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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嘉:希望做一个能改变世界的产品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18日 15:46 国际航空报

  来源:国际航空报 记者 马艳梅

  对话语录:

  创业家们永远是乐观的,所以犯的都是太乐观的错误。

  如果一个产品你拿回家给你妈,你妈用起来很顺手,就说明这个产品成功了。

  职业经理人是可以培养的,但是领袖是天生的。

  假如用财富作为成功唯一的衡量标准,那么全世界的人都觉得自己不成功。你跟比你钱多的人比,永远都是痛苦的。

  创业:创业家犯的都是太乐观的错误。

  本报记者:你是比较早走上创业之路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之一,还记得当时的感觉吗?

  王维嘉:创业的想法,我一直都有。1983年我在国内读研究生时,《人民日报》连载了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写的《硅谷热》,是关于苹果、惠普等一些大公司创业故事的,当时看了就很受激励。1985年,我刚到斯坦福的第一天晚上,就参加了电机工程系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如何创办公司的创业会。当时大家一起商量怎么做中文激光打印机,那种热烈的创业气氛至今想起来,都令我激动不已。来到斯坦福,受环境的影响,创业的念头就越来越浓。我觉得创业者首先要相信自己及自己所做的事,然后就是要不断听从自己心灵的呼唤而不能靠所谓的理性指引,这有点像掷硬币,你要一直掷下去直到自己想要的那一面出现为止。

  本报记者:如何区分创业中“一时的冲动”和“心灵的呼唤”?

  王维嘉:尽管我一直有一种冲动,但创业不是脑子一热就行的。每次我去演讲,都会问大家,你们想创业想了10年的有多少?想了5年的,有多少?如果你已经想了10年,有过不少创业思路,积累了很多经验,那么你离成功就近了一步。创业,不是一个大学生听了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马上充满热情地开始干,就可以成功的。

  我创业的时候,已经在四个公司工作过了,其中有10万人的公司,有刚刚创业的公司,有几百人的公司,这些工作,帮我从心理上、经验上、知识上,做了积累。我从第一次萌发创业的想法,到真正创立美通无线,中间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创业的想法,我想我一直在听从着自己内心的呼唤吧。

  本报记者:谈下创业过程中你犯的最大错误吧。

  王维嘉: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就是太早了。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做无线股票交易机的,早了10年;我们是中国第一个做无线互联网的,早了7年;2003年,我们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手机联网游戏,但是市场明年才会起来,提前了5年。现在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把握好时机,希望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时机刚刚好。

  别人评价我们,美通的方向永远是对的,可是永远是太早了。我们会犯这样的错误,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自己的背景是做技术的,团队的背景也是搞技术的,对市场的感觉比较弱,市场总是滞后于技术的。第二,创业家们永远是乐观的。创业的人一般都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犯的都是太乐观的错误。所以我认为方向的选择和时机的把握是第一重要的。市场是前提,如果没有市场,其他都没用。

  本报记者:回过头来看,你认为创业者最重要的素质应该是什么?

  王维嘉:尽管创业团队、管理等很多因素都很重要,但这么多年,看了很多成功失败的经验后,我认为一个人创业能否成功,能否看准市场起着关键的作用。俗话说,当台风来得时候,猪都会飞。如果你从事的行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那么你一定会赚钱。

  如果没看准市场的话,管理再好,也没用。选择正确,是最重要的,当然这里面有一定的运气。第一重要的就是要选择一个正确的行业。

  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时机的选择也很重要。就像买股票,谁都知道要低买高卖,但谁能在最低点买,最高点卖呢?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做企业也一样,如果做得太早了,就变成了先烈了。

  本报记者:你认为什么样的性格适合创业?

  王维嘉:不安分。

  风投:风险投资不会因为你讲的好,他就会激动。

  本报记者:从你创业开始,已经成功地数次融资,包括从英特尔这样的大公司融资,在此方面应该有好的经验吧?

  王维嘉:风险投资不会因为你讲的好,他就会激动,就会投你。他会投你,主要是因为他本来就对此感兴趣,本来就想做这方面的事。内在的因素,才是最关键的。英特尔投资公司一般会投资与他们产业上下游有关的企业。他们会投我们,是因为我们从事的无线行业,正好也是他们想做的。

  本报记者:具体说来,风险投资青睐你们的东西还包括哪些?

  王维嘉:可以成功融资主要因为我们的方向是无线互联网。其次,人很重要。我们的创业团队不算笨,有国际工作的经验,又了解中国,在硅谷找到这样的团队也不容易。创业时,当你的方向选择对了,团队就成为最重要的因素。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所以,团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本报记者:对于风险投资,许多创业者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像王志东、吴鹰都因为是跟董事会的经营思路不同,而被迫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你如何看待这种事?

