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中的赵新先

　　以赵新先为代表的第一代国有企业家，他们有着自身的英雄气质，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但是却缺乏现代管理理念和法律意识。他们深受“党纪国法”的双重监督，背负国家所赋予的特殊使命和责任，困于和政府的权益分配冲突，往往很难逃脱这个群体的悲剧宿命

　　文 本刊记者 吕冰心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从赵新先创业当年睡过的狗棚到后来案发被逮捕的囚室，相隔仅仅1000余米，赵新先却走了20年。最终，赵新先还是未能摆脱“无极式”的悲剧宿命。

　　2007年9月20日，已66岁的赵新先出狱了。距离2005年11月21日被刑事拘留，整整一年零十个月。而10月11日，《三九集团债务重组协议》获全票通过，华润对三九的债务重组完成之后，三九的清欠工作和股改将有望启动。至此，三九的赵新先时代是真正的翻过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位曾经创造过深圳速度、曾经第一个在纽约时代广场挂中国广告，被誉为“中国中药现代化之父”和“国有企业资本运作的第一人”的传奇式企业家呢？

　　体味荣辱人生

　　赵新先，军医出身，凭借自己研制的新药三九胃泰，依靠几十万元的贷款，在短短20年中，使三九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中国中药企业中惟一一个把产值做到将近100亿元的企业。

　　与三九同时创业的海尔、联想、万科等公司如今也成了行业领袖，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们各自的产值只是三九的一半左右，难以望其项背。

　　随着三九鼎盛时代的到来，赵新先带领三九进行了三次扩张。在早期的兼并扩张进程中，赵新先成为了各地政府、企业界顶礼膜拜的人物。每到一处，书记、省长、市长必亲自盛情接洽。甚至，一些企业听说三九开始大购并，排着队要求被其兼并，这在当时是一大奇观。

　　如果说，这三次扩张造成的恶果是三九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那么，2001年8月28日，来自证监会的警告则是三九由盛而衰的主要转折点。警告的原因是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了三九医药上市公司逾25亿元资金。更重要的是，证监会还通报批评了作为三九医药的董事长赵新先。这在证券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当时无疑是极富有传播力和新闻性的。

　　2003年 9月，随着“三九98亿贷款”的信息一经披露，各地银行纷纷逼债，三九遇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

　　抵抗这次危机，可以有很多方式，但是，赵新先却选择了一种近乎是饮鸩止渴的方式：挑起了和国资委的权益之争，要求国资委履行出资义务。这种自信甚至是自负的举动为赵新先两个月后突然的离休提供了不可名状的理由。

　　2004年5月16日，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亲赴深圳，宣布免去赵新先在三九的一切职务。离休虽然是不得已，但当时，对于国有企业家来说，毕竟是一种全身而退的结局。

　　没有想到，到了2004年底，随着新领导班子的进入，国家审计署介入对三九的审计事宜，赵新先的老部下相继被双规或通缉，赵新先也因涉嫌“向境外转移资产”、与三九健康城等项目有关的数亿元资金不知去向等，受到了调查。

　　2005年11月21日，赵新先被刑事拘留。开始了自己的囚徒生涯。

　　远离经济问题

　　在审计三九的过程中，曾经流传赵新先有经济问题的诸种猜测。郎咸平甚至总结了赵新先的“捞钱六招鲜”：截、借、垫、套、挪、赖。

　　但是，2006年12月8日，深圳市罗湖区检察院以赵新先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提起诉讼。三九系列弊案最终落于三九健康城一项指控，并定格在滥用职权罪上。

　　赵新先的辩护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田文昌主任、朱勇辉律师在接受《法人》采访时称：“本案最终止于滥用职权罪，使案发当初舆论关于赵新先可能涉嫌贪污、受贿等重大经济犯罪的猜测不攻自破。”

