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锋：就这么失败了吗

　　本报记者 李斌文并摄

　　如果把大大小小的荣誉和头衔都放在杨国锋的名字前面，那会冗长得让人失去耐心。简单地说，他是一个影响过许多人，如今身陷困境，依然雄心勃勃的农民。对一个农民来说，他最不缺少的就是荣誉。

　　杨国锋今年52岁，家住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一个偏远的山村。每天下午5点左右，最后一班通往县城的中巴车会从他的家门口驶过。他成天待在那座生机与破败并存的庭院里，构想着一个让国家总理都睡不好觉的问题。

　　“如果全国10亿农民都来学习我的模式，国家每年可以增收5000亿元至1万亿元，那三农问题不就容易解决一些了吗？”杨国锋觉得，他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性推广中心，来推广他的生态农业模式。

　　可以质疑、讥笑，但是，他不会允许别人怀疑他的真诚。这位曾经名躁一时的全国农业典型人物，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一个农民打给中央的紧急报告

　　在杨国锋的“办公室”里，瞟一眼贴得满墙都是的奖状、文字和图片，他就会一扫心中的阴霾，对未来充满信心：“我这个项目很有发展前途。”

　　他翻出一叠草稿纸，有一个很长的标题：《关于曾受联合国、农业部考察推介的杨氏生态农业模式的建设发展向党中央的紧急报告》。

　　“你觉得这个标题怎么样？帮我想一想，取个什么更好的标题呢？”他热情地凑近记者，递过一支圆珠笔。

　　杨氏模式，“以种植业为基础，养殖业为主导，沼气为纽带，以保护环境为核心”，把鸡、猪、鱼、沼气和蔬菜、水果等串在一条链上。“紧急报告”提出一个设想，首先成立“全国杨国锋生态农业模式开发联合协会(发展基金)”。他解释说，这是为了加快生态农业在全国的推广，“争取每年向中央提供两三条可行性建议”。

　　他希望建立一个高标准的示范基地。一栋综合楼，要有会议室、展播厅、活动室、员工宿舍。同时在全国创办以会员为主体的生态农业模式的试点，“不然的话，各地的人只能到我这里来参观、学习，成本太大了”。

　　如果梦想成真，报告的起草者一定会喜滋滋地换下那块挂在门口，已经褪了色的招牌：“桃江县国锋生态农业模式研究所”。

　　“研究所”里的电话在两年前就已停机了，“因为没钱交话费”。他的妻子兼助手张建珍，两年前开始在镇上的一家小手套厂打工，带回家一堆堆皮料，用剪刀裁成毛胚。这个曾经的县市两级“三八红旗手”现在一天大约能挣十几元。对于过去的事情，她不愿意再谈。

　　困窘不会影响杨国锋的自信。“这个项目并不大，只要不到一个亿的资金就可以做下来。”他这样说，绝不是在开玩笑，他“恳请”中央支持他一大笔资金。

　　记者问他：“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他激动起来，扯着大嗓门说：“我这个项目中央不支持，说不过去。理所当然地要支持。”“我请求在一至两年内实现。”“这不但是在支持一个典型，更是在肯定一个方向。”

　　这是他第二次把东山再起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央。3年前的9月底，他以全国农村青年科技示范户标兵、省级劳动模范等多个身份向中央寄去了一份“紧急请示”。

　　仅读过初中的杨国锋在4000多字的“紧急请示”里用了10个“十分”来强调其事业的重要性：权威机构十分肯定、新闻媒体十分关注、探索奋斗十分艰难、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示范作用十分显著、生态效益十分理想、社会意义十分深远、党政领导十分关怀、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请示要求十分紧急。他希望中央能将他的模式“作为国家级的项目”来规划。

　　情况并没有朝他设想的方向发展。农业部来过一封信，感谢他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和贡献，并嘱咐“具体问题找湖南省农村能源办主任解决”。信中附上了该主任的电话号码。

　　他迫不及待地拨通电话。对方称“很快就开会研究”。但他等来的却是一个略带愠怒的声音，“你怎么知道胡主任的电话？你不要再打给她了。”县委农村工作办的一位负责人在电话中对杨国锋说。

