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富翁耗尽家财办厂防艾

　　老板李继东，在家乡开办了一家名叫“重生”的工厂，他一直努力在干一件“疯狂”的事情:把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集中在一起，让他们“与世隔绝”，安然面对死亡。4年来，厂里已经有20多个人死去。李继东的目的是“控制艾滋病毒携带者，保护更多人”。

　　已经是第四个了。

　　腾敏知道，“小广西”马上就要成为2006年里的第四个。“但愿是最后一个。”她时刻想要安慰自己，但能安慰她的，或许只有手里的香烟。

　　就在一个月前，她们还用热水给她擦洗身体，陪她聊天，服侍她大小便，但她们知道，她活不了多久。她全身的皮肤都在腐烂，发出阵阵恶臭，嘴唇和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黑色小洞触目惊心地把嫩红色的肉裸露在眼前。她张开口，就能在口腔和舌苔上看见一层白白的绒毛，医生说，那是青霉菌，这种病征极为罕见。

　　她们，一群艾滋病毒携带者，对她，一个垂死的艾滋病人，精心服侍了一周。尽管痛苦不堪，但“小广西”却平静地面对死亡。晚上12点，她说:“我肯定不行了。”果然一个小时后，她死了。

　　“小广西”是“重生工厂”2006年死去的第四个艾滋病人，4年来这里已有20多个人死去。

　　“小广西”自己挑选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她从报纸上看到，重生工厂是一个专门收留艾滋感染者的地方，那里没有歧视，没有暴力。她的男朋友陪着她到云南思茅，在涂着白漆的铁网厂门外，她走到了终点。

　　她身后的家乡，早已陷入恐慌。村民们驱赶她，不让她住在村里，她的父母上街，所有人站在一米外和他们说话，他们摸过的东西必须买下，因为那件东西肯定不会再有人买了。

　　男朋友留下她，再也没有回来探望过。最后2个月，她和一群不相识的人一起度过，12月过完最后一个生日，她就匆匆离开，骨灰留在了异乡的土地。

　　逝者逝矣，生者如斯。

　　下午三点，北回归线上的阳光明亮而热烈，重生工厂已经摆脱了“小广西”去世后一周里的那种沉闷气氛，腾敏和其他学员似乎也找回了力量:“万一以后我们病重了，也希望别人这样照顾我们。”

　　一切都已安排好，那就坦然些吧。

　　这就是李继东4年来追求的目标。他创办重生工厂的目的是“控制艾滋病毒携带者，保护更多人”。他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近，但又是那么遥远。

　　敬畏与爱

　　4年来，李继东一直努力在干一件“疯狂”的事情:把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集中在一起，让他们“与世隔绝”，安然面对死亡。

　　结果他疲惫万分:妻子离他而去，儿子和他如同陌路人，耗尽百万家财，中止了旅游全国的脚步，并且不时因为先天患病的心脏被送进医院抢救室。

　　“我只能说，我疯了。”当难以向别人说明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他往往这样给出答案。但他又不断提醒别人，他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他尽量回家过夜，不和他的学员们一起吃饭；他被一个学员咬伤后，曾忧心忡忡地去医院检查；他也乐于使用他的权威，学员必须绝对服从他的命令。

　　“我天生就有这种能力。”李继东谈起他的“霸气”有些洋洋得意，“我在他们的眼里是个‘神’。”

　　学员们看见他都会起立，无论他们是在看电视、打扑克或着在扫地。有的人眼睛看着地面，不时微微抬头瞄一眼，看他是否走远；有的人手指紧紧扣着裤缝，似乎他们的“神”马上就要向他宣布一条口谕，但李继东看都没看他，他不过是要走过去开他的白色吉普车。李继东坐在椅子里，向一米外垂手站立着的学员发号施令——把钥匙拿过来，把车洗干净，把谁谁谁叫过来……

　　“要管好这一百多人，必须让他们怕我。”李继东认为权威必须建立，要不然“重生厂只能变成毒窝和黑势力”。他的一条人生原则是:“我比谁都横，除非一次把我脑袋砍下来，否则我咬也要把欺负我的人咬死。”

　　但他又认为，真正让学员敬畏他的原因却是“爱”。

　　“我不歧视他们，出钱为他们治病，只要求他们顺从我。”“虽然他们吸毒，有艾滋病，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还是纯洁的。一旦感受到爱，就会涌泉相报。”

