成抽丝、拉直、切断、削尖、打磨、安装针帽、刷白、包装等18道不同工序，一个人负责其中一项或者两三项，这样可以将一天的产量提高到每人4800枚。

　　在这里，分工之所以能使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一是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二是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会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三是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工作。斯密认为，分工原理不仅仅适用于某一行业，而且适用于整个社会，各个行业都能由于分工的出现而大幅度提高产量。他写道：“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

　　当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建立在专业分工之上，它实际上就成为各个分工单元之间的，以信任作为最重要社会资本的联合体。我们彼此信任，实际上是彼此信任对方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操守。信任源于专业，专业创造信任。

　　社会分工有不同，但没有贵贱。对自己负责的专业，是否热爱，是否敬业，是否专业，是决定我们是否能成为一个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值得信任的单元”的基石。

　　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小的例子：

　　一个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讲的。

　　叶利钦在俄罗斯执政时，有人问克里姆林宫内一位清洁工人对自己工作的看法，她的回答是：“我的工作和叶利钦的工作其实差不多，他是在打理俄罗斯，我是在打理克里姆林宫，每个人都是在自己分内做好自己的事。”轻描淡写，又理直气壮。

　　一个是全球第一CEO杰克·韦尔奇写在自传里的他父亲的故事。

　　“作为波士顿—缅因通勤线上波士顿至纽伯里波特段的一名检票员，父亲工作非常努力。每当‘老杰克’早上5点钟穿着他那身熨得平整的蓝黑色制服和被我母亲浆得硬挺的白色衬衣离开的时候，他的神情就好像是站在上帝面前一样。几乎每天都是如此，父亲周而复始地在10个固定的车站进行检票工作……

　　“每一个工作日，父亲都盼着回到波士顿—缅因通勤线的列车上，就好像那趟列车就是他的一样。父亲喜欢和人们打招呼，邂逅有趣的人。每当他走过列车客座车厢的中间过道，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名大使，一边心情愉快地检票，一边欢迎着椅子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当他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一般。

　　“在每一个运营高峰，他都以微笑和热情面对乘客，高声地向大家说着爱尔兰人特有的恭维话。而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总是表现得非常安静、内向，这正好和他在火车上快乐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点总是激怒母亲，她会抱怨说：‘你为什么不带一点在列车上瞎扯的废话到家里来呢？’事实上父亲很少这样做。

　　“父亲是一位勤劳的工人，他工作的时间很长，而且从未耽误过一天的工作。如果听到了坏天气的预告，他总是让母亲在前一天晚上开车把他送到车站。他就睡在列车的一节车厢里，这样明天就可以随时准备上班了。”

　　今天，我们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的培训非常火爆。不过，也许更重要的是专业的操守和态度，就像上面这两个例子中展示的，普普通通的岗位，却有着发自内心的对工作本身的骄傲和热爱。他们的尊严来自对服务的爱。

　　“领驭风云人物”肯定专业的力量，肯定专业的价值，更推崇那种热爱专业、热爱服务的操守与精神。我们相信，这是中国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宝贵精神资源。一个越来越富足的中国，她的力量不仅来自体现规模的数字，更来自那仿佛蕴藏在大地深处、永不枯竭的精神生命力。只有这样的力量，才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真正无惧竞争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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