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企业与基础研究的距离很近

　　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高科技企业与基础研究的距离很近

　　章轲

　　王晓东每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回国处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事务。这占据了他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因在细胞凋亡的生物化学基础方面突破性研究，2004年，王晓东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2003年，王晓东被聘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

　　7日上午，坐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三层的一间办公室里，王晓东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我是一个科学家而非企业家”

　　早在读研究生期间，王晓东就选择了当今最前沿学科——细胞凋亡规律研究。这项研究可为揭示生物生长与死亡的规律，为人类癌症及传染病等疑难杂症治疗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短短几年，王晓东就获得了多项国际一流研究成果。

　　据了解，王晓东已经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名为JOYANT的生物技术公司，规模有十几个人。“我们已经破解导致癌细胞死亡的生化开关机制，目前正着手人工合成这种生物开关。”王晓东透露，生物公司研发的抗癌药物已进入动物试验阶段，如果一切顺利，明年初可望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他希望这一抗癌药物五年内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

　　“但我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科学家，绝不是企业家。”王晓东对记者说，“高科技企业与基础研究的距离，其实是很近的。”

　　王晓东1963年出生于河南新乡一农民家庭。1984年毕业于

　　1995至1996年，王晓东在美国艾莫里大学任助理教授，独立领导实验室，开始研究细胞凋亡的生化途径。1996年，他回到西南医学中心，历任生化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后成为终身教授。1997年起，他成为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2000年，王晓东和助手们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一种神秘的线粒体蛋白质细胞Smac。这种细胞可以打破肿瘤的“坚硬堡垒”，诱使肿瘤细胞“自杀”，对研究治疗癌症方法有重要帮助。当时另一所高科技实验室也在做类似研究，但两个实验都有欠缺。王晓东果断决定改变实验方法，先于对手一步完成了实验，并在《细胞》杂志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报告。

　　几年来，王晓东的论文成果被其他科学家引用超过了15000次。西南医学中心的麦克奈特教授评价说：“王晓东是过去10年中论文被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王晓东的校友廖新生告诉记者，引用率是研究成果科学价值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后来者展开进一步研究的基石，其对生命科学领域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要关起门来搞研究”

　　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这是美国许多科学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而其中，能够当选的华裔科学家少之又少。

　　当选后的王晓东非常低调，“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要关起门来搞研究。”他说。

　　就在一个月前，他甚至萌生了辞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职务的想法，打算潜心做自己的研究。不过，最终还是打消了“撤退”的念头。

　　建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我国政府在发展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战略之一。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教育部、卫生部、中科院和北京市政府等8个部门对此高度重视。这8个部门也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理事会的组成单位。

　　王晓东对各级政府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但他同时也告诉记者，研究所数十位从国外回来的高科技人才，现在仍然在附近租用民房。

　　此外，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质疑声也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有人说，研究所每年花那么多钱，什么成果都没出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智刚告诉记者，研究所最初的定位就是搞基础研究的。

　　据知情人士透露，质疑声反映到科技部主要领导后，科技部随后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几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测评，结果让科技部领导“喜出望外”：自2006年至今，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第一单位、论文通讯作者和拥有知识产权的论文发表和确定被接受的有17篇，其中《自然》杂志1篇，《科学》杂志2篇；《细胞》杂志2篇，远远超出国内同类研究机构。另外，研究所还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项，国际人类前沿科学基金1项，参加973课题子课题2个，863课题子课题1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

　　北京研究所要成为一个样板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创办初期，各方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以改革试点的方式，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以国际一流科学家集体为基础，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组建国际一流的基础生命科学研究所。

　　王晓东认为，人才只有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成长。他希望他主持的研究所每五年得到一次评估，并且是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的严格评估，其评估的标准只有一条——“国际一流”。他说，在美国能拿到教职的，在我的研究所不见得能拿到；在我们所能够拿到教职的，在美国就一定能够拿到。

　　目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经完成了5次国际公开招聘工作。建成实验室18个，其中全职实验室主任15个。

　　长期以来，学术不端成为科研机构的顽症。王晓东认为，要建成国际一流的科研单位，科研人员的科技行为首先要符合道德规范。早在去年7月，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制订了8条科研行为规范，要求科研人员坚守学术诚信，反对学术浮躁、浮夸，尊重事实；坚决反对和抵制任何形式的抄袭、剽窃、伪造数据学术腐败及学术不轨行为；反对科研经费铺张浪费，尊重科研资源，杜绝各种形式的科研利益冲突。

　　据透露，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经着手科研成果的商业化了，专门从美国引进了人才，最先推出的有可能是抗菌素，年内有可能与国内药厂合作开发新药。

　　而国家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显然也对研究所的成果转化寄予厚望。9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周光召与科技部主要领导走访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对研究所成立3年来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的同时，也表达了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运作模式进行总结推广的愿望。

　　“其实，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支持，研究所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快。”王晓东表示，“眼下遇到的不能算是困难，只能算是一种经历。研究所要勇于寻找自身的不足，首先解决自身的问题，再寻求环境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