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亲历历史的务实者

　　在中国漫长的入世谈判中，龙永图见证了历史性的时刻；如今，在中国经济崛起并融入全球的进程中，他的努力同样通过博鳌亚洲论坛发挥着重要影响。

　　刘凌云/文

　　全球化视野与对市场经济的深刻理解

　　肖羊的龙永图，1943年5月1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5年从贵州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进入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工作，并从此与“对外经济联络”这几个字结下一生之缘。

　　他的辉煌，也来自于此。1992年1月，龙永图出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开始参加中国复关谈判。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他作为首席谈判代表，领导并成功完成了长达15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今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的5年过渡期将结束，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与5年前不可同日而语。龙永图当年的努力，正在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互动中结果，他的贡献也得到了表彰。

　　2006年7月，他被母校伦敦经济学院(LSE)授予名誉经济学博士学位。1973年，龙永图作为研究生在此学习一年，主修国际经济学。在2006年7月举行的颁发证书典礼上，他30年前的导师麦克·亚胡达(Michael Yahuda)强调，龙永图作为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不但赢得了“强硬的谈判者的声誉”，而且表现出了“对于市场经济原则以及有关技术细节的卓越把握”。

　　从1978年到整个上世纪80年代，龙永图的工作一直与联合国相关：1978年起，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1980年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制定亚洲地区发展规划；1985年起任该机构驻朝鲜副代表；1986年起，在担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期间，又负责协调中国同联合国发展机构的经济合作。为表彰他对促进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的贡献，2004年10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为他颁发了“联合国特别奖”。

　　这样的经历，让龙永图更容易以西方人接受的方式与逻辑进行入世谈判：“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习，为我增加对西方市场经济的了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我在与西方各国的谈判中理解对手有很大的帮助。联合国多年的工作使我扩大了视野，对于经济问题的探讨不只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是从全球视野来考虑。”

　　虽然开放是不可阻挡的浩荡潮流，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国家，即使今天，主张开放者仍难免受到19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指责。比如，当龙永图说，“我们不能为

自主品牌而搞自主品牌”时，即有一些民族主义的拥趸表示反对，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下一次论坛上充当一个坦率的讨论者。他不讳言：“中国至少还要再做20年衬衫。中国现在最具有竞争能力的行业还是制造业，而不是高新技术产业。IT产业要盈利，最好的办法就是和中国最具有竞争能力的产业链─制造业联系起来。”

　　针对一些批评他在谈判中“让步”的说法，他坦言：“谈判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争取双赢的过程。不能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还要考虑到对方的利益。现在中央提出要‘互利共赢’，在任何交往中都要贯彻这样一个原则。不然，第一，形象不好；第二，只想自己赢、不想对方赢，这种一时得到的单向结果也是站不住脚的，迟早会垮掉的。我觉得互利共赢最持久，对中国的形象最有利。”

　　论坛的生命力在于选择公众关注的话题

　　2003年，卸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龙永图，选择在博鳌亚洲论坛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NGO)继续服务于公共事务。如今，身为论坛秘书长的他，许多工作隐于幕后。对于当前的工作内容，他的阐释是：“向公众提供一些新的理念，特别是推广一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信息。因为博鳌亚洲论坛的目的是推进亚洲一体化进程，这需要政府的主导，也需要企业家与公众的参与。”

　　随着各种论坛的增加，嘉宾和受众对于此类活动的兴趣也在下降，一些论坛的生命力相当脆弱，只能一而再、难以再而三地举办，博鳌亚洲论坛是否也遇到受众审美疲劳的问题？龙永图认为，论坛好坏关键要看它提出的题目是否为社会所关注，“比如我们11月下旬在深圳推出的循环经济论坛，讨论了新能源问题、

