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科技部部长万钢：引进创新机制杜绝科技造假

　　赵何娟

　　“任何事情都是从头开始做的，关键是保持好的心态，知道自己不足，最危险的就是总带着特别好的感觉。”

　　刚履新科技部部长不久的万钢，同时仍然还是同济大学校长。

　　5月7日，万钢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面对此前很多媒体对他致公党身份的关注，他说“不要把这个身份想得太神秘。当时加入致公党，也是考虑到与自己的留学经历相符”。

　　厚积薄发

　　万钢非常喜欢“学习”这个词，在与记者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中，他数十次提到了“学习”。

　　万钢1979年进入同济大学读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在学校工作了两年多。后来德国克劳斯塔尔(Clausthal)工业大学的教授来中国访问，来到同济大学，对万钢的博士研究课题发生了兴趣，于是向他发出了邀请。

　　1985年万钢顺利到德国读博士。博士期间他开发了一个降低汽车噪音的技术，得到了德国高校与企业奖。这套技术一直到2年前才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退役”，一共生产了3500万套。“为此，大众公司所在的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颁发给我一个特殊功勋十字奖，我是第二个获得这个奖项的人。”

　　在

留学期间，万钢的博士生导师，也是之后的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校长迪茨对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万钢说，迪茨是个非常注重实践和应用的人，也特别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直到50岁以后，迪茨才开始逐渐发表论文，“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章仁彪评价说，万钢的发展其实也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1990年年底，万钢进入

奥迪公司工作，到2000年年底回国。

　　在奥迪的10年里，万钢几乎接触了汽车企业的各个环节。当时，奥迪有规定，凡是员工升职就必须调换部门，而且要离原来的领域越远越好。10年间，万钢在奥迪开发部工作了5年，生产部工作2年，总规划部3年，还从事了一段战略规划。“我喜欢这种挑战，我最喜欢的就是下基层、下车间，那是最能学到东西的地方。”

　　2000年底他接受科技部和同济大学的邀请回国。在同济大学的邀请中，当时的老校长李国豪教授的一句话对他的触动最大。“虽然你在奥迪工作得很不错，进入了一个高峰，但是人类的发展都是有高潮和低潮的，国内目前形势好，还不如回国来作贡献，可能能赢来更有意义的高峰。”

　　而在回国之后，他担任了国家“863”电动汽车重大项目专项组总体组组长，之后又成为同济大学校长，如何分配科研与行政管理，万钢有着严格的计划。“一个星期按5天工作日算，我必须要有2天时间来做科研，如果一周按7天算，我有4天需要用来做科研。”

　　万钢认为，做科研是件很吸引人的事情。他说，在任科技部部长以后，尽管很快将不再担任校长，但他还会继续带博士、硕士。他希望他跟博士沟通的时间要比现在还要多。“同济大学博导、教授这个责任我是会一直承担下去的。”

　　他说，人生重在经历，经历越多，学识越广，经历本身可能是痛苦的，但是经历之后，会很幸福。没有这种经历，人就没有自信。

　　万钢很感谢在奥迪的一段经历，就在于其创新文化。奥迪的总裁每年必须做全场演讲，如果他讲不出未来要做什么创新，连工厂维修工都不会放过他。“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万钢笑着说。

　　中南海的一堂课

　　2001年国家“863”电动汽车重大项目立项时的答辩让万钢至今难忘。当时，有中科院、科技部、工程院等部门的4个部级干部，4个地方科技厅的厅级领导干部，六大汽车厂的领导，8位院士。

　　万钢做足了准备，作为主讲人来代表项目组答辩整个规划，也很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2004年，中科院院士孙鸿烈和万钢一起到中南海上了一堂课，讲解科技发展的趋势和需求。他至今对当时提出的最后工作方针记忆犹新，“以人为本，自主创新，重点跨越，超前部署，国际资源”。这20字，也奠定了后来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16字方针的基础。

　　当时孙鸿烈主要介绍国外情况，万钢讲解国内情况。

　　在2003~2004年用两年时间，号召2000多名科学家提意见，收集国内外前沿信息。万钢也参与了事后的意见、信息梳理工作。在这么多的信息梳理清楚的基础之上，才形成了之后公布的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

　　“所以，其实我们讲的那些内容也都是全国众多科学家思想的结晶，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