　　市农业局一位副局长也带人过来考察。副局长在杨国锋声名鹊起的时候是桃江县的团委书记。他后来给杨国锋打来电话，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项目要真正有所影响，还得通过媒体才行。”

　　当时益阳市主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张硕辅，在2004年的国庆节后看到了杨国锋写给中央的材料。他“很有感触”地批示道：“这么有名的劳模，为什么我到益阳工作了10年多竟不知道？”他要求市农办会同桃江县委、县政府对此人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客观的了解，“并将结果告我”。

　　结果是，县农办的同志把杨国锋请到办公室，招待了他一顿中饭。吃饭时，农办的几位工作人员，“没人和我说话”。杨国锋的“壮志”，县农办的很多人都知道，他们“觉得很好笑”。

　　熄灭的沼气灯和不灭的生态梦

　　在一座两米多高的围墙里面，有一块并不宽阔的水面。十几年前，那是一个热闹的水生动物世界，鼎盛时期有几千尾鱼，几百只鳖，如今已废弃。鱼塘右边，曾经生长着118棵橘树，而今只剩下4棵。仅存的几只母鸡在地里啄食。废弃已久、散了架的鸡槽，原本和鸡笼联成一体，放置在猪栏上方。猪吃鸡粪，是杨国锋夫妇的偶然发现。以鸡屎为食的猪“皮肤红润，毛色发亮”。

　　猪栏里早就听不到猪叫声，堆满了干柴。杨国锋家有过将近10年没有烧一根柴的纪录。当着记者的面，杨国锋用火钳夹着一根树枝往灶膛里送，圆圆的脸上露出无奈的笑，“没办法，沼气池漏气很严重，做不了饭菜。”

　　鸡粪养猪——猪粪进沼气池——沼气渣养鱼——鱼粪和淤泥用来培育果树和蔬菜，这个成就了杨国锋的生态农业模式，链条中断已经10年了。

　　22年前，当县农委的樊威廉发现那个完整的模式时，“心中一动”，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农民日报》上，称之为“循环养殖法”。

　　68岁的樊威廉回忆起往事，还很兴奋。1986年3月，农牧渔业部粮油研究所一位沈所长率考察组来到了桃江县。他们一到杨国锋家就不愿意走了，“老樊，我们就搞透这一个好不好？别的地方不去了。”所长对陪同的樊威廉说。他们原计划要走访8家农户。

　　所长的评价很高：“杨国锋生物工程是一个方向性的立体农业开发典型，是立体农业的一种最好模式，在我国江南一带具有普遍推广意义。”并总结了八大特点。考察一结束，樊威廉就把所长的话印到了简报上，送给了县委书记龙武扬。“这个模式推广起来农民容易接受，建议你们下狠心抓一两年，将是全国的大典型”。书记很感兴趣。

　　几个月后，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杨国锋被邀请参加了“全国生态农业研讨会”。

　　“欢迎来自毛主席家乡的青年农民杨国锋做生态农业经验介绍。”大会主持人这样介绍杨国锋，会场一片掌声。杨国锋有点紧张，想努力说普通话。但语速一快，县农委撰写的报告全成了桃江方言。主持人不得不几次提醒他：“慢一点，慢一点，别人听不懂。”

　　会后，山坳里的杨国锋迅速成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生态农业模式得到了农牧渔业部的认可，并向全国推广。一系列荣誉接踵而至。一切似乎都来得那么容易。

　　但起步是极其艰难的。1984年12月，杨国锋向区领导表达了进行生态农业试验的决心。区领导以财政担保为他在银行贷款1.5万元。当时这笔钱，大约相当于一名普通干部20年的工资。

　　村里人在准备迎接春节的到来，杨国锋拆掉了家里的两间旧木房，为的是“不给自己回旋的余地”。他带着妻女住到了一块烂泥田边，3根木头搭上几张竹席，就成了新家。两个小孩，一个4岁，一个不足1岁，常常冻得浑身发紫，哇哇大哭。

