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规避商业分工中的组件化系统风险

　　如何规避商业分工中的组件化系统风险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高世楫

　　《商务周刊》：从组件化分工生产的角度来看索尼电池事件，能否认为索尼事件是这个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系统所带来的系统风险？

　　高世楫：现代工业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整个市场的时空尺度变得非常大。从空间上来讲，生产体系全球一体化，产业链在全球分布，产品设计、生产、采购、运输、销售跨越很大的空间，涉及很多厂商；从时间上来看，有些产品使用时间较长，其安全性、服务、回收等可能跨越几年。因此系统风险比较准确地反映现代生产销售体系的特征。

　　现代的工业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是一个高风险社会，这在社会学上讨论得比较多，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此有专门的论述。这种高风险主要来源于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现代工业中，最终消费者购买使用的产品，往往要经过无数程序，涉及无数企业，如果把这个体系看成一个链或一个生态系统，关键零部件的供给者如果出现问题，会给整个系统涉及到的企业造成影响，甚至导致一些环节企业的生存困难。而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地方出现什么意外的影响不会这样放大。

　　三年多前，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曾担任美国

商务部部长助理的杰弗里·加藤(Jeffrey Garten)教授曾在美国《商业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试图提醒大家，当中国真正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后，世界就会由此面临很多风险。因为当全球很多产品——尤其是一个产业的某些零部件大量依靠中国生产和出口，如果因为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中国的供给出现问题，那全球市场就被打乱。

　　这就是说，当生产集中在某一个地方，成为商品生产流通系统的一个结点时，这个结点的风吹草动肯定会对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秩序造成影响。从这个角度讲，索尼电池事件确实可以归因为现代社会系统分工和组件化造成的系统风险增大。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也论述过全球分工的问题，分工的深化是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分工的有效性还取决制度的效率，如果制度不完善，不利于分工的细化。因为涉及环节越多，各环节就越依赖法律制度和企业信誉保证交易顺畅。就像网络中某一个重要环节“短路”会使整个系统“跳闸”一样，如果某些国家的制度不完善使交易很困难，通过这个价值链完成交易的交易费用就非常高。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讲，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分工的深入，对制度的效率要求也很高。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一个系统的元素多了，各元素间关系复杂了，整个系统往往可能受一个微小扰动的影响而失去稳定性。在现代复杂的工程系统中，系统的可靠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们为此发明设计了种种方法来提高系统容错率，即降低局部故障导致整个系统失稳的风险。

　　《商务周刊》：我们能不能继续深入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如何完善系统，降低系统风险？

　　高世楫：要一般性地讨论如何减少现代社会的种种系统风险很难。提高系统稳定性和效率，是很多领域都面临的问题。为减少系统风险，人们在不同领域发明了许多不同方法。比如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就是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带来的风险。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亘古常新。1984 年前成立的美国桑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也是希望从多学科角度研究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的稳定和演化问题,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以期帮助我们理解环境系统、技术系统、生物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和演化。这些研究都是承认现代社会包括生产体系在内是复杂系统，但要从工程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金融系统等体系中找出共性的规律来很难，因为具体的系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如果把全球分工的商业生态系统看成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的的确确有很多新的特征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比如现在全世界许多企业都在学日本的准时化生产(JIT)方式，以降低库存、压缩成本。但这就会带来新的风险，各个环节如何规避风险，整个系统的风险如何降低，这需要一套完整的规则、制度和工具。目前中国就缺少这样的体系。

　　从索尼事件引出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降低系统风险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一般的读者没意识到，但这确实是现代社会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商务周刊》：与外部性比较强的金融系统不同，电池的生产系统是靠内部制度来监控的，那么这个系统该如何完善呢？比如对索尼来说，电池业务在其整体业务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企业改进的动力是什么？

　　高世楫：现代社会生产系统的有效运行是由一套有效制度来支撑的。索尼的电池生产和销售背后有一系列的交易合同条款，如交货时间、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保证等。索尼内部必须要有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安全保障机制。而且，若产品涉及消费者安全、环保等方面问题，政府也应该介入，比如建立召回制度并监督执行。

