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诺的中国新生活

　　本报记者 邓妍

　　初次见面时，斯诺就会和记者很随意地开点小玩笑，但当倾听记者提问时，那一刻，斯诺眼神中透露的机敏、甚至夹杂着一点点杀气，方才让人一览无遗。很明显，在Cerberus和美国财长这两个话题中，斯诺更乐于谈自己的新角色

　　与美国前财长约翰·斯诺(John Snow)的初次见面，竟然出人意料的轻松。简单来形容，就是他一边嚼着酒店摆在桌上免费的薄荷糖，一边和记者开聊。

　　3月28日，当约翰·斯诺出现在位于北京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莱佛士酒店7层会议室门口时，穿着白色衬衫、深色西服、系着一条深蓝、浅蓝和白色细线条相间领带的他，不是很公式化地先交换名片，反而是忙着和记者握手。

　　此前的两周，斯诺已在中国的上海、杭州、深圳等地，会见了很多中国政府官员、企业界及银行界人士。陪同他的中方人士告诉《财经时报》，斯诺此行主要是拜会老朋友，同时也是给Cerberus资本管理公司在中国的业务牵线搭桥。

　　2006年6月29日，约翰·斯诺卸任美财长一职，短短四个月后，即给自己换了一个新身份：Cerberus资本管理公司主席。这是一家成立于1992年，管理着约220亿美元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公司(Private Equity，简称PE)。

　　目前，全球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在各个市场的表现均十分活跃，它们中的不少，都已在中国投资了大量项目。显然，斯诺也希望Cerberus能在中国有好收成。

　　新身份，决定了斯诺在中国的行程、生活与以往数次访华有所不同。尽管他仍然如往常般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等人分别见面，他还是增加了一些更富友善气息的交流——比如，在复旦大学演讲，在央行与银行界人士进行研讨交流，以及会见少数几家媒体。

　　一直陪同斯诺中国行的这位人士告诉《财经时报》，斯诺非常和善。记者注意到，初次见面时，他甚至还会和记者很随意地开点小玩笑，诸如夸奖《财经时报》的名片很有个性、很可爱等等。

　　然而，当记者开始提问时，斯诺认真的那股劲儿便显得非常职业，他不断用铅笔在纸上记录问题；或是低垂着头，注意力非常集中地倾听。在那一刻，他的眼睛在花白眉毛下不停转动，眼神中透露的机敏、甚至夹杂着一点点杀气，方才让人一览无遗。

　　很明显，在Cerberus和美国财长这两个话题中，斯诺更乐于谈前者，每当记者询问Cerberus的情况，斯诺在笑声之外，还会添加些许热情。

　　Cerberu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三头狗，它的职责是看守和保护，以免自己所看护的人受到伤害。目前，Cerberus还没有正式的中文名字，但《财经时报》了解到，在斯诺此行拜会深圳市委相关官员时，用了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并喜爱的词语“赛伯乐”作为Cerberus的临时中文名称。

　　“伯乐”，最为中国人称道的在于他能发现千里马，而作为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Cerberus，其最佳表现莫过于发现类似“千里马”的企业，投资这类企业，并给投资人带去丰厚的回报。

　　财长往事

　　《财经时报》：您担任美国第73任财政部长时，布什总统一直在试图通过长期、大规模减税应对经济放缓。这对于财长来说，挑战很大。而您在任期中最突出的贡献是，领导人们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2003年《就业和增长减税法案》，这极大地降低了个人和资本投资的税率，促进了您任职期间的强劲经济复苏。如果回顾过去三年的生活，您是否觉得这是相当难熬的三年？

　　约翰·斯诺：让国会批准我们减免税收，是我做过的最艰苦的工作。当时投票的情况非常紧张，几乎是50%对50%的投票比例，最后是副总统一票定乾坤。

　　我在2003年开始任职财政部长时，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非常非常弱。当时，我们希望增强商业和投资者的信心，而税收直接影响到商业信心和相关投资。

　　减税给美国经济注入了很多的能量和活力。这就像在黑暗之中忽然点亮了一盏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投资有了很大提高，就业率得到提高，工资水平也上去了。

　　这项工作非常艰巨，也是难度最大的。但我想，这是布什政府当时很重要、也是比较成功的一项宏观经济政策。

　　《财经时报》：您就任美国财长时，曾就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发表了很多看法，过去一年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屡屡创出新高，您觉得什么样的速度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是合适的？

　　约翰·斯诺：我今天下午应周小川行长之邀，在金融街发表了一个演讲，当时我也提到，在金融市场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犯两种错误：一是改革步伐太快了，这样会带来风险和不稳定。制度的改革应该先于市场的改革，这样才能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如果改革太慢，就会陷入第二类错误，使得中国不能及时获取市场力量和改革所带来的好处。

　　我想，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正是中国领导人关心和努力的。

　　PE中国之惑

　　《财经时报》：近年来，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对企业的并购案例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这种行为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它们普遍担心这会影响到一国金融体系安全，对于这个问题，您在担任财政部长时怎么看待？现在作为行业中人，您又是怎么看待同样的问题？

　　约翰·斯诺：我任财长时，对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非常感兴趣。当时，这种投资形式相对来讲比较新颖。那时，我是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的主席，打从任财长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在这个工作小组中首先提到了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问题。

　　我们当时也经常会谈到这个问题——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政府相关规定来规范它。最终讨论结果认为，不要有太多管制为好。

　　原因在于，最好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来自市场、来自投资者的监督。他们会对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进行尽职调查，并以此来实行监督。一旦政府介入，提出一些相关法律规定以后，可能反而会让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者退出。因此，我们这方面的结论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在市场监管方面会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现在在PE行业里面做，我认为当时的结论是正确的。

　　《财经时报》：您刚刚讲到，对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这个行业政府不要有太多介入，那么您是否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介入较多？比如长达一两年的美国凯雷集团并购中国徐工机械的并购案，最近才有新进展，您会否依此判断中国对国际性的PE不太友好？

　　约翰·斯诺：过去两周我见了很多人，我可没有这种感觉。我感觉到中国商业界的人士、各个政府部门的领导，对做得好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是很欢迎的。那么，我说做得好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要有耐心。不是急功近利的，而是长期的承诺。

　　第二，要建立发展他们所投资公司的业务，要使这个业务做得比原来更好，要创造就业，同时对社区也要有贡献。做得好不光是把钱带进来，还要有管理的技能、专业技术，使这个业务比以前更强、更有活力、更有竞争性，而且更有持续性。

　　定位Cerberus

　　《财经时报》：Cerberus的投资是否有什么与其他PE公司不同之处？你们一般对什么行业比较感兴趣？在中国，是否有马上能达成的交易？

　　约翰·斯诺：如果我们要为投资者带来高回报的话，我们的投资就应该是长期、耐心的。我们的投资者，有的是公司的养老基金，有的是政府部门，有的是大学等。在我们看来，如果要为投资者带来非常好的回报，最好的方法就是买下被看好的公司，参与这家公司的管理，使得这家公司能够增长，更好地扩大业绩。

　　从我们投资目标和寻求机会来讲，我们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或者经济的类别上进行投资。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现在投资了50多家公司，它们分布在各个行业。我们所寻求的公司一般有非常好的潜力，但是当时还没有实现这种潜力。

　　我们公司有很多高级的、有经验的、经营过美国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会参与我们所收购公司的经营，带去他们的知识和管理技能，帮助公司的管理层不断地改进经营能力。所以，我们并不是光看行业，只要有机会，就行。

　　在中国，有很多的国有企业，这些公司运营不错，只是在很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这时候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研究。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在中国找到一些可能的投资项目。(0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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