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事件与浙中商业财富伦理

　　汪之

　　类似吴英“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一夜间传遍浙中地区，并被许多人相信且津津乐道，也并不是孤例，而是有其深厚的商业文化土壤。只不过这次，主角过于“无知”，现实过于“残酷”，神话破灭得太快

　　曾记得有一本古籍上，收录了一篇《重修金华会馆记》的碑刻。该文作于明朝初年，对浙中一带(包括金华、义乌、永康、东阳等8县市)民众大规模背井离乡，或求学、或经商的原因，做了精当的分析：地瘠民贫。

　　曾经地瘠民贫

　　金华一带是丘陵地区，两边山丘对峙，中间一片浅浅的盆地。由于东吴时代便开始开土耕种，此地虽然土地不肥，人口却非常稠密。生存的压力，从元末明初现代工商业萌芽开始，这一带民众就大量外出“谋口饭吃”。做木工、水泥工、酿酒工、小买卖……种种细碎的活计，一应俱有。辛苦一年攒下的利润，大都一分不少地带回老家，兴屋和送子女四处求学。

　　这种“耕作就读”的模式，几百年来其核心精神，一直在当地延续。其中，尤以义乌、东阳为甚。

　　与此同时，其地力贫瘠，人口稠密的特点，也一直未有改变。

　　以东阳为例，据2004年金华地区下属各县经济数据公报，2003年东阳市总人口近79万，为金华市区外7县市中最高。工业化加速，耕地面积却连年下降。2003年东阳总耕地资源为2.4万公顷。与其紧邻的义乌市当年这组数字则为68万人和2.2万公顷。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组数据：在从事批发和零售贸易人口一栏中，东阳为0.28万人，义乌则为0.22万人，远高于邻近其他市县。考虑到当地往往全家甚至一族都外出经营生意的习俗，足迹踏遍中国最偏远省份集贸市场，官方数字，应当是大大低估了。

　　故当地流传一句话：东阳人撑起义乌小商品城一半。即便按照义乌统计系统的数据，2006年义乌集贸市场成交总额就达到415亿元，其中小商品城成交额315亿元。巨额数字背后，不难勾勒出涌动的一股股金钱热流。

　　变味的营销

　　基于上述背景，方能准确和客观地分析吴英这出自导自演的“财富闹剧”，方能准确理解一个小女子的懵懂和无知，是如何被特定的地域文化、媒体的暴力、大众对财富扭曲的心态，所共同放大，并最终匆匆以悲剧收场。

　　现在，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是什么时刻、在什么场合，促使吴英凭着手中握有的一点资本，就作出了那个轰动全国的决定：借助浙江地方媒体报道，经过网络飞速广泛传布，一夜之间，她就从东阳歌山一个小村庄的乡下姑娘，摇身变成掌握数十亿元资本的“神秘女富豪”。

　　又或者，她原本就只是想在当地，博个小小的名气？

　　《第一财经日报》在报道出来后，也曾数次到当地，探究有关财富神话的源头。有说是最早吴英组织了一批写手，做了系统性的宣传方案；也有说是百度贴吧“东阳吧”最早发了有关吴英如何在当地“显富”的帖子，反应异常热烈，引发了当地媒体关注……说法甚多，无从一一考究。

　　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在将吴英迅速放大成一个事件中心人物过程中，媒体不加节制甚至滥用其权力，起了关键作用。这种权力，在吴英突然被拘后，被再次集中使用：只不过这次是“全面讨伐”了。

　　不可否认，吴英的出事，根子还在自己身上。从现在的多篇报道看，吴英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她用远高于银行利率(后期甚至远高于当地民间资金拆借利率)的回报做“诱饵”，大量借入义乌、东阳一带的民间剩余资金，然后投放到她先前对媒体编就的“产业蓝图”上。    

　　事实证明，她拥有的美容、沐足、洗衣连锁店等传统产业利润，根本无法支撑其月利最高达15%的庞大资金成本。据《第一财经日报》最新报道，浙江省方面曾在吴英第一轮炒作后，便迅速组织人手对其家底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吴英资金链条之脆弱，令人震惊：其广为炒作的洗衣店等门店日收入千余元，而吴英的本色集团每月员工工资支出便高达100多万元。

　　现在回过头看，高额的工资开支，免不了包括部分非法借贷成本在内。而且这仅仅是其汹涌地下资金暗河的“一捧水”。一个不远的教训是，金华发家的金信信托，在浙中当地曾以类似手段大肆非法吸收资金，创痛至今仍未痊愈。浙江省和东阳当地政府，在此背景下，当断则断，对吴英和吸附在其身上的一批高利贷主，迅速有力地进行打击，自是明智举措。行动的突然和隐蔽性，还可确保在当地不会搅动起更大的民众情绪，并最可能多地追回非法所得，保证受害债权人的利益。

　　财富的人脉和人脉的财富

　　现在翻检以往媒体的报道，更多人或许会失笑于吴英对商业“朴素而幼稚”的理解。然而抛开简单的道德判断，吴英对外描绘的全国本色连锁酒店的扩张计划，背后有其特殊的商业脉络。若做一个粗略的统计，目前国内许多热点区域的浙商，尤其是温州、金华一带的浙江商人，事业稍微做得大一些的，都离不开两个关键词：土地和商铺。

　　内在的逻辑自然而明显：因为许多“升级再造”的成功浙商，第一桶金往往同贸易有关。对现金的偏好、对短期高回报的重视，以及对项目绝对控制的追求，促使他们更多地进入商业地产等领域。只要判断准确、运作得法、合作团队能力强，投入数千万元乃至数亿元，一两年内回报100%，并不是什么太了不得的事。笔者手头就有类似中等规模浙商，抱团参与西部一些地区旧城改造项目大获成功的案例。

　　从这个意义上讲，吴英的商业设想，尽管相当朴素，仍符合当地商界的主流偏好。这也可以部分解释，尽管这个事件一开始就显现出诸多荒谬性，但仍有不少富人愿意相信她的“商业神话”。加上当地自明清以来，商业活动中的信息传播，多依赖人脉传播、轻易不接受公开消息。其热衷于讲述、传播财富故事的区域特色，至今仍很浓郁。

　　故类似吴英“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一夜间传遍浙中地区，并被许多人相信且津津乐道，也并不是孤例，而是有其深厚的商业文化土壤。只不过这次，主角过于“无知”，现实过于“残酷”，神话破灭得太快。

　　然而，喧嚣过后，这也就是给浙中当地商人增加一点饭后谈资而已。在酒酣耳热之际，在哗啦作响的

　　浙商们的再教育

　　“吴英被拘事件”发生当天，东阳当地还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当地一个大企业的当家人，在10日结束的东阳“两会”上，卸下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职，转由其儿子出任。这是一个值得解读的信号：它既折射出新社会阶层一以贯之的从政冲动，也隐隐呼应了一场正在拉开帷幕、影响深远的“继承行动”。

　　这种继承，不会只局限在荣誉和金钱上。它将要求新一代浙商，更注重个人内在境界的提升，更注重一种开阔的、全球化视界的学习和养成。因为唯有如此，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财富的“权杖”后，才有可能继续驾驭一艘艘资产动辄数十亿元的企业大船，驶向更为蔚蓝的海洋。

　　在那里，一个全新的浙商部落，将得以重建：他们会一如父辈那样不畏辛劳、亲力亲为、善于积聚财富；同时，他们也更善于使用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会内敛，憎恶挥霍，关心这个国家还大量存在的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