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冰生：我所经历的钢铁业十年

　　从行业重组、外资并购到出口之争、铁矿石谈判，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协会的带头人，罗冰生见证并推动了中国钢铁业走过一个又一个转折点

　　文/本刊记者 何伊凡

　　这是间布置简单的办公室，桌上没有电脑，桌角一盆兰花，桌后一个男人，个头不高，目光锐利。

　　66岁的人通常被称为“老人”，罗冰生可能不喜欢这个标签，四十余年的钢铁生涯赋予了这位首钢前董事长、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另一种灵魂。他精干而爽直，不看任何资料就能报出一大堆数字，通过他略显沙哑的嗓音，这些数字如同四溅的钢花。他被视为目前中国钢铁业最具威望的两个人之一，而另一位是前宝钢董事长谢企华。

　　一个月前，比罗小11岁的拉克希米·米塔尔静悄悄来华，到这间办公室拜访罗冰生，并与他交流了两个多小时。自2006年成功收购安赛乐之后，这位喜欢身着古板蓝西装的印度裔商人成为全球最大钢铁帝国的主人。他对中国钢铁市场的兴趣给罗冰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米塔尔态度很明确：中国是世界上钢铁生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市场，中国钢铁工业一举一动将对全球钢铁工业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在罗冰生眼中，“成为最大”与“影响全球”曾是两个断裂的话题。

　　1996年，中国首次实现粗钢产量全球第一，这曾是几代钢铁人痴迷的梦想。到2006年，中国粗钢的产量已经成为排在之后的日本、美国、俄罗斯、韩国的总和。这一年，中国由最大的钢材进口国转变为最大出口国。在这中国钢铁业风云激荡的十年里，罗冰生亲历中国钢铁试图由大而强、市场之手与行政之手交错推动的历史，经历了铁矿石涨价带来的焦虑以及钢铁行业开放与否的争论与反思。

　　现在中国钢铁业进入了又一个十字路口，罗冰生和他身后的钢协又开始苦苦思索。

　　转型之痛

　　1996年，是罗冰生来到首钢的第33个年头。“高中毕业后我就卷入了大炼钢铁的热潮，关于‘超英赶美’，我们的确抱着满腔激情。”罗冰生说。“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超过1亿吨，终于‘超英赶美’。”

　　“突破”没有迎来盛大的仪式，钢铁行业反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国钢企以低档和中档的长材为主要产品，技术含量较高的板、管、带材仍需大量进口。

　　首钢面临的矛盾十分突出，其重点产品为线材和螺纹钢，但首钢地处北京，当时已有“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质疑，扩大产能几无可能。

　　罗任上的一大遗憾是首钢没有上轧钢生产线，他曾想“硬着头皮干，出了事我负责任”，但后来考虑到在北京上了这条线还得“扒掉”，如今这些项目都放在了唐山曹妃甸建设中的新钢厂。1996年之后，首钢定下异地搬迁的目标，并立志向重点板材精品生产基地转型。

　　成长是痛苦的。让罗印象深刻的是淘汰一台曾被称为“全国功勋轧机”的机器。“1963年我第一次进车间时，这台轧机就摆在那，几万吨的钢锭堆在旁边等着喂它，根本忙不过来，”罗眼角有些湿润，“停产那天，厂里的老工人围着哭，轮流用手抚摸它。这不仅是一台机器，还代表着数十年人力、资金、精力的投入，要淘汰它感觉上就似乎要将这一切推翻。”

　　十年之中，罗冰生无数次面对这种痛苦，5吨转炉淘汰了，他曾亲手参与建设的30吨转炉也淘汰了，首钢后来为30吨转炉搞了个纪念碑。

　　这是第一代中国钢铁企业家的集体记忆，同一时期，远在张家港的沙钢董事长沈文荣力排众议，将家底推倒重来，先是换上清一色的进口设备，之后又从短流程跨越到长流程。

　　十年后的2006年，中国钢铁产品结构完全逆转，长材比重下降到48.1%，而高端的板、管、带材比重上升到49.3%。钢铁成为当年国内惟一投资下降的工业行业，其中用于扩大规模的投资仅占1/3，2/3则用于产品结构优化。

　　“欧美钢铁工业在最近十年内没有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而中国在这十年中将全球先进的工艺装备技术都搬过来了。”这也是罗一直认为不应简单评价当前中国钢铁产能是否过剩的原因。

　　1992年时首钢与长江实业集团先后合资创建四家上市公司，这为首钢的结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罗冰生也因此与李嘉诚成为好友，建立了密切的私人交往。“他是一个非常诚信的人，”罗冰生有些激动地说。有一次首钢发生资金周转问题，罗找到李，希望能借3000万美元，当罗回到北京时，发现钱已经到账了，任何字据都没有。

　　向左走向右走？

　　2005年7月20日，《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出台，这一政策自2002年开始酝酿，反复修改30多次，被称为是中国钢铁工业有史以来最完整而系统的产业政策，罗冰生参与了全过程。

　　“这个政策是为了解决在中国钢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之后，要往哪个方向走的问题。”罗冰生说。对于这一问题，人们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钢铁工业的定位，一方认为应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需求，另一方认为应以国内市场为基本点，适量满足国际市场需求。

　　罗冰生是持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的理由是中国自身原料条件不够，适量出口有利于减轻资源、环境压力，而且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仍然是一个稳定增长的市场。国际市场相反，总体需求稳定，增长空间有限。如果以国内不断增长的产量进入一个稳定市场，容易带来一系列贸易摩擦和矛盾。更重要的是，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都虎视眈眈要进入中国，“这里就是世界钢铁业最大的战场，我们干吗自己不守住家门口。”