　　这对年轻夫妇开始排水、挖井、挑泥。4个多月，两人都瘦了20多斤。他们在“一个不可能打出沼气池的地方”建成了两个池子、一口小鱼塘。

　　杨国锋至今难忘第一次点燃沼气的情形，“火苗蹿起一尺多高，是天蓝色的，很漂亮。响声很大，像刮风一样”。用这种火做一家人的菜，只要十几分钟。

　　尽管在这一年，桃江县已经建成了350个沼气池，但对于地处偏远的红云村来说，这个天蓝色的玩意儿还是第一次出现。一位村民怀疑那不是火，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摸，只听得“啊”的一声叫，猛地缩回了手。众人哄堂大笑。杨国锋的妻子炒了几个鸡蛋和蔬菜，热情地招呼前来“看新鲜”的村民。有人试探着把菜夹进嘴里，慢慢咀嚼，一脸的不放心，“不会有毒气吧？”

　　从1985年的这天起，杨国锋一家告别了柴火。原本光秃秃的几亩责任山，后来“绿树成荫”。当时的红云村还没有通电，夜晚漆黑一片。只有老杨这里，7盏沼气灯通亮，“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发电站”。

　　一盏沼气灯悬挂在鱼塘中央。大大小小的飞蛾、蚊虫扑过来，碰到烧得通红的灯罩，掉进水里，数不清的鱼儿汇集过来，争相吞食。这成了那些百无聊赖的夜晚的风景。杨国锋哈哈大笑：“那时候，夏天睡觉都不用蚊帐，蚊子都喂鱼了。”1985年，杨国锋卖出100多头猪、几百只鸡、500多斤鱼，创造产值3万多元，纯利润达到8700元。1.5万元的贷款连本带息都还清了。

　　而现在，不管是在猪栏附近还是他家的客厅，记者都难逃粗壮的蚊子的叮咬。1993年，杨国锋家的沼气灯熄灭后再没有亮过。一盏沼气灯被塞进破旧的塑料袋里，布满了灰尘。他拿着它，眼里闪着光，“我不甘心，我一定要让它亮起来。”

　　当好典型的代价

　　此后，杨国锋就很少尝到这种收获的喜悦了。他似乎能挣一点钱，却免不了债务缠身。钱哪儿去了？细细想一想，杨国锋夫妇觉得“钱主要还是用在了接待上”。

　　“迎来送往，乐此不疲”，这是县农办的詹淑纯对杨国锋的深刻印象。“别人去他那里参观，他特别快乐，要妻子做好多菜。”从1986年起，这个小地方迎来了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在杨国锋的印象中，多的时候，“来自五六个省，密密麻麻都是人”，“只有西藏没有来人”。

　　有的考察团，想试试杨国锋的沼气能做多少人的饭菜。他便高兴地应允下来，从池塘里捞出3条鱼，宰杀两只五六斤重的鸡，准备一些蔬菜和鸡蛋，请来一位村民帮忙，摆下6桌饭菜。

　　养的鱼和鸡，有多少进入了这些参观者的嘴里？杨国锋只知道，“很多很多”。一块多钱一包的长沙烟，他经常一天要发掉好几包。

　　更多的是三五结伴前来取经的农民，“有的是村组派出的代表，由大家凑钱，有的从信用社借款或者卖了猪和鸡筹路费”，他们常常好几天吃住在这里。有时，杨国锋还要资助他们一点回程的路费。

　　杨国锋从厨房拿出一根茶树棒，大约两米多长，粗如手腕。这是当地打擂茶的工具，一般用到一米左右长的时候，就弃而不用了。这样一根茶树棒，普通家庭能用几十年。杨国锋家里客人多，10年内用掉了四五根。

　　从此“工作生活完全乱套，不能自主”。他们经常要在晚上清扫室内外的卫生、为沼气出料、洗衣，还要做好第二天的饭菜。

　　熊玉虎是杨国锋多年的朋友，他拖着悠长的声调告诉记者：“他一天到晚讲解不停，有的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呢。劳动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杨国锋确实太忙了。接待似乎没有尽头，还要不停地开会、做报告、写信。他在出名后的最初几年里，举办讲习班90多次，在全县47个乡镇巡回传授经验。益阳市农业学校和临近的安化县都来邀请他。他收到的信件装满了两麻袋。

　　1988年，他当选为湖南省人大代表。在这个全新的舞台上得心应手，他又成了“先进代表”。

　　“要参加这么多的会议，你烦不烦？”记者问他。

　　“不烦，每次开会都是很充实的，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喜笑颜开，“那么多人在下面听，接受我的成果，热烈地鼓掌，会后有很多人找我交谈，希望和我交朋友，这是很幸福的。而且领导要接见，和他们一起吃饭，是一种享受、一种荣耀。”