  王维嘉:我和吴鹰、王志东都很熟。王志东曾经是新浪的灵魂。我想如果王志东一直留在新浪,新浪应该不会比现在差。当时是互联网的严冬, 业绩不好和CEO没什么关系。 如果到了今天,搜狐的业绩很好,但是新浪不行,那就应该换掉CEO,否则我认为就不应该换人。吴鹰也一样,当时小灵通在最火的时候,吴鹰被塑造得像神一样。其实,当时他没有那么神,今天也没有那么差。他还是他。但是资本永远要找替罪羊。好的时候,董事会就很高兴,差的时候,董事会当然就要找原因。

  本报记者:你想象过,有一天,董事会让你离开自己创立的美通公司吗?

  王维嘉:这种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很感谢董事会,能容忍我到现在。其实,资本由于离得较远,可能并不了解情况。但有时,换人还是对的。如果别人的船都开足了马力,而你的船却在搁浅,如果当时搜狐和网易的市场都非常好,但新浪不行,那当然要换人。

  世界本来就是变化的,公司就是属于董事会和投资人的。任何职业经理人都应该把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时你拿别人的钱,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所以你在引入投资人的第一天,就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如果董事会把我换掉,公司一下发展壮大了,那我会更高兴,因为我也是股东,不劳而获,是所有人最终的理想。

  管理:管理是无穷尽的东西。

  本报记者:作为企业家,你心目中欣赏的企业家是什么类型?

  王维嘉:我最欣赏的就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苹果的CEO。他做的事是我最想做的。他一个人开创了三个产业:第一个是个人电脑产业,这不是微软开创的,而是苹果开创的;第二个是数字动画片产业;第三个是数字音乐。这样的人在硅谷都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他去世了,我想整个硅谷都会为他下半旗的。

  STEVE JOBS做事情的感觉太好了,他看事情非常准,时机也把握得非常好。这是没法模仿的。他的脾气很坏,但是员工还是愿意跟着他走,因为你跟着他,你就会体验成功。

  本报记者:你认为像乔布斯这样的领导能否培养出来?

  王维嘉:很难。职业经理人是可以培养的,但是领袖是天生的。

  本报记者:我看很多人写你是浪漫技术主义?

  王维嘉:有点。我从小看到发明电视机、无线电、收音机的故事就会有种冲动,总想也能发明一个能改变人生活方式的东西。所以我做技术是有浪漫的色彩在里面的,但是浪漫对于做生意并不一定是件好事。你有可能被浪漫的色彩掩盖了一些事实,所以做生意还得从实际出发。

  本报记者:技术背景对你的管理思路有何影响?

  王维嘉:我早已不是工程师了,具体不做技术了,但我的技术底子是忘不掉的。我们公司非常重视用户的体验,一定要让用户最最简单地使用,界面特别友好。我们公司有个标准就是“俺娘TEST”。如果一个产品你拿回家给你妈,你妈用起来很顺手,就说明这个产品成功了。如果你拿回去,你妈发愣,就不行。中国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很差,美国做的最好的就是苹果。其实用户用的越容易,后台设计就越复杂。

  本报记者:你对自己目前的管理水平感到满意吗?

  王维嘉:肯定不太满意。管理是无穷尽的东西,永远没有极限,总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东西。

  我在很多公司都干过,你会发现大家经常很忙,但没有人注意用户是否喜欢你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公司生存的根本。所以我们公司有两个闭环。第一个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跟用户体验闭起来。因此我们做了大量的用户调研、反馈,数据分析。第二个环,就是我是公司的CEO。我的想法,能否传到公司的每个人,他们是否都理解,这个环也要闭起来。因此我经常去一线跟员工聊天,了解一线情况。我认为这个也很重要。

  本报记者:如果管理是一张满分为100分的卷子,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王维嘉:70分。我觉得,你的员工能不骂你就很不错了。如果能够把一个公司做到员工的精力100%地集中在工作上是非常难的。

  本报记者:作为中国无线互联的开创人之一,你觉得这个领域前景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描绘一下吗?

  王维嘉:我一直觉得无线互联方面肯定会超过互联网,原因很简单,当你的手机在各方面都和电脑一样,又能很方便地随身携带,那你会选择什么呢?就像BLACKBERRY(黑莓手机),只要用的人对它都像染上毒瘾一样,但是电脑的电子邮件就做不到那个程度。我觉得未来5到10年,象上网、电子邮件这些功能都可以以手机为主。以后也许就不分移 动互联网和互联网了,互联网的终端是以手机或PDA为主了。

  成功:永远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本报记者:插过队,留过学、创过业,在这些经历中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王维嘉:我觉得还是高考,考上中国科大,应该是我人生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如果我出国没有去斯坦福,也会去马里兰等其他大学,即使我上别的学校,最后还会出来创业。但如果那年考不上大学,第二年我还会再考,如果第二年考不上,就可能再也没有考上的机会了。因为当年我们考的时候,是从1965年到1977年13年的学生一起考。当时在校生没复习,我们也没复习。到了1978年,像我们这样已经毕业多年的人就很难考上了。在校生在学校复习半年,有老师教,和自己在家看书完全不一样。到1979年,像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根本无法和在校生竞争了,几乎就考不上了。我记得我们高考那年的录取率是4%。

  本报记者:今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30周年,你作为77届高考的亲历者,能谈谈当时的情形吗?