　　去年，一个学员快要病死了，李继东天天去看望他，他生日那天，还买了一个蛋糕，派女学员送给他，大家围着病床唱生日歌。几天后这个临死的人康复出院，跪在李继东的门口，说要报答他。“我问你用什么报答我？他说用命。我说你的命不值钱，好好活着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重生工厂所有学员的吃住费用都由李继东承担，日常用品从香烟到卫生纸也全部由他购买，学员每年过节，可以坐厂里的汽车回家，甚至死后的寿衣、爆竹、骨灰盒也全部是李继东出钱。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你说生命值多少钱？我把这些艾滋病人控制起来，救了多少人的命？”

　　戒毒与心瘾

　　“孙悟空”13岁就开始吸毒。初一的一个晚上，晚自习下学后，他和同学去一个朋友家喝酒，这个朋友在他的右手肘上注射了一针。第二天，“孙悟空”吐了一地，开始了与毒品为友的生活。

　　开始，每周他只注射两三次，半年后，他发现自己每天都离不开针管，一天最少一次，多的要五次，朋友不再提供免费的毒品，以后每注射一针海洛因，他要花10元。

　　第二年的考试“孙悟空”考得一塌糊涂，从此没有读书，直到2001年10月被警察抓捕，父母才知道，他们19岁的儿子已经有6年毒龄了。

　　“被抓的那天，正和两个朋友一起打针。”随即，他被送到思茅市强制戒毒所。

　　思茅市强制戒毒所成立于1995年，6年时间里，戒毒所所长杨明翔正为极高的复吸率而丧失工作成就感，“每次看见那些放出去的人几个月后又被抓回戒毒所，我时常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传统的强制戒毒机构虽然能在一周内就使吸毒者从生理上摆脱对毒品的依赖，但“心瘾”难除，戒毒者一旦离开戒毒所，很快就会复吸。

　　云南第一家民间戒毒机构“戴

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的创办人杨茂彬，原先就在云南第一家官办戒毒机构工作。4年后他发现自己的工作毫无收获，“治疗过两千多人，但回报我的是不断的复吸、暴力、性乱和谎言。”杨茂彬说，“想了很多办法，但没有任何效果。”

　　杨说，他治疗过的吸毒人员“戒断毒品的比率不超过百分之一”。

　　直到一次美国考察后，杨茂彬才找到一种他认为较有效的戒毒模式，于1998年在昆明创办了戴托普。这个词源于英语的“DAY　TOP”，可以直译为“天天最佳”。

　　“戴托普”认为，吸毒成瘾的心理依赖才是导致复吸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整个戒毒过程中，除了脱毒治疗外，还必须对吸毒者的异常心理进行干预，使他们彻底摆脱毒品。

　　美国的戴托普几乎解决了杨茂彬以前无法解决的所有问题，那里没有暴力、没有谎言、没有性乱，大家平等友好坦诚相处，以兄弟姐妹相称，戒断率高达70%。“核心就是改变吸毒者的价值观，改造他们生存的亚文化。”杨茂彬在美国第一次看到，戒毒原来不仅仅是“医生给病人看病”那么简单。2001年，杨茂彬的“戴托普”开办3年后，与昆明相隔520公里的思茅戒毒所所长杨明翔正在为相同的难题所困扰。

　　虽然杨明翔没有理论背景做支撑，但他也发现，仅仅把人关起来是戒断不了毒瘾的。“复吸率高的原因，一是外部环境不好，戒毒者出去后很快就能买到毒品；二是个人原因，他们没有工作，家人不管，不被社会承认，很容易回到以前的生活。”

　　那几年，在云南其它地区，曾有老板雇佣了十几个吸毒者工作，但很快就被吸毒者打跑了。杨明翔觉得，至少这样能为吸毒者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如果运作好，戒毒者靠自己的劳动应该能养活自己。

　　他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人选:李继东有产业，有霸气，更重要的，李是他多年的好友，相知颇深。他觉得可以复制这种模式，于是在2002年5月的一天，还在戒毒所关押着的“孙悟空”被警察带到了监仓外，警察告诉他，出去做一个工程。

　　一个黑胖的男人站在47名戒毒者面前，他就是他们的新老板。

　　生与死

　　李继东身材矮胖，按中国传统的面相学来看，他有一副福相——双颊丰满，两耳硕大。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尽管只有小学毕业，签自己的名字都有困难，但他总喜欢用反问句式谈话:“我爱旅游，你说现在我敢去吗？”“什么刑讯逼供，不打他会招吗？”……

　　他穿一套黑西服，他说那是一个朋友最近才送他的，“他说我穿着就像个农民”。他行事高调，给重生工厂的每一辆汽车都贴上醒目的蓝色“关爱”大字，他给自己的白色吉普车贴上了印有“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的图标，车顶还有一盏警笛。