　　杨国锋提及1991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考察。按照县里的通知，“这次接待要求不同往常，要尽一切努力，为县、地、省和国家争光。”“整个场地、路线、室内室外，场内场外，都要动一次大手术。该换的要换，该拆的要拆，该改装的要改装。已刷漆的门框、门片、门窗都要重新刷漆。”杨国锋卖掉了40头猪，空出一个较大的猪栏，用作生态农业汇报展览室(多年后又变成了厨房)。房子外墙用石灰打底，再刷上一层油漆。几间猪栏本来都是用水泥砌成的，但做工粗糙不美观，就花两三倍的造价推倒重来。为了迎接这次让他“终身感到荣幸”的考察，杨国锋耽误了一个多月的生产时间，花费了4000多元。

　　1992年，他第一次拥有了“干部”身份——村支书，兴奋点也随之发生转移。

　　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在全村推广他赖以起家的生态农业模式。“这是我的一个失误。”他反思自己，“我那时就想搞出政绩来，想大力发展村办企业。”他说的村办企业，是一个投资30万元的加油站。开业时，他请来了一位县委副书记剪彩，把仪式弄得很热闹。

　　他还在全村架了12个高音喇叭。他喜欢自己洪亮的声音在村子上空响起的那种感觉。村民们也常常会听到电线杆上传来的叫唤：“杨国锋，家里来客人了，快回来。”那是她妻子的声音。他说：“做村支书以后，很多接待工作都落在了妻子身上，我只有在晚上才有时间照顾一下。”即使晚上，他还经常在“各生产队开会，处理事情”。

　　做“村官”4年，他的生态农业快速滑坡。在他做村支书的第二年，沼气灯彻底熄灭。在他卸任的1996年，沼气重新被柴火取代，数量不多的猪被草草处理。从1986年开始，杨国锋因为接待参观损失惨重。那年他养猪104头，仅出栏70头，亏损4700元。当年，饲料价格上涨，猪价下跌，一位县领导提醒他：“能够出栏就要出栏了。”但杨国锋担心，出栏后，参观者大老远过来，看不到猪。于是出栏时间被拖延了20多天，直到实在撑不下去。他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如果提早出栏20天，还能挣1万多元。”

　　有两年，他有60多担红薯没有及时收回，因长时间的雪雨冰冻烂在了地里。1989年，他和妻子利用早晚时间整理好3亩地，准备插上红薯苗，但没能赶上最后一期雨季，随后遇到长时间干旱，土地荒废。喂猪吃的青饲料都只能找两个弟弟和岳父解决。

　　夫妻俩“当时根本没有考虑钱的事”，如今身负巨债。靠助学贷款读完大学的两个女儿也在帮家里还债。杨国锋给记者列了一份债主的名单，借款超过千元的有48家,其中13家超过了1万元，最大的一笔借款是7万元。债主大都是个人，只有几家银行和信用社。大概从8年前开始，远道而来的参观者与态度各异的讨债者，常常在这里不期而遇，让“很讲面子”的杨国锋非常尴尬。

　　干部变了，脸也变了

　　1996年，他重将目光聚焦在生态农业上，弄出一份15页的项目报告，想争取有关部门的立项支持，“解决科研定期贴息贷款30万元”。但没有哪个部门对他的规划有兴趣。

　　当年年底，他举家来到珠海。此前，珠海一家公司的老总来到红云村，盛情邀请他去珠海，并承诺：一次征地1000亩，解决开发资金1亿元，并给他配备专车、住房、4个珠海户口。杨国锋成了公司经理兼支部书记、生态农业专家和“杨教授”，月薪2500元。

　　公司看中的是他过去的身份，利用他的名声争取到了大量资金。一位副省长还从广东省扶持农业龙头项目的专项资金中每年拨款150万元支持他。但是，“总经理不是一个干事的人，专款不能专用”，杨国锋的宏愿只能停留在那叠花费了20多万元的项目论证书中。

　　1998年年底，他撇下挖好的4亩大鱼塘、100多亩地和几个大工棚，重返老家。让许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如今“杂草丛生，围墙坍塌，鱼塘里的水也剩下不多了”。

