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最大的敌人是谁

　　本刊记者 邓波

　　2006年11月7日，法庭上的顾雏军再次落泪：“以前回国时，我还是亿万富翁……到今天，却落得如此结局……”面对法律的庄严肃穆，顾雏军是输给了时代，还是输给了自己？面对时代的滚滚喧嚣，企业家应该选择刚强，还是刚硬？

　　“请你们吃这顿饭，要卖我一卡车的冰箱。”

　　2001年年末，顾雏军曾自认为最倒霉的那一年，他指着一桌丰盛的晚宴对着《中外管理》等几家媒体的记者说。

　　就是这样一个苦巴巴的行业，承载着顾雏军宏大的产业构想。因为他“闭着眼睛都能把

　　彼时，顾刚收购了科龙，置身于铺天盖地的质疑中，但他依旧没有内敛之意。

　　4年后，顾雏军精心构造的巨大产业章鱼瞬间被残酷肢解，他和他的几位部属也因此身陷囹圄。然而，顾雏军或许至今也没想明白，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而通过他一系列的极端言行，以及媒体铺天盖地的渲染，世人也忽略了对这个问题的追问。

　　徒劳的挣扎

　　顾雏军早已被舆论定义为资本玩家。

　　但事实上，他的真正梦想是做全球制冷业的No.1。为此，他真心诚意地打造科龙内部的管理流程，全面规范采购制度，科学考评，并拨款4000多万吸纳全国优秀人才，大规模整肃营销体系和团队。种种变革虽令内部员工感到巨大压力，却也给顾雏军带来无数钦佩目光。

　　直到顾被捕后，曾在科龙任职的某些员工提起他，仍赞誉有加。

　　但抓管理“拧毛巾”，对于胸怀鸿鹄之志的顾雏军来说，显然远远不够。为了实现自己的产业帝国梦，顾雏军不得不在国内外四处并购扩张。为了规避当时《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对外投资不能超过净资产的50%之规定，他交叉调动了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的大量资金。

　　随后，东窗事发。

　　为什么顾雏军就不能向银行借贷或者利用产业基金呢？为什么一定要冒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大股东的资本占用？

　　据一位投行人士对本刊分析：由于中国的金融体制所限，不论是银行贷款，还是产业基金募集，都没有给中国企业的收购兼并提供很好的杠杆收购和金融运作的条件。所以，顾雏军的着眼点，只能指向现金流巨大且不断提升的科龙。

　　况且，过大的银行负债总会使公司业绩下降。这种上市公司的本能担忧，或许也导致了顾雏军不敢向银行大规模举债。于是，更多地占压上游供应商和下游渠道商的资金，减少财务费用，提高利润水平成为顾雏军的最终选择。

　　但事与愿违。中国的银行体制本来就不完善，抗风险能力弱一直饱受诟病。特别是近年实行的问责制导致银行对坏账处理的高度警惕，科龙银行负债总量又过小、结构过于分散……种种压力与问题都推动了银行在2005年的上门逼债。短短几个月里，银行把30亿负债收回了6个多亿，将科龙逼入了绝境。而在正常的现金流量下，顾雏军本已经把和供应商及分销网的关系绷得很紧，银行收债自然会导致这种已经在边缘上的紧张关系趋于崩溃，这使得顾雏军原有的优势谈判地位丧失殆尽。供应商拒绝供货，分销商拒绝预付各种款项，都导致科龙几乎在顷刻之间，从领袖变成了“乞丐”。

　　未来理想的大思路和现实运营总有矛盾冲突，顾雏军却并没有处理好这一冲突。严格地说，他只是资本玩家，却不是资本运作专家。而他这种资金调度的技巧也没什么新鲜之处，很多香港的大家族企业都有运用多家上市公司互相持股调动资金的经验。只不过，内地与香港的金融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别。不幸的是，顾雏军却严重地忽略了这一差距，因而始终理直气壮，也因而在对抗之路上大步流星，越走越远……

　　对抗的结局

　　最让顾雏军感到愤恨难平的，或许还不是金融环境的挤压，而是——他的行为其实得到了很多人的“特许”。他认为很多人甚至从中获得了不可告人的好处。

　　顾雏军在入狱前曾对学者李肃说：“当我进入科龙时，科龙的整个大股东占用科龙的资金21亿！现在还有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高达三十几亿的，中央级的企业还有26家占了上百亿的资金。这种占压运作都是非常正常的。对于这些，有关部门全部知道，我和他们的区别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披露。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披露不够而违规的问题……”

　　李肃则明确认为：顾雏军应该得到特赦。

　　李肃的依据是：当年美国的摩根就曾因发行股票送给各种官员而犯罪。按证券法，各方涉案人都该被抓。但是，最后他们却获得了美国总统的特赦。因为行业中大家都在这么干，已经成为行业潜规则了。