　　他说，沟通有三部曲永远不变的：认真倾听，换位思考，寻求共赢。“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随时保持头脑清醒，认清自己所在的地位和所承担的责任，保留充分时间向你周围的人学习。”

　　在办公室愁眉苦脸的时候，万钢就喜欢到现场看看，这样就会很有激情。“今后也是，在办公室太忙的时候，我就到外面去跑跑，跑跑就有灵感了。”

　　“大学不是炒股”

　　万钢最担心的，就是学校里现在有些论文“高产”教授，四面出击，写很多论文，却没有自立的体系。

　　当时，迪茨对他们的要求很严格。“首先搞好教学、自己的研究课题、企业课题，以及研究所的管理，剩下的时间，再写论文。”

　　他认为，一旦过分追求论文等评估标准问题，就容易滋生浮躁情绪，逼出“造假”。

　　“我在汽车工程中心，就一两个同事帮忙，没有行政约束，但一旦需要人，学校就全力投入。”这让万钢很感动，“不仅要引进人才，还要有很宽松的环境。”

　　他认为，无论是科技造假还是学术不端行为，根本上还是管理机制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创新管理机制和宽松的政策环境。

　　万钢说，大学教育不是炒股，不是短期投机，看准了的方向不要轻易更改，不要今天看到这个时髦赶这个，明天看到那个时髦赶那个。

　　大校校长，既要有科学家的眼界、务实的精神，又要有政治家的胆魄，看准的东西不能放弃，要追求，因为“你承担的也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很多学校各种评估也是为了创一流大学，但实际上，万钢认为，一流大学是人们心中的一流大学，很难靠评估去成为一流。“我相信，一流大学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建设出来的。”

　　“产、学、研”不是大学办公司

　　国家“863”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组有270多个单位参加，投资8.8亿元的全国第二大科技项目，如何协调好这么多单位、这么大笔资金管理也是很大的难题。

　　他说关键在于项目管理上的创新，即“科技项目监理制度”。

　　关键技术体系和标准的建设，这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电动汽车的整个管理结构，实行了科技部领导、专家组把关、监督组监督，形成一种稳定的“三足鼎立”的架构，使之比较好地维持三方在各个角度的发展。

　　监督组还找了一家第三方的监理公司——中国工程咨询公司——半个月检查一次，半年一次节点。专家既是检查，也是提供咨询的。

　　万钢重视所有评估，17个排名，他都会一起衡量，“但这只是一面镜子，找出的是不足。”

　　由于电动汽车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专项组在全国也搞了8个示范区和示范城市，有天津、武汉，涿州、北京、威海，还有杭州一些示范区进行了示范。

　　他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了科研体系中。他认为，汽车开发，产品永远是竞争的，在组织专项当中，他就适当引入了竞争机制。

　　“我们实行市场原则，在第一年项目执行以后，形成了零部件企业的强势组合，和整车之间的资源的整合，任何一个整车都可以享受三方当中任何一个零部件的开发资源。”

　　谈到即将接管的全国科技领域，是不是可以就作为目前一直提倡的“产、学、研”机制推广？万钢认为，“产、学、研”是一种新的尝试，全世界都在寻找结合的机制。但是科技跟经济工作不一样，可以有个样板，科技的每个领域都不同。新

能源汽车的经验只能借鉴，不能传承。

　　他说，今后的“产、学、研”探索，主要在知识产权转移过程中，考虑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

　　大学是发现知识比创造产值更重要。创新一定要以企业为主体，但是也必须明确，企业不能无偿得到“创新”。这就是“解决深层次利益分配很重要”。

　　针对大学办公司、大学科技园猛增却并不都被看好的现状，万钢说：“要明确一点，产、学、研结合，绝不是让大学办公司。”他在同济任校长期间，就关掉了一大批企业，转让了一大批企业。

　　    万钢

　　●1952年8月出生，籍贯上海

　　●1975年至1978年，在东北林业大学道桥系、物理系学习

　　●1978年至1979年，在东北林业大学任教

　　●1979年至1981年，在同济大学数学力学系读研究生

　　●1982年至1985年，在同济大学任教

　　●1985年至1990年，在德国克劳斯塔尔大学机械系攻读博士学位

　　●1990年至2000年在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任高级工程师、技术经理

　　●2000年起至今，就职于同济大学，历任工程中心主任、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校长

　　●2005年12月，加入中国致公党

　　●2006年12月，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2007年4月，任科学技术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