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人生就是一场突围

　　

王辉耀：人生就是一场突围。摄影 沈铁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来源：国际航空报 记者 陈晓颜

　　对话语录：

　　应该放弃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门槛，如需要在体制内当过科长才能当处长，当过处长才能当局长等传统体制，海归在跨国公司或国外机构当过类似职位就应该可以。

　　海归回来把落脚点放在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国真正需要海归的地方没人去。

　　麦肯锡讲，中国需要十几万高级的国际化人才，但中国现在能提供的只有5000人。

　　中国还需要很多公益人士出来，我们不能都忙着挣钱，总得有些人出来做不挣钱的事。

　　海归回国要摆正心态

　　本报记者：长期在国外生活，一旦回国后，海归们最不适应的是什么？

　　王辉耀：他们最多的感触是需要打交道的头绪很多，国内办事的观念和效率跟国外有点距离。创业融资比较难，海归回来以后跟创业园结合的比较紧密，跟一些珠三角、长三角的经济最活跃的民营企业联系比较少，往往都扎在创业园搞高科技、互联网。

　　本报记者：很多海归都是带着报效国家的激情回来的，他们的梦想能实现吗？

　　王辉耀：从很大程度上讲海归回来是因为中国有很多机会在吸引他，这些机会和海归的技术专长、国际化理念还有一些海外的人脉结合在一起后，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同反响。比如现在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海归创办的。不管是互联网、宽带、搜索引擎、游戏网站还有一些传媒网站，他们在新经济领域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上网人数达到几亿，这都离不开他们的巨大作用。

　　本报记者：长期在国外工作和生活，一旦回国创业，海归们应该注意什么？

　　王辉耀：要摆正心态，要结合中国实际，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同时本土也有很多优秀的国际化人才，他们双方要结合起来，这样能如虎添翼。海归一定要找准容易成功的机会，比如高科技领域、服务、咨询、教育是他们的优势。有自己一个好的团队，还有就是建议参加一些网络，比如加入欧美同学会、商会、协会、校友会等，拓展一下人脉和人际关系网络，这个非常重要，同时要好好研究国家的优惠政策，比如创业园，还要经常跟那些已经创业成功的人士交流，获取他们的成功经验。

　　海归创业失败的原因

　　本报记者：知道你做过很多海归研究，海归回国创业成功的几率有多高呢？什么原因导致大部分人失败？

　　王辉耀：海归创业的占1／3，在外企跨国公司就职的占1／3，还有在其他行业包括政府机关的占1／3，在外企和创业的占绝大多数。

　　根据我们的观察，有1／3是比较成功的，有1／3处于探索阶段，还有1／3是失败的。

　　比较成功的原因主要是硬件比较好，学历比较高，专业比较好，这是基础，都有3-5年海外的工作经验，他们都有很好的团队，能够获得一些资金的支持，比如风险投资，还有就是跟国外交往比较多，能够了解到一些高科技领域的信息。

　　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不具备上面那些条件。另外，海归基本上没有搞

房地产的，可能人际关系比较复杂，他们创业大部分都在高科技领域。

　　本报记者：为什么海归很少涉足传统行业？

　　王辉耀：主要是人际关系消耗太多，海归不适应。他们毕竟在外面那么多年，习惯了按国际规则办事，习惯了透明，如果是需要耗费很多人际关系的行业，他们就比较薄弱。毕竟离开了那么多年，他们的优势是国外的人际关系，国外的同学网。但随着国内制度的不断完善，有些海归已经开始进入传统行业了，比如如家快捷酒店等，同时他们也有国际资本的支持。

　　本报记者：我们看到，很多海归象田溯宁、张朝阳、李彦宏等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海归却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成了所谓“海带”，这其中的原因你分析过吗？

　　王辉耀：除了我刚才讲的，如自身硬件不好，没有团队、资金支持，项目不好，本土结合不够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海归回来把落脚点放在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国真正需要海归的地方没人去，比如珠三角、长三角、东北、西北、内陆城市。全国各地的人都出去留学，回来以后只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肯定过剩。我们应该从政策和舆论导向上，帮助他们分流到其他的地方，另外还应该有一些优惠政策，吸引他们过去。

　　现在还出现了一些小海归，对于他们，应该抓紧时间积累工作经验，一旦有了工作经验，他们在国外学到的知识，掌握的语言、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国外的人际网络迟早会发生作用的，后劲比较足，所以即使暂时找不到工作，也不要着急。

