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责任要让顾雏军背

　　文/ 张思邈

　　真是难以明白，聪明如顾雏军者为什么想不透一些简单的道理？他即使愁白了一头狂发仍然脾气倔强如铁，宁肯自己锈死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意拧过劲来重觅“活路”！

　　“我没有任何值得反省的地方，我没有错！”一直到法庭即将闭庭时，科龙前董事长顾雏军仍然固执己见。从2006年11月7日起，顾雏军一案经过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于2006年12月22日终于闭幕。作为这场“大戏”的主角，顾雏军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属于自己的发言权。而在审理期间，陷坐于轮椅中的他，从未节制过自己高亢的嗓门和激烈的情绪，并曾一度以绝食来拼死相争。当庭审进行到最后一天时，顾雏军仍然充满着愤怒地为自己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无罪辩护，并坚持要说出造成这件事的“阴谋”是什么？他说，如果自己不讲出来，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没有罪的人被关到看守所？但此举被法官制止，认为这与本案无关。法官最后表示，通过13天的质证和辩论，合议庭已经充分听取了被告及辩护人的意见，不管最终的宣判结果如何，整个庭审程序是在公开、公平、公正并充分保证被告人权利的情况下进行的，相信有了程序的公正才会有最终审判结果公正的基础。这番话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法庭随即宣告正式闭庭。

　　顾雏军如此坚绝的表白，在很多人眼里简直是“痴人说梦”——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转型时期，“原罪”几乎是企业家们如影随形的“噩梦”，大家都在垂首敛尾地小心做人行事，唯独他毛发戟指，对任何质疑他“纯净企业家”身份的人暴怒如雷。真没有一点毛病？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家，顾雏军让人难以置信地摒弃了应有的理智与机警，惹来千夫所指、众怒鼎沸，国家如此强大的专政力量岂能查不出你丝毫的“破绽”所在？

　　短短几年时间内，顾雏军把自己数次抛向“被告席”：第一次是在2001年年底，媒体“指控”他为“骗子”，把他此生引以为傲的“顾氏循环理论”批得一无是处。但他没有选择闪避，还是不屑一顾地回击道：“没人可以说三道四”；第二次是在2004年秋，经济学家郎咸平“指控”他“侵吞国有资产”，并以“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逼人”、“借鸡生蛋”等评语对他的收购行为进行了生动而详尽的解剖。同样被指责“侵吞国有资产”张瑞敏、李东生、倪润峰等人深谙“沉默是金”的道理，但面对种种非议时顾雏军觉得不可思议：“我做企业，干卿何事？”所言所行大有“向我开炮”的勇猛无畏；而2005年5月10日，

科龙电器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费心气力的顾雏军最终难以力挽狂澜，并最终被捕入狱。

　　顾雏军走上“被告席”，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也可能是像他自己所说中了“暗箭”，但更多的恐怕是众怒难违——我们这个时代沉淀下来太多的难题，让人理不清、剪不断。但这个时代需要继续轻装前行，这就必须要有具体的人或事来承担历史的重负、沉疴和积怨。

　　但是，如果我们把顾雏军的“倒下”简单地看成是他个人的失败，那将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悲剧。围绕此案的争论远未结束。9名被告人即使在最后时刻仍然坚持自己无罪，外界舆论也不时有同情顾雏军等人的声音出来。而新浪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截止到12月26日)：“你认为法院是否应该批准顾雏军的三项申请(公开检举信、公开全部案件资料、让20家以上的媒体参与旁听)？”——回答“是”的占83.61%，回答“否”的占16.39%；“你是否支持顾雏军的绝食行动？”——回答“是”的占81.85%，回答“否”的占18.15%。这从一定程度上反应出，顾雏军的“鸣冤”行为取得了一定的作用，认为此案背后有更复杂、更深层次的因素。

　　其实，以顾雏军为首的9名被告到底有没有罪？顾雏军到底是“资本大盗”还是“落难英雄”？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自然有待于法庭最后公正的判决。但除了这9名被告以外，我们或许更应该追问：到底还有谁，本来是应该站在“被告席”上接受质疑的？