　　局面虽然破败，老杨却表现出了更大的“气魄”。他模仿珠海的那份论证书弄出了自己的规划：基地5000亩，启动资金300多万元。珠海之行对杨国锋最大的启发就是，“项目一规划就是上千万，只要形成共识，通过的速度快得惊人”。

　　他听从了一位退休干部的建议，“先贷款一二十万元，把这里恢复起来”。

　　贷款的过程异常漫长。“只有杨国锋还能坚持下去，要是普通人早就放弃了”。从1999年开始，他不知有多少次在这些官员和部门之间奔波：县委书记、县长、县人大、科技局、县信用联社、镇党委和政府、镇信用社主任、副主任，长达数千字的申请报告写了十几份，15万元的贷款就是落实不了。

　　为了请一位副镇长和镇信用社主任去他家考察，他连续跑了9天，定好的日期一推再推。直到2002年7月22日，杨国锋终于签署了借款合同，以房子作抵押，贷款5万元。他投资十几万元办起的种猪场，终因资金不足而倒闭。他认为，只要再多10万元的贷款，种猪场就能顺利发展。

　　贷款不顺，杨国锋认为是李畅和在从中阻拦。此人在2000年离开县农办，来到杨国锋所在的大栗岗镇任职，目前是镇党委书记。村民秊泽民说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李畅和说的一句话：“我不可能支持(杨国锋)的，他搞不起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搞不起来。”

　　“你采访他是你们的事，我不接受采访。”李畅和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接下来镇里这位“一把手”说了几个让记者印象深刻的观点：

　　“我支持这个模式，但我不支持杨国锋这个人。

　　“你(杨国锋)如果能赚到100万元，我肯定支持你。如果你这个产业要亏本，对当地的贡献也不大，我干嘛要支持你？

　　“镇里怎么可能卡他？他不办事，我们怎么能给他钱？

　　“做事，你不能首先盼着上级给你多少支持。你做好了，自然会支持你。银行贷款只锦上添花，不搞雪中送炭。他欠的钱又还不起，没有信用了。”

　　确实，杨国锋已经没有多少还贷能力。2005年7月的一天，杨国锋非常高兴地把县政府办副主任等3名干部迎进了家，妻子跑进厨房去打擂茶。他打开一包烟，还没来得及递过去，突然涌进十几个人，“有的抓着我的头发，有的卡住我的脖子，有两人使劲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打翻在地往外拖”。杨国锋被强行塞进了车里，正好被一位村民看到，大喊，“有人抓杨劳模了！”100多名群众冒雨赶来围住了车。下车后，杨国锋拿过一个村民手中的扁担，把车窗玻璃砸碎。

　　“我太气愤了！”杨国锋回忆往事，突然沉默下来，慢慢收拢拳头，两手紧握在一起，身子一阵颤栗，泪水滚出了眼眶。喉结紧缩了两次之后，吃力地吐出一句话，“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那是县法院组织的一次执法行动，当时距离判决才一个多月，起因是杨国锋未服从法院判决，归还某单位的借款本金15030元和利息14779元。杨国锋提供的证据表明，这笔1996年的借款，他其实已还清了最初的本金，只是由于“利滚利”，欠款连本带息一直飙升。

　　2005年10月，杨国锋因“聚众闹哄，冲击执法现场，毁损公务车，阻碍执行公务”，被县公安局拘留7天，“与一群小偷扒手关在一起”。这让他的老朋友熊玉虎气得吃不下晚饭。他对记者说：“欠这么一点钱，就抓他关他，我非常愤怒。他是为农民办事业，又不是打砸抢，也没有挥霍一分钱。”

　　法院“执行公务”时，一位担任过5年村主任的村民也在现场。他说：“杨劳模的债务是为事业欠的，如果政府早支持他，不会是这个样子。他原来得到政府重视，现在这样被冷落，我们不理解。”

　　杨国锋特别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干群关系，“再苦再累，心里都很舒畅，不像现在这么压抑”。那时候，他经常去县领导家里坐一坐。外出开会，乡党委书记还在镇上做了一套40元的中山装送给他。如今，县农办的很多人都不理他了。1999年，他去找县委书记，等了一个多小时，书记的秘书一直在打游戏，他想知道书记的电话，秘书说：“不行，那是机密。”