　　我们国家大学生占人口总比例只是百分之几，欧美是百分之几十，我们怎么可能人才过剩呢，中国只是暂时的人才结构性失调，而不是人才过剩。麦肯锡讲，中国需要十几万高级的国际化人才，但中国现在能提供的只有5000人。

　　本报记者：很多创业的海归，有的能拿到风险投资，但相当一部分人拿不到风投，他们怎么办？

　　王辉耀：我一直有个建议，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海归或者中小企业创业的资金支持计划。海归的创业大部分都是高科技领域，对这个群体多一些资金上的倾斜，对建设创新性国家有好处。原来有长江学者计划，那是在教育领域，那么在创业领域也应该打造一个类似于长江学者的计划，国家级的计划，对我们国家的创业有很大好处，当然也要有很好的评估，论证项目的可行性，而不只是建一个创业园，提供几间房子，给你去折腾。我们现在缺乏一套很好的鼓励创业的机制和融资渠道，包括种子资金的支持。

　　海归从政：国家正在释放信号

　　本报记者：海归从政的人很少，但前一段时间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长似乎是一个信号，你认为这对海归意味着什么？

　　王辉耀：万钢以前在国外当了10年跨国公司的经理，回来没几年一跃成为中国科技部部长，包括陈竺成为卫生部部长，这说明中国政府正在释放一种信号，中国政府官员的组成是多元化的，中国政府更加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中国正在朝着专业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毕竟海归有一些国外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国际视野。邓小平也是海归，他给中国带来的变革是巨大的。这给国内外留学人员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还应该改进，现在有些体制外的人，他们在跨国公司、或者自己创业，都很优秀，希望能有一些机会为国家谏言献策，或者到行政部门发挥他们的作用。应该放弃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门槛，如需要在体制内当过科长才能当处长，当过处长才能当局长等传统体制，海归在跨国公司或国外机构当过类似职位就应该可以，不一定要在体制内当过，国际上企业和政府间人才流动非常频繁。

　　本报记者：你个人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一直也在参政议政？

　　王辉耀：北京市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在欧美同学会也做这方面的工作，前一段时间，我还写了关于留学回国人员创业资金问题的报告，通过欧美同学会交上去，国家领导很重视，胡锦涛、温家宝都作了批示。参政议政有很多方式和渠道，欧美同学会就是一个很大的渠道。

　　个人的六次人生转换

　　本报记者：你经历了六次人生的转换，在这个期间，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困难阶段和最满意的事情？

　　王辉耀：困难阶段比较多，我在农村呆了一年半，那一年多很艰苦，处在中国最底层，跟现代生活绝缘，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厕所，什么都没有。还有就是回来创业，刚从国外外交官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国创业，角色完全转变，得有一个适应阶段，比较辛苦。

　　最高兴的事有两个。当时三峡工程是国际上最大的一个项目，我参与完成了第一笔国际融资，包括在三峡签了第一个国际工程管理合同，这是开创性的事，我对于促成这个全世界最大项目的国际合作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觉得很兴奋。另外就是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我记得当时跟总会申请创办这个商会，没有人，没有钱，完全靠自己去组织，去做义工，不断探索前进，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今天看到它成为国内和欧美同学会最活跃的海归组织之一，能够凝聚这么多人，包括后来又创办2005委员会，很有意义。

　　本报记者：从职业经理人和外交官到创业，下这个决心困难吗？

　　王辉耀：我还可以，我经历了很多角色，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第一批进经贸部，最早一批出国读MBA，最早一波在跨国公司工作，也是最早在国外政府机构工作过，最早一批回国创业，最早创办海归社团等，经历了很多第一波的事。我的人生一直都在不断转型之中，其实人生就是个突围的过程，必须要不断突破自我，不能老封闭在自己一个圈子里，一个领域里。我在人生和职业生涯的广泛性和多元化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

　　本报记者：你的每一次转变都比别人快一步，这跟积累有关系，还是跟个性有关系？

　　王辉耀：跟积累和阅历有关系，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得多见得多意识上比别人早，哪怕早半拍，可能就差很多。当别人想出国时，我已经回国了，当别人想创业的时候，我已经从创业中走出来了，我做社团公益活动已经5年了，现在我们的社会开始提倡搞慈善，关注和谐，但5年前还很少听见这些东西。一直希望比别人快，这是我的一个特点。我觉得第一是要把握机会，再有就是要敢想敢闯，这跟我小时候颠沛流离到处游走也有关系。