　　这辆吉普和另一辆“全顺”面包车是去年他被评选为中国民间十大戒毒人士后公安部禁毒委赠送给他的。不用说，印着国家禁毒委标识的车在偏远的思茅确实很引人注目，李继东解释，这样做确实动用了一点特权，但这是必要的，因为车里时常坐着艾滋病人，有时候，其它的车就是要给他让路。

　　一个月前，“全顺”车在去往重生工厂位于大山里的一个分部的路上，一头撞到了一棵树。“全顺”的车头像被大刀切过那样，整个不见了，车里的四个人一个重伤，其他三个只受轻伤。“他们四个都是艾滋病人，血流一地，我就是开着警笛把他们送到医院的。”

　　在重生工厂，生与死是最隐讳却又最常想到的问题。“正常人50岁以前不会想自己怎么死，怎么化，谁来送别，谁来戴孝，但我们那些二十几岁的学员就必须想，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李继东说，他特别能体会学员的心理。

　　他生于1977年8月，有一个哥哥。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父亲是思茅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后来成了思茅最早一批的稽毒民警。

　　他从13岁就开始和死亡打交道，有一天他的心脏突然以每分钟200次的速率跳动，后来被确诊为一种心脏病。“别人的心脏只有一根指令，我的有两根，平时两根频率一样，同步给心脏发指令，一旦没休息好，或者一顿饭没吃好，两根指令就各自指挥心脏，心脏猛跳。这是最危险的一种心脏病，属于频发。”

　　他小学毕业后就休学在家，几乎每个月被送到医院抢救一次。当他浑身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他就开始默默乞求:“只要让我活下去，我乞求医生、乞求上天、乞求莫名其妙的主，如果这次没死，以后就去救很多人的命。”

　　1999年，他的朋友因为吸毒过量死亡了，他的父亲，也在闲谈中告诉他，一拨一拨的吸毒者正在死去，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自己苦苦求生，有些人却轻率放弃。

　　2001年，25岁的李继东靠开修理厂、代理牛奶已经积攒下百万家产，在思茅成了小有名气的年轻老板。第二年，他又开了家水泥预制板厂，专门承包人行道铺设工程。

　　他享受着生活，四处旅游，北京去了四次，他最喜欢北京，他觉得那的“霸气”让他着迷。他还喜欢吃吃喝喝，可以早上坐飞机到昆明，只为吃顿午饭，下午再飞回思茅。

　　2002年的一天，好朋友戒毒所所长杨明翔给他介绍了一项工程，铺设戒毒所地砖，李继东有了一批特殊雇工——47个戒毒者。

　　从此，他要开始兑现他乞求“医生、上天、莫名其妙的主”时许下的诺言——救很多人的命。

　　重生与破产

　　工程完工后，“孙悟空”和其他35个人主动留在了李继东的工厂，李继东带着这35名吸毒人员做了艾滋病毒感染检测，结果有26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感染的当天全部走了。他们有的痛哭，有的喝酒，有些不想活了，有些说想报复别人。

　　李继东没有和家人商量，就收留了这二十多名和自己素不相识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们回到社会上，肯定要感染更多人。而且和他们处了一段时间也有感情了，把他们推走我做不来。当时我有一百多万，有车有房，能有的基本都有了，觉得靠其它厂赚钱，养活这些人应该没问题。”

　　“孙悟空”正是在那次检测中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毒，他还不知道那是什么病，听说是绝症后，他决定留在李继东的工厂，因为回家后他知道自己肯定还要吸毒，迟早还要被送进戒毒所，而工厂比戒毒所自由多了。

　　在云南，吸毒与艾滋病是一对“孪生子”，有超过70%的艾滋病病毒是由共用注射器注射海洛因而传播的。

　　一个月内，重生工厂收留的艾滋病感染者增加到了80人，那里不仅吃住免费，而且还很“自由”，这对那些生活在低层，遭人歧视，被毒品折磨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重生工厂也以超过李继东设想的速度，跌进了破产困境。

　　2003年，重生工厂参加公开投标承包了两万米的人行道水泥地砖工程，“孙悟空”和其他学员每天就住在马路上。工程结束，赚了30万元，可这也成了他们最后一个工程。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李继东的工人都是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他的牛奶公司先倒闭了，因为大家担心牛奶里有毒，接着汽修厂也关门了，那些跟着李继东一起创业的老员工纷纷辞职。

　　一年后，重生厂陷入绝境。虽然厂里养了100多头猪，还有几亩鱼塘，但不够179名工人每月5万元的开销。

　　工厂的铁门拆掉称斤按废铁卖了502元，买回150公斤大米，三天后米吃完了，下午2点大家还没吃早饭，把备用轮胎当了300元。除夕夜，学员们杀猪备饭，李继东躺在床上想了4个小时:“走？还是不走？”