　　同样的，像美国AA航空公司1970年代也曾经出现过大公司采购大规模吃回扣、建立内部员工的基金、大家互相借钱买房子、做了一些体外福利系统的现象，执行者也是在被揭露后逃到墨西哥，写信给总统求情，其重要依据是所有的大公司都这样干，因为福利体系里面需要这种特殊的安排。最终，也获得了总统特赦。

　　但对于顾雏军，特赦却几乎像是痴人说梦。因为，对他而言就连取保候审都希望渺茫。

　　难道，真的有人想致顾雏军于“死地”吗？事情恐怕并不完全如此。

　　科龙案关键证人、前科龙总裁刘从梦对媒体说过：顾雏军曾经有改过的机会。2004年9、10月份，广东省证监局开始对科龙电器巡检，发现了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格林柯尔与科龙“连体运作”的情况。但是，顾雏军当时还反驳说科龙是“最好的上市公司”。正是顾雏军“知错不改”，才导致2005年4月证监会对科龙的深入稽查。

　　这或许才是顾雏军走到今天的真正实质：在关键时刻，不识时务地采取对抗、愤怒乃至鱼死网破的强硬态度，使得顾一再面对机遇却始终无法扭转局面，甚至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有位退休的企业界前辈曾托《中外管理》记者完成他一个心愿：向顾雏军转达一句话：“要刚强，做大丈夫。但不要刚硬”。

　　但是，对抗与愤怒，却恰恰是顾雏军人格中非常重要的特质。

　　当顾雏军多次在法庭上毫不掩饰地表露自己对公诉方佛山市检察院的不满时，当坐在轮椅上出庭的顾雏军当庭以绝食为威胁向法庭提出三项紧急申请时，当顾雏军递交长达15000字的举报信检举“建国以来最大贪污案”时，这种玉石俱焚的决绝姿态将其人格特质展现到了极致。以致于，震慑了我们的心灵，却无助于扭转命运。

　　反观顾雏军的前半生，恰好印证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远见卓识：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每个人的生命自始至终都具有同一性格。每个人的一生就像用同一主题写出的不同文章而已。没有人能超出自己的个性。一种动物不管被放在任何环境中，总是限定在上苍所赋予它的狭窄的天性之中。

　　而顾雏军的天性，决定了他不是老谋深算型的人——

　　在1980年代，作为硕士研究生的顾雏军就和自己的导师闹翻了。为了证明自己的顾氏循环理论，他甚至不惜和整个学术界决裂；

　　2001年，面对媒体质疑，顾先后在内地和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指责某杂志是“一本很糟糕的杂志”；

　　2002年，顾控告某证券公司和证券研究主管张某，指责其诽谤格林柯尔股票；

　　2004年，顾在香港起诉郎咸平，并因此以其贯有的大无畏精神将自己送进了“经济与法博弈”的大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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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抗的结果又怎样呢？

　　2003年12月29日，央视当年经济人物大奖颁奖现场，偏偏就在光荣获奖的顾雏军走上台时，介绍他的宣传片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技术故障。没有音乐，没有画面，长时间独站在台上的顾雏军，脸上写满尴尬的苦笑，似乎就在暗暗昭示着什么……

　　2005年1月18日，深圳五洲宾馆，面对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记者，顾雏军盘点自己刚刚过去的一年，才醒悟到：“猴年对我流年不利……要买本《易经》放在床头。”

　　但《易经》并没有解救顾雏军的困境，半年后他眼含热泪地告诉媒体：我的理想破灭了。

　　事实上，根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法院在开庭前曾与顾雏军的律师接触，尝试对其进行“辩诉交易”——在英美法系国家颇为流行的一种制度，即检察官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经过谈判，而达成由被告人认罪换取不起诉或者较轻刑罚的协议。法院曾希望顾雏军能尽快认罪，而其一旦认罪即可获得减刑待遇，甚至具体到“刑期可能在8年到10年”。

　　但一直认为自己无罪的顾雏军，再次习惯性地选择了放弃，选择了刚硬。

　　作为曾与顾有过直接接触的记者，对顾案的感受一直相当复杂，甚至曾经不想为此发出只言片语。但是，看到太多的人将顾雏军今日的悲情归结于时代的局限性，就忍不住想说些话。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性，而智者为什么总能审时度势地不牺牲于时代的局限性，在保全自己的同时，推动时代的进步？而时代又总是无情地碾过众多牺牲品淡薄潺弱的身躯，扬长而去？

　　2006年11月7日，法庭上的顾雏军再次落泪：“以前回国时，我还是亿万富翁……到今天，却落得如此结局……”

　　顾雏军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儿在2005年7月29日他被捕的那一天出生在美国，顾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她。顾还有着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和齿龈萎缩，他能在狱中挺多久？

　　人生能有几回赌，但人生又经得起几回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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