　　而没有经济问题的赵新先最终“落马”，带给人们最多的感触是“惋惜”。

　　从赵新先案件的判决来看，赵新先在经济问题上比较公私分明。这是他与褚时健、劳德容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令人尊敬的一面。广东立国律师事务所王荣利律师向《法人》坦言。

　　据知情人士透露，赵新先为人低调，生活也比较节俭。从赵新先案件的起诉书和刑事判决书的记载来看，赵新先至今仍然住在“三九企业集团下属的南方制药厂大院宿舍”。

　　争议滥用职权

　　赵新先受困，起因于三九健康城项目。该项目位于深圳东部马峦山风景旅游区，赵新先原计划投入40多亿元将其打造成“亚太地区最大的国际性健康休闲和文化艺术中心”。因此于2000年以4.7亿港币的高价，从港商林清渠手中买下其80%的股权，先后共投入6亿多元。

　　在西方的

　　控方认为，在健康城项目上，赵新先有越权行为。该项目至今仍处于停滞状态，致使国家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且三九集团2004年清产核资时，已对该笔用于收购香港昌腾投资公司80%股权的4.7亿港元全额报国资委批准作为损失核销。

　　但是，田文昌律师和朱勇辉律师坚持做无罪辩护：由于三九集团是来自部队的企业，部队在办企业的过程中，把部队的一些内部规则和作风带到、甚至强加到企业之中，这是部队办企业形成的一种后果，是军企的作风使然。不能够把军队办企业带来的苦果强加给赵新先。4.7亿港元并不是本案件的损失，国资委是同意对4.7亿港元作“坏账准备”，而不是“坏账损失”。

　　“公诉人在法庭上不得不承认，起诉书并未将4.7亿港元认定为本案损失，但公诉人仍然坚称本案损失‘特别巨大’。实际上，三九健康城升值潜力巨大，光是土地价格就已经涨了78倍，项目目前的收益已经远远超过了4.7亿港元的收购价。”辩护律师朱勇辉同时表示。

　　据了解，赵新先本人在法庭上也坦言，其一直执行公司在总后勤部时就存在的“三九机制”，重大决策主要由自己说了算。但是，其在法庭上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

　　曾被赵新先低调运作、重点投入的健康城项目现在到底值多少钱，是获得了巨大利润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目前还是个谜。

　　肇始集权管理

　　在赵新先案件中，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赵新先之所以触犯滥用职权罪，主要是因其集权管理。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赵新先的落马深有感触：“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证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所造成的毛病。自己决策、自己执行、无人监督，没谁能制约他。”

　　赵新先的传奇故事很多，其中就流传着这样一段佳话：赵新先在创业之初，敢冒着违反财经纪律的危险，擅自把盖职工用房的钱全部拿去添置新设备，成功地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药自动化生产线，并将手中治疗胃药的中药配方开发成一个纯中药复方冲剂—“三九胃泰”。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佳话实际上为赵新先的集权管理甚至是以后的获罪埋下了伏笔。

　　说到赵新先的集权作风，就不得不提及在当时国有企业中轰动一时、绝无仅有的“三九机制”，也称为“一人机制”。

　　上个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三九的巨大成功，赵新先也树立了其在三九的绝对权威。1991年10月，解放军总后勤部买下南方药厂，更名为三九集团。解放军总后勤部对三九的管理实行的是最为宽松的法人代表个人负责制，赵新先是总经理兼党委书记，重大生产经营由总经理个人决策、个人负责，可以不经党委会和董事会进行讨论。

　　虽然这种三九机制给当时备受束缚的国有企业注入了自由的空气，也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高效率和高效益，但不可避免的是，其放大了集权者的风险和责任。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中，普遍存在‘成王败寇’的现象，这就更加重了集权者决策失误的风险。而相关机构事前科学监管的缺失似乎也为企业家设置了法律陷阱。一旦决策失败，集权者就会掉入陷阱中。”为赵新先辩护的朱勇辉律师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