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美革命英雄格瓦拉与中国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身上，都体现了对信念和理想的顽强追求，对社会公平的不懈探索

　　□记者 王强

　　40年来，革命者格瓦拉作为一种特定的符号和精神标志，始终在全世界流行。但当一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谈他对格瓦拉的理解时，你还是会发现，格瓦拉的影响力还是超乎想象。

　　孙大午，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4年前的那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让他一夜成为名人。在被羁押了158天后，地方法院判处他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他清楚记得，2003年11月1日，他回到自己的家。

　　2007年11月1日，对于孙大午来说，正是4年缓刑期满的日子。谈到刑满，这个河北汉子脸上并没有流露多少兴奋，更多的是经过岁月磨砺后的平淡和坚毅。

　　“这4年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一直把它看成是一场误会或者一场玩笑。”牢狱之灾并没有给他什么打击，虽然因为感冒略有些疲惫，但一谈到格瓦拉、理想和信念这些话题，孙大午显得中气十足。

　　“格瓦拉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完美主义者。我也是理想主义者，但与格瓦拉的区别是我还是个现实主义者。”孙大午直言不讳，“今天我们纪念格瓦拉，是纪念他对理想的坚守和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永不屈服。

　　河北省徐水县郎五庄村，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乡村。1954年，孙大午出生在村里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儿时的贫困让他很早就开始有了发家致富的想法。八九岁时就开始学做一些小买卖，十三四岁就倒腾自行车卖，那个时代，这些可都属于“投机倒把”。现在回忆起来，他认为，虽然有风险，但重要的是童年时代的经历让他很早就明白了靠辛勤劳动、靠良心做事是可以赚到钱的。

　　就像那个年代很多男孩一样，孙大午也崇拜英雄，也曾幻想着当个英雄。1970年，孙大午初中毕业参军入伍，在山西当了一名工程兵，英雄主义的理想在他心里一直澎湃，憧憬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将军。

　　孙大午没有机会成为将军，却成了一名农民企业家。在大午集团的公园里，一直摆放着一辆退役坦克和3门大炮，这是他当年的部队赠送给他的。

　　孙大午认为，自己的直性子和棱角分明使他不可能成为将军，这些性格在他日后做企业的过程中就表现为不屈从于社会的潜规则。“有理不怕见朝廷”，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从当年的几百块钱起家到今天的上亿资产，从一个小养鸡场发展到集饲料、化肥、养殖、种植、教育、食品旅游为一体的农牧业集团，其间，地方上的税务、土地、工商、金融等部门多次上门，想从大午集团“揩油”。最典型的是地税。1997年10月28日，当地地税局在没有查账结论和税务处理决定书的情况下，向集团下达了138万元的偷税漏税通知书，限三天内交齐，孙大午不服，向上级反映，最后138万降到了17万，孙大午仍然不服，官司一打5年，最后打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前后花费100多万元。

　　“我自认为自己做事很规范，所以我不会去靠苟苟且且发财，我相信靠自己的良心可以活得很好。我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不会走另外一条路。”孙大午坚信自己走的道路没有错，但是他的“不开窍”得罪了地方很多权势部门，也就有了2003年轰动海内外的“大午集团非法集资案”和这位民营企业家的锒铛入狱。

　　长期以来，融资问题一直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大午集团也不例外，尤其是孙大午不愿意走旁门左道、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银行贷款，融资难更是大午集团面临的大难题。大午集团从1985年两万元起步，除了得到过两笔总计430万元的贷款外，再没有得到当地金融机构任何一笔贷款。孙大午多次向金融机构递交贷款申请，但均石沉大海。为了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大午集团不得不走了一条民间借贷的融资之路，累计吸收周围村民存款上千万元，支撑企业发展到总资产上亿元的规模。

　　这样的融资方式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因为从国家金融政策看，这就把企业置于非法集资的危险道路上，这也给了当地有关部门借此“修理”孙大午和大午集团的口实和把柄。

　　2003年5月27日，孙大午被当地有关部门骗捕，集团相关领导也被抓，整个集团陷入停顿状态。但令当地政府没有想到的是，孙大午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多家媒体的关注，纷纷到中国这个小乡村来采访，一时间举世瞩目。2003年年底，中国法学和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还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孙大午事件的专题座谈会，学术界开始从多个渠道拯救孙大午。

　　被关押了158天后，2003年10月30日，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开庭前，当地县委领导和公检法一把手先后到监狱和孙大午谈话十几次，但经过158天牢狱之灾的孙大午并没有屈服，他的态度是：“我无罪，但我服法。”

