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很近盖茨很远

　　贾晋京

　　编者按

　　比尔·盖茨上周的中国之行，再次刮起了一阵旋风。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位数字英雄和世界首富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大胆地预言：下一个比尔·盖茨将会出现在亚洲。

　　比尔·盖茨富足而慈善，他是财富创新的楷模，也是关注人类公共利益的标兵。在不断变革的中国土壤中，我们的比尔·盖茨近了，还是远了？

　　当今世界各大股票交易所里最热门的概念是什么？是“中国概念”！那么世界个人财富增长的焦点是什么？无疑，是比尔·盖茨，过去一年中，他的个人财富增长达60亿美元。前几天，世界最具增长性的个人和最具增长性的国家来了一次“亲密接触”：从4月18日到21日，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第十次造访中国，并在清华、北大发表了以“创新”为主题的演讲，许多富有创新热情的中国人得到了近距离接触世界首富的机会，可以提问，可以对话，甚至还可以抗议，此情此景，恐怕会触发不少国人成为下一个盖茨的憧憬。

　　而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盖茨则说道：“在美国有人问，下一个比尔·盖茨会出现在哪里时，我的回答是亚洲。”盖茨的话无疑搔到了中国人内心的痒处：高速增长的经济加上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中国能否诞生下一个比尔·盖茨？

　　其实，中国人的“盖茨梦”绝非空穴来风，应该看到，中国的GDP虽然高速增长，但主要依靠的却是高能耗、低产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依靠比尔·盖茨式的创新人才，把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毫无疑问，中国拥有大量极具创造力的创新型人才，正如比尔·盖茨亲口所言，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把微软亚洲研究院设在了中国，而不是最初计划的印度。那么是不是可以因此认为中国就是最具产生下一个比尔·盖茨潜力的国度了呢？

　　不可否认的是，最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基数，并不构成产生下一个比尔·盖茨的充分条件。最优质的种子，也需要有良好的土壤环境才能发芽。比尔·盖茨在承认中国创新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同时，却说“亚洲”而不说中国将诞生下一个比尔·盖茨，表明了他的谨慎。因此，要回答“中国能否产生下一个比尔·盖茨”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认真审视比尔·盖茨的崛起历程，看看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学生成长为世界首富的最重要社会因素何在，这些因素我们是否具备。

　　盖茨最初创业的缘由，仅仅是高中同学兼挚友保罗·艾伦看到一则消息，说远在新

墨西哥州的一家公司开发了第一台可供面市的微型计算机。就是这样一则消息，让他们萌生了编写微机语言的创意，从而下定了退学创业的决心。而两人“下海”创业碰到的第一个困难竟然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台机器，更别提拥有进行程序调试的电脑了。

　　用我们的传统观念来看这简直是两个“愣头青”。但就是这样两个“愣头青”，却最终实现了一场信息时代的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试问：我们的大学体系中，是不是能真正产生这种类型的人才？如果产生了，有没有相应的社会环境帮助他们的理想实现？这两个问题初看起来似乎简单，但仔细分析起来，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

　　微软总裁鲍尔默的回忆录是美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最好注脚。鲍尔默是盖茨在哈佛的同学，他与盖茨相识的原因，是两人对“数学、科学和历史”的共同激情，为此他们搬进同一间宿舍，“整夜激昂地争论拿破仑”。两人当时都是低年级本科生，是不分系别、专业的，统一接受数学、历史、哲学、科学、社会科学等通识教育，这是创新能力的基础。也只有在通识教育下，才能培养出盖茨这样具有无所畏惧的创新能力和热情的人才。而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体系仍处在初创阶段，涌现这般人才的概率要比世界名校低很多。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便出了盖茨式的人才，他能破土发芽吗？

　　盖茨真正崛起所依靠的是1980年IBM公司所提供的为个人电脑编写

操作系统的订单。当时IBM公司已经是一个员工数万的产业巨头，而微软不过是一个仅有16名员工并且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产业巨头敢于把如此的订单交给这样一个小公司，是盖茨成功的必要机缘。试想我国的大公司是不是敢于同未曾经过市场检验的创新型小企业合作？恐怕有国外相近替代产品的话，他们更愿意选择相对成熟的国外产品。这不是这些大公司的错，而是因为我们的创新扶持体系还没有成熟，在面临新创技术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情况下，企业只好选择相对稳定的成熟技术。要想让创新的火种燃烧起来，是需要一整套投资体系和创新制度来保障的。

　　谁都无法知道一项新创技术、一个新创企业将来是不是能成长为参天大树，因此如何评估、投资就成了关键问题。

二战之后，创新投资成了经济前进的最重要动力源。时至今日，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创新投资模式，从扶持一个原始创意火花的“天使投资”，到初创阶段的第一轮融资，再到发展阶段的第二轮融资，直到帮助企业实现IPO的第四轮融资，企业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投资形式予以扶持。创新投资体系给企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资金帮助，而是将缔造一项新事业所需的管理、组织、运营知识和经验一并投入到项目当中，这些知识和经验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文明数百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足以保证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新创技术甚至仅仅是“想法”逐步成长为一项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事业。

　　美国经济的强大，除制度因素外，还有大学体系源源不断培养创新人才和金融投资体系，两者相结合的最完美案例就是硅谷——新经济的象征。而比尔·盖茨也绝不仅仅是依靠个人努力和机遇就取得了成功，他其实是这套创新扶持体系的成功代表，是新经济的一个符号，在他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小盖茨”和一套成熟的创新保障机制。对于中国，只有加强大学的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同时打造一套完善的创新扶持体系，才能让潜在的“盖茨们”孕育、萌芽，并进而成长为参天大树，这也是我们真正实现崛起所必需的。

　　(贾晋京 清华投资与创新论坛总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