　　政策最后采取了罗冰生所持的“适量”意见，对于“适量”出口的不同意见，钢铁协会经过调研提出以生产总量的10%来把握，目前已形成共识。

　　并购争论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涉及布局调整、技术标准、原材料开发等方方面面，但出台之日，引起最广泛关注的却是“500万吨以上的钢铁企业原则上不允许外商控股”的规定。其时，全球钢铁业大并购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国的城门却变窄了。

　　华菱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效伟认为这条政策是针对他们与米塔尔的“案子”设定的，这是米塔尔在中国的第一枚棋子，最初米塔尔控股愿望强烈，之后愿意与华菱持有相等股权，最终再次让出0.5个百分点退居第二大股东。交易进行的过程恰是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因此，罗冰生与米塔尔有了第一次见面。

　　见面是在北京还是长沙，罗冰生已经记不清了，米塔尔给他的第一印象是这的确是个“传奇”色彩很浓的企业家，非常擅长资本运作，但缺乏钢铁管理、技术方面的知识，“他不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涉及到也不愿意多谈。”罗冰生说。米塔尔试图说服钢铁协会“同意”其对华菱的收购。一位钢铁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家》，“钢铁行业内的外资并购，国家首先会征求协会意见，如果协会不同意收购无法进行，米塔尔没有低估协会的作用。”

　　罗冰生的答复是，只要有利于中国钢铁工业技术进步，有利于转变中国钢铁增长方式，有利于结构优化，当然欢迎，但如果在中国是以扩大产能为主，“我坚决投反对票”。现在在安赛乐-米塔尔收购莱钢的谈判中，米塔尔与罗冰生又多次见面，罗的态度依然如故。

　　然而，兼并重组已经是大势所趋，利用政策壁垒能否给中国钢铁争取到自我整合的时间？

　　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据钢协最新统计，“与去年相比，2007年1、2月份钢铁产业集中度不升反降。小企业发展太快，产量迅速提高，大企业自身产能稳定，联合兼并步伐缓慢。”说到这里，罗冰生将吸了半截的香烟重重地捻灭在烟灰缸里。他对宝钢2007年1月中旬收购新疆八一钢铁集团69.61%股权表示赞赏。

　　罗的建议是中国钢铁企业联合重组要分层级对待，组建几家大钢铁企业，以板材生产为主，面向国际竞争。而大批的中小企业应该建成契约群体，资本纽带的作用并不明显，而是组建产业链，河北已经有这个雏形。

　　资源之困

　　罗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钢铁协会申请组团去

　　在2003年之前，很少有人会想到看起来源源不断涌入的矿石会成为自己的软肋。“那时候他们拼命卖给我们铁矿……”罗冰生回忆。

　　铁矿石谈判必须在企业之间进行。2001年前后，国际铁矿业经过一轮大规模兼并联合形成了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力拓与必和必拓三大资源公司，他们掌控了世界铁矿石海运量的70%以上，成为出售铁矿石的谈判代表。而钢铁企业方面则为代表亚洲的新日铁和代表欧洲的前安赛乐。 2004年，宝钢也派代表参加。由于中国没有参与规则制定，情况十分不利。

　　无法直接参与谈判的中国钢铁协会在幕后十分积极地出谋划策。与此同时，米塔尔与安赛乐的合并使其谈判地位受到质疑，因为米塔尔本身拥大量铁矿出口业务，而新日铁与浦项结盟共同参加谈判，这对中国也很不利，“在分析谈判形势后，我们得出结论，最有利的方式是积极主动取得首发定价，来避免其他干扰。”罗冰生说。

　　按照谈判规则，只要有代表性的钢铁企业和世界主要矿业公司确立了首发基准价格，全球其他钢厂一般都应该接受这一结果。2006年12月21日，宝钢先后与三大矿山公司达成了价格涨幅9.5%的协议。

　　“中国已占全球铁矿石进口量的46%，这既是我们的弱点，也是我们的优势。”罗冰生认为胃口大并不一定就会授人以柄，“三大矿产公司任何一家最大的危险就是失去中国钢铁市场，这是我们的砝码。2006年，中国自己的矿山产量大幅增长，我和三大矿山公司的总裁说，你们把价格涨这么高，刺激了中国大量投资矿山，这也不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吧？”

　　博弈在2007年初增加了一个来自印度的变数。印度矿石运费便宜，综合价格较低，被视为长协矿涨价后的替代品，已占中国进口铁矿石总量22.92%，从今年3月1日起，印度对铁矿石加征约7美元/吨的关税，这意味着印度对中国铁矿石出口价格将涨10%。

　　在钢协的组织下，国内数十家国内钢铁企业已经联合宣布将共同对印铁矿“绝食”。“2005年我们到印度考察矿业，就嗅到了对方要涨价的信息，如果当时动作，他们可能会得逞，因为那时国内对印度铁矿石的需求正在增加。现在印度对中国的出口量已达到顶峰，而巴西、澳大利亚的供给能力提高，你要少供，这两家能补上，分析这个形势后，我们决定采取坚决抵制的办法”。罗满怀信心地说。

　　然而，暂且抛开这一役的胜负，印度此举透露出另一种信息，其提高关税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限制资源性产品流出。可叹的是，中国钢铁在经过十年从“大国”向“强国”艰难跋涉之后，却遭遇了在资源全球配置之下谁来“饲养”自己的难题，这使罗冰生和钢协又陷入了另一重困境。

　　罗冰生简介

　　1940年8月出生于重庆市壁山县；

　　1972年-1976年历任首钢炼钢厂宣传科干事、副科长、

　　炼钢车间党总支副书记；

　　1990年任首钢经营部部长；

　　1990年-2000年历任首钢总公司副总经理、代总经理、

　　党委常委，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2000年-2002年任首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03年至今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