　　几天后，他把车卖了，还偷了儿子的存折，上面存着儿子的压岁钱。

　　“一天，东哥带着我和其他四个人去他家，他把衣柜拉开，让我们挨件翻，找兜里的零钱。”“孙悟空”他们翻开每个口袋，找到了三十几元，然后到市场上买了一斤肉，十几斤白菜。

　　2004年的新年，重生工厂命悬一线。“实在撑不下去了。”李继东默默无闻地干了两年后，不得不重新定位，“一定要有更多人来帮忙”。

　　自由与管制

　　“

恐龙”是其他学员给他取的绰号，因为他不仅注射海洛因，还吸食冰毒，每次吸完冰毒的幻觉让他发疯。

　　一个池塘在他眼里是片大海，他脱掉衣服纵身跳进去游泳；照镜子，他看见脸上爬满小虫，抓啊抓，清醒后脸上疤痕累累；他连续十个小时用针扎自己的手，要把一根根刺从手掌里挑出来，现在他的双手仍然遗留着十几个小黑点。

　　2003年“恐龙”来到重生工厂，正是厂子最困难的时候。

　　住在破草房，每顿饭一个菜，每个人也只有一套迷彩服，“恐龙”还是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如果没进来，早就死了。”一次他高烧持续不退，他才知道自己感染了HIV。

　　“既然他们都来了，我怎么可能还把他们赶走？”濒临破产的李继东开始找媒体，请他们报道他的工厂，找官员，反映他的困难。

　　思茅市政府很快就做出反应。

　　一名副市长给107名学员办理了低保，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费。2005年，新市长召开办公会，准备拨600万元扶持重生工厂，并划了一座铜矿免费开采。随后，又规定重生工厂的学员到医院看病由政府全部买单，这为李继东每年节约了30多万元。

　　媒体的拜访也纷沓而至，在“2005年度十大民间禁毒人士”评选活动中，李继东以15万票当选。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到重生厂视察时说，如果有更多的像李继东这样的人，就能彻底改变云南毒品蔓延的势头。一名网友则留言，他说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关于重生工厂的辩论也越来越多。有人认为艾滋病感染者应该像普通人那样，过自由的生活。李继东说，就是要把他们关起来，因为他认识的艾滋病毒携带者都曾有报复社会的念头。“就是要控制他们，发现谁复吸、故意传播艾滋病，我立即报告公安把他们抓起来。”那些质疑的人也许忽视了一个关键:留在重生工厂的人其实是自愿的。

　　“老鬼”拖着腿走过来，才40岁，上颌就只剩下了2颗门牙。“老鬼”曾经是个毒贩子，至少被抓过6次。坐在家里的床上，用刀片把海洛因刮下来，包成小包，从窗口扔出去，就有钱从外面扔进来，大床上堆满了钱。她家的地板上到处扔着注射器，穿拖鞋根本进不去。

　　“2个月挣了十万元。”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老鬼”就是富翁了。2005年“老鬼”最后一次从监狱出来，身体彻底垮了，不仅感染了HIV，风湿、肺结核也折磨着她。县城医院给她下病危通知书的当天，朋友把她送到了重生工厂。

　　工厂里规定，每天7点起床，吃完早点跑步，之后自由活动，或者打扫卫生，午休后自由活动，晚饭和午餐一样两菜一汤，吃过饭可以打牌、唱K、看电视、打

台球或者干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硬性的规定只有三条:不准吸毒，不准性乱，外出必须5人同行，互相监督。

　　习惯挥金如土的“老鬼”根本看不上工厂里的条件，她从不抽李继东买给学员们的三块钱一包的“小红河”，只抽自己买的烟。病好后“老鬼”就走了，几个月后，她又回来了。在重生工厂，除了不得不面对艾滋病毒，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压力，而且规律生活对身体的好处显而易见，何况那里还有那么多与自己同病相怜的朋友。

　　简单生活和温情脉脉的社区才是留住他们的原因。

　　“以前满脑子钱，人生过了半辈子，才知道应该好好活几年，潇潇洒洒玩几年。”“老鬼”在重生工厂认识了新男朋友，住进了夫妻间，“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回去孤孤单单的，这里人对我还是好呢”。

　　得到帮助的重生工厂渡过了难关，李继东却觉得，自己距离目标并没有更近一些，“和全国那么多感染者相比，我的努力不过是沧海一粟，比我有钱、有能力、有爱心的人太多了，应该有更多人来干”。

　　他使劲挥动着手:“如果让我干一辈子，我立马跳河算了。”

　　采写:本报记者　王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