　　对一个公司来说，如果类似事件对于公司声誉或者财务打击很大，它肯定会有强烈的动机和巨大的压力改进产品质量和稳定性。

　　另一个改进的动力机制就是生产链上其他企业的压力。比如，戴尔等下游企业会虽然直接对其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负责，但它们可以通过合同条款将消费者因电池问题的索赔风险转嫁给电池供应商索尼，这一整套的利益责任机制使得各个公司都有压力。下游厂商今后也会反思自己的采购方式，可能会考虑更加多元化的采购政策，降低仅依靠一家企业的风险。这些措施都会带来全系统质量的改善和效率提高。

　　电池爆炸很有可能带有人身伤害，因此政府可能介入制订产品安全标准，并要求产品的安全性认证，甚至可以是强制性认证。在有了产品安全标准的前提下，改进生产流程也许可以用最低成本保证产品安全性。

　　随着产品复杂程度以及外部性影响的增加，围绕产品生产、流通，企业内部控制和政府外部监管都需要加强。比如汽车刚出现时没有安全带和安全气囊。随着汽车普及、汽车速度提高，人们对汽车的安全性要求也在提高。

　　设计再精巧的产品也可能出问题。复杂系统本身的子系统比较多，生产的组件化程度高，如何保证按某种结构设计的产品在任何环境下都达到设计的功能，所以就有一个当环境变化时如何调整、适应的问题。Santa Fe 研究所关于复杂适应系统的研究，就是该领域的前沿课题，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经济、生物、生态等复杂系统，而并不讨论某个产品的生产流通体系。

　　《商务周刊》：是不是在这个系统中，只能靠事后措施来解决问题？以电池为例，采购方的事前检测缺乏是肯定的。

　　高世楫：这要根据不同领域、不同产品来具体分析，所以很多东西很难讲有一般性的结论。与消费者生命密切相关的产品，比如食品和药品，事前的干预和事中的监控更重要一些。金融系统也是如此，非法集资敛财可能影响社会安定。过去我们对纸张生产没有要求，后来因为环保意识增强，政府对纸张中酸性物质的含量也做了规定，使得回收成本和污染代价降低。在产品层面上，中国毕竟比发达国家要滞后些，产品召回制度我们很晚才引进，发达国家对产品的标准和监控制度有我们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商务周刊》：技术的进步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目前笔记本电池的发展明显跟不上处理器更新的速度，这也将电池厂家逼上了不断缩小体积、增大功率的危险道路。

　　高世楫：这个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充分考虑到产品变化带来的风险，这是在产品设计中必须重视的。笔记本电池的发展跟不上处理器发展的速度，低能耗就成为处理器一个很重要的卖点。在微电子领域，能耗管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性课题。

　　当电池性能制约某一个终端产品的功能和体积时，另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改进电池。现在又有日本公司推出氢燃料电池，供

笔记本电脑等电子装置使用。但燃料电池系统中氢的安全储存又带来新的问题。

　　从复杂系统角度讲，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其产品首先要安全、质量高、成本低，可靠。下游企业也会跟索尼讨论安全责任、赔偿、专有技术开放、建立生产标准等问题，要求索尼加强内部安全质量控制，同时还会考虑采购的多元化。这些系统内企业的反思和外部约束都会带来系统的改进。

　　总之，现代性社会本身就有这样的风险。如何控制高风险，降低产品错误带来的社会伤害，整个社会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机制。中国的召回制度和责任认定程序不够完善，与全球的召回是不是一样的。据说电池事件首先发生在美国，索尼很快把原因找到了。和我们之前了解到的很多事情一样，发达国家那里有较完整的法律体系保护消费者，所以事件能够迅速解决。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国内没有这么完善的法律，出了问题，责任认定上厂商可能会推卸责任，再由于保障机制也不完善，召回反应很慢，消费者利益受到的损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