　　面对这个从未认罪的“罪犯”，本来要“从严从重从速处理”的孙大午案，最终变为“从宽从轻从缓”，带着4年的缓刑，孙大午回到了念斯在斯的村庄。

　　孙大午清楚地记得，他回家那天，田里的冬小麦刚刚发芽，顶出地面，柔嫩而翠绿，在深秋的风中，格外有生命力。

　　4年服刑期间，一家媒体曾这样形容孙大午：“缓刑滋味比秋凉”。孙大午对此并不认同，3年前，当记者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个朴实真诚的汉子并没有被遭受的苦难打倒，而是继续坚持他的信念和做人做事的风格。在一篇文章里他写到：“经过这次风浪，我的信念更坚定了，意志更坚强了。”

　　经过这次事件，孙大午也在反思。他认为，自己所遭受的打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但为什么“潜规则”失败不了呢？“那是几千年以来已经成熟的一种丑陋恶习。”他说，普罗大众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从于某种“潜规则”，很多企业家也在通过某种“灰色”道路攫取财富，“我不想同流合污，这个社会总要有人站出来与‘潜规则’斗争，我的性格让我站了出来”。

　　4年缓刑期间，孙大午趁此机会更多的外出、交游，更多地活跃在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和企业界的会议上，一如既往地发表他对“三农”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共同富裕问题的看法。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东南西北。

　　4年过去了，站在人们面前的，仍然是个胸怀坦荡的农民，是个永不向“潜规则”妥协屈服的企业家。

　　孙大午的很多做企业的风格和方式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似乎还不可理解，有人也批评他不是个合格的企业家。

　　“合格的企业家是什么标准呢？我不知道。”孙大午反问，“我光明正大做事，靠自己的辛苦也能赚钱，我为什么要妥协屈服于潜规则去发财呢？我守着自己的良心底线，可以干干净净成为亿万富翁，为什么非要带着一身污泥不可呢？”

　　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北欧亚洲研究所所长约恩·德尔曼博士曾与中国的一位学者联合撰写过一篇以大午集团为案例的论文，分析中国个体化趋势下私营企业主的身份重构问题，文章中重点提到了孙大午挑战潜规则问题。两位学者写到：“孙大午愿意按章缴纳税费，但对于法规之外的额外开支表示抗拒，这一立场与主流的企业主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因为在中国，‘潜规则’是被很多企业主默认和接受的。”

　　“如果遵循潜规则来和官员打交道是许多企业主维护自己企业稳定的行为依据的话，孙大午表现出了对这个规则的叛逆性。”文章并没有对孙大午的行为做出是非判断，但对孙的企业身份构建还是有所建议，尤其是官司之后，当事人的身份校准还是很重要的。

　　“经过人生的苦难，我虽然也有些世故了，但我身上本性的东西变不了。”孙大午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变圆滑，“在前进的道路上能够直行我就不会走弯路，我也知道，直行很困难，需要毅力，更需要勇气。”

　　4年过去了，孙大午一直在宣扬他的“社会共和”思想，他的“桃花源式实验”也一直继续着，他希望进一步把“大午城”办成一个和谐的大社区——在这个乡村社区里，实现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生活在这里的人，在收入待遇、生产资料不平等的客观条件下，实现生活资料的大致平等；大家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和谐多元，充满真、善、美。

　　“我们今天纪念格瓦拉，也是为了纪念他的精神和勇气，他希望通过革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孙大午认为，40多年前，格瓦拉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高官厚禄，淡薄于物质追求，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义无反顾投身于火热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不论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还是在物欲横流、缺乏理想和信念的今天，都值得我们记住他”。

　　“富人为穷人而活着才是有价值的。”孙大午记得格瓦拉的一句话：在这个不合理的世界，痛苦征服了所有人。孙大午认为，格瓦拉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完全可以不遭受痛苦，却放弃优裕生活，放弃高官厚禄，为理想和信念而坚持。“而这也远比只拥有理想和信念更很重要。”他说。

　　“虽然暴力革命的方式在今天已经不适合了，但公平和正义永远是社会的追求。”孙大午注意到，中国高层决策者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口号，“如果真正按照这样的口号来发展，社会也就不需要格瓦拉式的革命了”。

　　孙大午最喜欢的动物是马，在他眼里，马不但勤劳，而且勇敢。在大午集团的大门口，矗立的就是一匹昂首东向的骏马。他说，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他希望自己像马一样不用扬鞭自奋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