  王维嘉:我下乡的时候,已经是插队的尾声了,不像老三届那么辛苦。但是和今天的孩子比起来还是很苦的。最近出了黑砖窑事件,我当时插队就在砖厂当厂长。烧砖这活儿非常非常累,特别是将烧得半红的砖从砖窑往外起的时候,你得抱着十几块滚烫的砖往外走,非常危险。

  我们当时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就想回城复习。但是大队书记不让我们走,他说要大干100天。我们又跑到公社,公社说你们得听大队书记的。最后还剩40天,再不复习就没时间了,于是我们就自己回西安了。我住的地方,就在西安交大边上,那时各个大学都开补习班,全是免费的。文化大革命十几年都不让高考,所以恢复高考,老师们的热情特别高,他们拼命地教,还一分钱都不收。

  因为我们的户口在农村,考试还得在农村考。因为私自回城复习,得罪了村支书,我们知道回去以后就会断粮没饭吃,所以每个人回农村的时候都带满满一书包的馒头。馒头吃四天就没了,然后我们就去农民家蹭饭。蹭了几顿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最后我们就把当地剩的掺杂着鸟屎的陈年苞米茬子拿来吃,那东西四五个钟头都煮不烂。到高考前的最后一天就完全断粮了。我们饿了一天肚子,第二天早上6点就起来,走路去公社参加考试。那时候理化是合起来考的,考了仨钟头。考完一出来,就觉得天地都在转,因为我们已经饿了一天。考完以后,我就特后悔,觉得应该报中专,报个大学肯定考不上。那时候谁也没有底,考的好坏都不知道。我只觉得我的作文写得特别好,因为作文题目叫《科学的春天》。我原来就对这东西感兴趣,最后我就写伽里略怎么在教堂被烧死,四人帮怎么压制科学,就把欧洲的文明史跟四人帮进行了对比。考试结果出来后,一个同学从西安过来告诉我,考上中国科大了。我根本不相信。等到第二天,我爸妈告诉我这消息,我才觉得是真的。

  本报记者:你如何看待成功和财富?

  王维嘉:所谓成功,永远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假如用财富作为成功唯一的衡量标准,那么全世界的人都觉得自己不成功。你做得再好,你的钱还是比比尔·盖茨少。你跟比你有钱的人比,永远都是痛苦的。比尔·盖茨也很痛苦,他坐在第一的位置上,GOOGLE想推翻他,APPLE想推翻他,他心里也非常紧张。一旦走下坡路,他的痛苦比别人更大。他就跟皇帝一样,皇帝的痛苦是什么?就是每个人都想篡他的权,一天到晚防着所有人,我想比尔·盖茨就是这种心情。

  我觉得成功这个概念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快乐不快乐?你做的这件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有没有成就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本报记者:你认为自己的人生成功吗?

  王维嘉:我现在做的事是我喜欢的,但是成就感还没有达到我想象的,我们一直在努力。我希望可以做出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产品。我们做的无线股票交易系统是全世界第一个;我们在1999年就做了无线互联网,当时叫掌门网,是中国第一个WAP网站,比移 动梦网还早。后来我们做的手机联网游戏又是全世界第一个。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市场的时机还没有发展起来。 我认为无线互联网、手机网络游戏,最后都会发展起来的。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爱和怕》,你觉得你这一代人心里的理想,爱和怕的东西是什么呢?

  王维嘉:我觉得自己现在没有太多的恐惧。人年轻的时候会有很多恐惧,成功、失败、不被人尊敬等等,当你慢慢成熟了以后,这种恐惧会越来越少。我觉得人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逐渐摆脱恐惧的过程。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的恐惧是最多的,声音也恐惧,光亮也恐惧,整个世界对他都是威胁。慢慢地你对世界把握越多,你的恐惧就会越少。所以我现在没有太多的恐惧。现在我唯一觉得担心的就是家里人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幸福最重要的保障。

  我的理想就是希望在技术领域里能够做出改变人们生活某一方面的,或者某些生活方式的东西。

  (国际航空报“空中财经名人访”合作机构: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 北大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大国际MBA;网络支持伙伴:新浪财经。联系方式Email:gjhk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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