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个成功者的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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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底,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离去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之一的经济学家,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教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高物价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各国政府一直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不能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学者们无论如何修正凯恩斯主义,也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良方。曾经将西方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挽救于崩溃边缘并在二战后引导重振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已无力回天。此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让人们看到了曙光,皮诺切特、撒切尔、里根这些义无反顾的推行者们没有失望,经济的逆转实现了。这个身高仅1.60米的矮个子犹太人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征服了世界。

　　美国奋斗史

　　1912年,弗里德曼出生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父亲在16岁时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父母赤手空拳组建起的家庭,只能靠父亲艰难经营小商铺、母亲在工厂当纺织工维持生计。

　　从大学时代开始,弗里德曼就必须自食其力。犹太人的精明,“天生对生意的精通”,让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赚得温饱,甚至一时的富足。

　　无论在何种生活状态下,弗里德曼的骨子里始终充满乐观。他从母亲身上首先看到这种乐观,虽然在“血汗工厂”谋生,“母亲从来没有对她做工的经历有过负面评论,相反她认为这份工作让她有了生活来源的同时还学习了英语,适应了新的环境”。

　　弗里德曼曾经面临许多选择,有时甚至需要用“掷铜板来决定”。正如他在诺贝尔奖演讲中的感言：“我不能说我选择了捷径,但是我选择的道路决定了我人生的全部内容。”大学毕业后他曾经犹豫于

精算师、数学家还是经济学家的选择之间。面对当时美国处于空前绝后的经济危机的低谷时期,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如何减少失业?弗里德曼意识到当下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因此选择成为经济学家似乎比成为数学家或是精算师更能解决燃眉之急的问题,更有用武之道。

　　弗里德曼规则

　　凯恩斯的理论曾经把各国经济拯救于经济危机崩溃的边缘,但经历了

二战以后的高速增长,各国经济普遍出现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的滞胀困境。20世纪50年代起,弗里德曼向凯恩斯主义政策提出了挑战,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认为,通货膨胀从本质上说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货币就是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政策应该把货币发行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这就是著名的“弗里德曼规则”:最优的政策是货币发行的增长率始终保持一个不变的速度,而政府应该放弃对经济的微调而代之以这种固定的规则,从而避免干预自由市场。

　　他的理论让他成为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座上宾,货币主义对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上任后全面接受弗里德曼理论,大刀阔斧地推行自由经济政策。虽然在她执政的最初几年,这一政策加剧了经济低迷、失业上升,由此招致严厉抨击,但撒切尔夫人并没有妥协。到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经济开始表现得有声有色,有效控制了通货膨胀,经济显著增长。英国成为货币主义的成功试验田。

　　在美国,货币主义也成为里根政府的执政哲学。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美国通货膨胀率从10%降至3%左右。弗里德曼的理论成为三任美联储主席政策准星,也影响了这个时代的各国央行行长。

　　由此,货币主义流行起来。

　　盛名之上

　　弗里德曼一生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但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的思想被视为荒诞不经,美国许多名校拒绝使用他的书,

图书馆也从不把他的书摆放到书架上。有人说,弗里德曼在学术听众面前出现不啻于造物论者在自然课上出言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即便如此,这个倔强的小老头依然坚持他的信念,到各大名校与凯恩斯主义者们当台辩论。据称,言辞犀利、思维流畅的弗里德曼从未输过任何辩论。

　　当弗里德曼像唐吉珂德一般无奈而坚持自己的理念时,被西方国家唾弃的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成为第一个听他说话的人,后者采纳了弗里德曼开出的控制货币发行的药方。在此后20年里,经济创造了高增长、低通胀和出口繁荣的奇迹。由于皮诺切特是推翻民主政府取得政权的军政府,当时智利通货膨胀高达700%到1000%,弗里德曼应邀为智利政府出谋划策,“货币主义”不负重望地治理了智利的通货膨胀,使智利经济实现了20年高速增长。

　　但弗里德曼帮助一个军政府背景的国家而非民主国家,因此让他在获得诺贝尔奖的道路上麻烦重重。甚至1976年他当选时,也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没有全票通过的获奖者,得票数为3∶2 。他参加颁奖仪式期间,瑞典斯德哥尔摩甚至出现了示威者。

　　弗里德曼并不在意外界的反响:“我做的不过是像医生一样,去为战胜一场瘟疫提供技术支持。”即使面对人们的冷漠,弗里德曼并没有躲进象牙塔里——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技术专家,因此他需要让别人了解、认识并运用他的“技术”——他关注自己的理论是否可行,他决意不做一个理论空想家。他的策略是走出象牙塔。

　　早期他与尼克松政府交往甚密,虽然后来他承认自己最初的判断有失偏颇。后来与里根政府关系亲密。与政界交往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从此弗里德曼与媒体交往一发不可收拾,更主要的是他从此发现了媒体的影响力。

　　1962年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出版后,他就开始受到公众的瞩目,他的捍卫自由市场的言论受到了追捧。他开始在各处公开发表演讲。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公开演讲的邀请更像潮水一样涌来。从1966年起他就开始为美国《新闻周刊》每两周撰写一篇专栏,一直到1984年,从未间断。他的专栏也因贴近大众话题的深入浅出以及简练精致的文笔而大受欢迎。即使对于《花花公子》(Playboy)这样的杂志,当弗里德曼“发现这本杂志有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读者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采访。

　　而他最深入人心的巅峰时刻,是在1980年1月推出历时3年制作的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播出。为进一步增加影响力,他在同年出版了他和夫人罗斯根据电视片内容合著的《自由选择》一书,该书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读物。

　　成为公众人物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放弃他的学术立场,象牙塔是他始终坚守的舞台,“我的职业是专业经济学家,我的副业是公共政策”。他对自己和学生的建议是:“如果你在华盛顿工作的时间超过两三年,你就可能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而无法回到学术界。”因此有人这样评论他:“在提倡自由放任原则与货币经济学的许多年中,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也同意,他从未牺牲过他的思想的完整性。他拒绝了若干个政府职位,因为他认为这使他无法坚持自己的原则。”

　　政府在更迭,经济的问题层出不穷。50年前弗里德曼专注于研究治理滞胀的方法,把虚无的宏观问题分析得透彻清晰,并且真正地解决了现实的问题。他确立了自己的理论,逆转了二战以后长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导的经济下滑。在旧有的原理中发现新观点,拥抱新事物,并坚持不可动摇的信念,直到完善和实现,这就是弗里德曼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