　　有人说，连总裁助理这种非实权人物都站在了被告席上，为什么科龙前总裁刘从梦独自“缺席”？顾雏军也几次表示，公司的很多大事，刘从梦都是参与者。他强调，将顺德格林柯尔的股份转让给天津格林柯尔时，自己与刘从梦是做过商量的。公司股权的转让，涉及政府官员方面的问题都是由刘进行协调的，故难辞其咎。但刘却是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庭上，对顾雏军等人进行了不利的指证，这让顾雏军情绪显得相当激动，双方在庭上一度发生过言语交锋。对此，刘从梦予以否认，他表示，公司是顾的，自己在这一交易中没有任何利益，所以就不会参与这一行为。

　　而作为刘从梦的助理，该案的第五被告人刘义忠对于其涉嫌虚报注册资金的指控，强烈表示了自己的无辜，认为自己只是个跑腿的，深层的问题自己并不清楚。对于在这样的场合见到自己的老上司，刘义忠心中颇多触动。这也许触动了刘从梦的旧情，他随即为刘义忠提供了不知情的证词。有意思的是，在离席而去时，刘从梦对着自己的老部下挥了挥手，不忍之情溢于言表。

　　这种“剥离”与“跳跃”式的手法，自然难免引起了顾雏军、刘义忠等当事人的强烈不满，也值得大家好好商榷。刘从梦能站在证人的位置上，我们很好理解——那是对小义的“背离”，却是对大义的忠诚；但他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则缺乏必要和详细的解释。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是否涉及造假，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庭审关键时候，顾雏军抖了一个“猛料”——科龙2004年年报中有争议的5.1亿元销售收入，是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逼迫下加进去的，而他当时希望该销售收入不予确认。顾称，德勤在

审计的最后阶段，给科龙董事会四种方案供选择。其中B方案是将江西华意的投资残值拨备，但保留5.7亿元的销售额，德勤只对5.7亿元销售收入的最终实现出具一项保留意见；D方案为将江西华意的投资残值拨备，同时取消5.7亿元的销售额，德勤将不出具任何保留意见。科龙董事会选择了D方案，不过2005年4月24日，德勤告知只接受B方案，否则德勤将拒绝作为审计师在年报上签字。而出年报的最后期限是2005年4月28日，因此所有科龙董事不得不接受德勤的最后通牒，接受了按B方案出年报。

　　事后，德勤进行了辩解，称审计师的责任是就被审计单位出具的财务报告发表独立意见，而财务报告是由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最终敲定的，会计师的责任是依据所提供的证据对财务报告发表审计意见。但德勤对顾雏军所讲的四种方案的事实却一直闭口不谈，这种逃避的态度无法不让大家认为是一种默认。这个有着国际背景的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其公正性再次受到人们的深深质疑。如果事实属实，被告人的名单恐怕需要进一步延长。

　　更有人指出，顾雏军不过是一个“替罪羊”——他在为不公平的经济规则及某些主管部门的过失承担着罪过。这也是顾雏军认为自己“冤枉”的主要原因。他反复辩称，当初他办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门的“特许”。

　　对于“虚假注册资本”的指控，顾雏军说，“最有资格认定我是否有虚假注册资本行为的，应该是顺德工商局，但是，顺德工商局同意刘从梦和刘义忠办理了科龙电器的工商登记变更资料，而且程序合法。如果我真的犯了这个罪，岂不是说明顺德工商局渎职？”

　　对于检察机关指控其“涉嫌职务侵占”，顾雏军也矢口否认：“这是

扬州奖励给我的，如果没有扬州市委市政府联合下文，谁敢要这个钱？”他坚持认为，是当地政府官员找到他，请他吃饭，让他收下这4000万元，并承诺“是有政府文件的，你不要担心”，他才收下了这些钱。

　　另外，顾雏军曾提到：中国证监会在接到举报后，前往顾雏军的公司调查，但连查3次都没有查到举报中所说的“资金往来”，只好“失望而归”。顾雏军以此反驳检察机关的某些指控。有法学专家分析：顾雏军所讲是否属实还有待考证，但过去证监部门对一些“资本玩家”监管、查处不力，也确实纵容了犯罪行为的发生。

　　有连带责任的部门或个人，现在反而成为“揭黑英雄”，这恐怕是激起顾雏军心中冤气的主要原因。顾雏军甚至在法庭上向记者散发一封检举信，号称要揭发“建国以来最大的腐败案”，并不惜为此承担可能导致的诬告罪名。”

　　哪些责任是需要顾雏军来背负的？哪些责任是需要某些主管部门来背负的？哪些责任是需要制度来背负的？厘清这些的确很难，也极需勇气、耐性和毅力，但却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一个时代方可从混沌走向清明、从无序走向有序。(文章代码：11007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