　　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专访了杨国锋。节目播出后，他收到许多来信，慰问、鼓励和赞赏的都有，“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官员主动表示关心，连一个电话也没打过”。

　　谁对典型负责

　　在杨国锋的家里，贴着24张领袖画像。他言必谈毛主席、江姐和雷锋。他喜欢以革命前辈的精神来鼓舞自己，信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法宝”。

　　他拿出一张贴在白纸上的照片，旁边写着：尊敬的江姐一家留影。照片是他从一本杂志上剪下来的，保存了十几年，他说：“我把江姐作为自己的偶像、旗帜来尊敬。”

　　和许多人一样，杨国锋“对名利很感兴趣”。他喜欢把各种荣誉证书摆在客人面前。

　　一县之内，对杨国锋也是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杨国锋有了地位以后，对地方官员有点看不起了。

　　“那些只知道吃喝玩乐、愚弄农民的干部，我为什么要尊重？”杨国锋说，“我是一个做过省代表的人，有什么好怕的？”他对一些地方官员的有些做法很有意见。

　　县科协一位干部评价杨国锋说：“他以为典型是个铁饭碗。”县农办的工作人员符立人说：“对杨国锋我很反感。(他)生活在一种虚妄的想象中，总以为自己了不起。”符立人同时也批评了培养典型的做法，太注重政治效应和新闻效应。“杨国锋产生了典型效应，让我们对上面有了交代，但种种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是他自己承受的。”符立人说，杨国锋实际上无力承担这些风险，怎么去帮助他，“我们不知道。”

　　县农办主任胡繁云表示，“如果他能招商引资找到大老板，我们可以支持”，如果在生活上遇到困难，“他来找我们，也可以支持一点”。

　　县农办的詹淑纯一直在县农办负责综合调研，目睹了杨国锋20多年来的兴衰成败。她说：“这里面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她几次提醒杨国锋：“你不能躺在光环上吃饭，你要是干不出名堂来，那些光环没有用。”杨国锋不正面回应这种批评。他只是对詹淑纯“诉说委屈”，说有干部在打压他。

　　在詹淑纯眼里，杨国锋是一个很老实、很普通、很善良的农民，确实想干一番大事。但他“很孤立、很孤独，好像心都要碎了”，他觉得自己那么自信，那么有能力，“为什么大家都不支持？”

　　没有人否认，杨国锋这个典型的树立是桃江县的一大成就，“在全国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影响了一大批人致力于生态农业”。据桃江县能源办副主任贾纯华介绍，在全县大约21万户农户中，能够正常使用的沼气池有1.2万多个，其中接近50%的农户建立起了类似于杨国锋生态农业的模式。

　　县能源办前主任刘建华，自称当年甘为杨国锋抬轿子，“我们那时需要这样的典型”。杨国锋成名后，农业、畜牧、科技、团委等都把他作为自己的典型往上推。“可是，”刘建华接着说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杨国锋就是那沉舟和病树，现在再要推他没有多大意义了。”

　　那么，谁对当年的典型负责呢？

　　1989年12月，杨国锋对前来视察的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说：“外地来参观的很多，每年接待费用不少，还要耽误不少工夫。参加会议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时间也太多，很难集中精力搞事业。”当时熊书记要求市县领导把好这个关，“尽量减少他的接待任务”。

　　1995年，杨国锋在一份两万多字的报告中对自己做了总结和反思，他恳请上级就他多年来在探索、推广生态农业方面遇到的具体困难和一些直接阻碍生产发展的具体问题予以研究。

　　但正如樊威廉所言，“作为农办和政府，对他主要是精神上的支持”。到后来，这种支持也越来越少。杨国锋一蹶不振，樊威廉认为地方政府有责任。“到处都不理他，他怎么办？”这位视力很差的老人情绪激动，“如果上面支持他，我愿意帮他搞。”

　　4年前，一位安徽太和县的参观者在给杨国锋的信中写道：“坐在回家的车中，眼前呈现出一片美丽的乐园——家家都有沼气池，各种家禽满圈，房前房后果树成林，四季花开，鸟语花香。”

　　这正是杨国锋一直追寻的“世外桃源”。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