　　本报记者：我注意到你无论是建立一个组织还是发起一次活动，总是有很强的号召力，你在这个人群的影响力来源于什么？

　　王辉耀：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点品牌的效应在里面，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一直以来都在扎扎实实为这个公益群体做事，做商会并不是弄个花架子，我们做了大量的活动，吸引了大批社会新阶层的海归参与，为他们打造新的平台，例如连续5年在中国大饭店组织了上千人的海归联谊聚会，也搞了4年的慈善晚会，今年的是为特奥举办的，每个月还有商界名家午餐会，还有每年举办中国留学人员创业与发展论坛，包括集中海归智慧为国家建言献策等，我都花了大量精力牵头在做。除此以外，我还作了很多的研究，出了好几本海归方面的书，今年我还新主编了一套8本当代中国海归系列丛书。由于我在扎扎实实做事，所以给大家形成了一个印象，这个事是王辉耀在做，就比较认可。

　　中国还需要很多公益人士出来，我们不能都忙着挣钱，总得有些人出来做不挣钱的事，我算是出国比较早的，回来创业也是比较早，我能拿出自己的精力来，无偿地做一些公益的事，我觉得对这个国家、这个群体，对这个社会都有好处。

　　本报记者：你担任很多社会职务、还要管理自己的公司，同时做慈善，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

　　王辉耀：我有1／3时间做公益社团，1／3做自己的事，还有1／3做研究和教学，每年还有一段时间到世界各地开会、访问、参加活动，接触各种国内外商务和学术圈。这让我总保持一个兴奋和清醒的状态，或者知道国际上最流行、最前沿的理念。

　　希望中国强盛担忧环境恶化

　　本报记者：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未来有什么设想？

　　王辉耀：衣食无忧了，很多人就开始打

高尔夫、旅游，忙自己的事，但我可能会把很多时间放在公益、社团，或者公民社会发展上，希望多做一些研究和学术，我现在还兼着国内外几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以后我希望还基本保持这种状态，可能会做更多研究，因为中国现在发展非常快，既有西方文化，又在恢复国学、传统文化，各种思潮都有，我在想有没有第三种文化，中西合璧的文化，探讨一种能够跟中国价值观融合在一起的崭新的21世纪新华人的概念。我以后会花多一点时间研究这些。同时也希望要打造一个中国高端智囊的群体，包括海归和本土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更多发挥他们的智力优势。中国现在已经过了招商引资的阶段，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现在处于招才引智的阶段，我们还要多做更多的工作。

　　本报记者：你心目中欣赏的企业家是什么类型？

　　王辉耀：我比较欣赏中西合璧，国际化，但在本土又很有优势的企业家。比如柳传志、田溯宁、李东生等在国际化方面有很多闯劲，有激情，非常优秀。我还比较佩服李嘉诚，他的企业里雇用了大量的外国人才，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用海归还在犹豫，在文化上还有冲突。所以，中国民营企业要跨越国门，第一步要用海归，第二步要用国外人才，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只要是人才就要为我所用。中国企业家要突破这些思维框架，在文化兼容方面要更加注重。因为你要走出去，不是在家里练摊，就要有一批懂得国际规则和运作的人才。

　　本报记者：你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吗？

　　王辉耀：有很多。我的孩子每年寒暑假都回来，我也经常带他们去旅游，陪在他们身边，这些方面我是很重视的。

　　本报记者：你教育孩子的理念是什么？

　　王辉耀：让他们成为国际化人才。希望世界上一切对他们来说都不陌生。我的女儿和儿子在中国、加拿大、法国、美国等国家读过书，会说汉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他们的朋友遍布世界各地，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巴西、西班牙、香港等地，我觉得非常好，他们是新一代的国际人。我儿子今年寒假要到古巴打篮球比赛，他们很活跃，我女儿去年夏天在哈佛上学，今年暑假我两个孩子在北京新东方做助教。

　　我的孩子国际化比较早，在国外上学，再回中国，再到国外，适应性比较强，就像我小时候一样，父母是铁路工程师，我跟着父母在国内到处跑，现在我的孩子跟着我到处跑，只不过是在世界各地。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问,你觉得自己或者这一代人心里的理想和恐惧是什么?

　　王辉耀：我觉得我的理想是希望看到中国强盛起来，我们这一代确实能看到，我们这一代比以往任何一代都幸运，就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的巨变，这是过去5千年都不曾有的，而且我们还看到中国也在崛起。我们能参与其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担忧就是中国现在人口比较大，环境恶化，在工业化过程中能源消耗，

食品安全等，还有就是价值观，文革把中国传统观念颠覆了，西方的价值观也没有很好地吸收，现在处于一种真空状态，缺乏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我们不能回到旧时代的文化，也不能全盘西化，因此我提倡要找到第三种兼容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