建筑节能问题，都是大家关心的新课题，从头到尾会场都坐得满满的。”除了一年一度的年会，论坛秘书处还根据不同时期的热点，主办了旅游论坛、物流论坛、医药论坛、能源论坛、教育论坛、CEO 峰会、国际文化产业论坛等。在筹备论坛2007年年会期间，为了寻找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最为关注的话题，秘书处几次组织议题策划和论证会，除了经济学家、政府高级官员，还专门邀请了美林、德勤、韩国SK、日本邮船、中远、UPS、爱立信等企业参加。

　　龙永图多年积累的人脉，也为论坛带来了新的资源。“一个论坛是靠人力资源支撑起来的，这个基础越厚实，论坛的前景就越广阔。”在他看来，博鳌亚洲论坛当前最紧要的是利用各种优势，整合全球研究亚洲经济的资源，与各国的著名政要、专家、企业家加强联系，建立人力资源网络，使他们为实现论坛的宗旨服务。

　　为了扩大论坛的影响，邀请受欢迎的演讲嘉宾，以及得到各政府和企业的支持，龙永图的行程总是排得满满当当，正如11月下旬，刚从土耳其回京，又得分身深圳，主持循环经济国际峰会。只有在各种活动的间隙，他才能略作休整。而在公众面前，他展露的永远是积极进取的一面。

　　高官履历与开阔眼界，为他从事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引导下，博鳌亚洲论坛更显务实风格。在2006年年会期间，除了会场上的讨论和沟通，通过论坛秘书处联系的企业之间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见面会超过了100场，“企业家们都感受到了论坛提供的交流平台的作用”。

　　他承认，论坛的这种务实倾向与自己处事的务实态度有关。他坦言：“我这个人最讨厌空话、套话、形式主义，论坛如果充满了空话、套话，就没有生命力了，如果论坛到处充斥着形式主义的话，最终会被公众所抛弃。”

　　务实使得博鳌亚洲论坛的影响力得以提升，其作为高层次沟通平台的作用也为政府和企业所看重，这在论坛的财政状况上也有所显现。由于获得更广泛的企业加盟与赞助，2004年起，论坛的财政支出已实现自给自足。目前，论坛拥有会员超过120家，从普通会员到钻石会员，每个会员的入会费在1-25万美元之间。此外论坛举办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也得到了很多企业的资金支持。

　　考虑推进亚洲与其他大陆更广泛的合作

　　随着博鳌亚洲论坛等杰出NGO的涌现，NGO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谈及中国NGO 发展的方向与作用，龙永图认为：“NGO要以维系大众的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要加强NGO与公众的互动，另一方面要促进公众与政府的互动，只有社会的各部分能够良性互动、和谐发展，才有利于维护公众利益。”

　　作为定位更高的国际性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存在显然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沟通互动，中国企业家与学者通过这一平台的发言，也有助于扩大中国在经济与其他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龙永图表示：“国家的话语权主要决定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国家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硬实力当然包括经济总量、经济质量等，软实力则关系国家形象等。就像企业一样，形象是国家的生命，怎样在全球树立一个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有一个各方面协同努力的问题。”

　　博鳌亚洲论坛致力的民间合作交流，无疑对于促进这一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2006年11月，论坛在日本举办“京都文化论坛”，邀请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尼以及新加坡等国人士就全球化与文化、东亚一体化过程中文化的角色等议题进行交流。“中日两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对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日关系最近出现好的发展势头，在这样一个时机举办文化论坛，就是要通过文化的交流，取得政治的互信和经济的交流，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努力成为全球最权威的亚洲问题研究智囊机构和高层次的对话平台之外，博鳌亚洲论坛也在不断考虑推进亚洲与其他大陆之间更为广泛的交流，譬如非洲。“博鳌亚洲论坛的定位不只是希望亚洲人来探讨亚洲的问题，而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来探讨亚洲的问题，所以，以前，我们邀请了许多西方朋友参加论坛，现在也希望更多的非洲朋友来探讨亚洲与非洲合作的问题。”由于中国企业对非洲等海外投资热情高涨，龙永图表示，博鳌亚洲论坛也准备拓展自己的关注面，或考虑在明年年会的议题中加入相关议题。

　　他同时建议有意投资海外的企业注意：首先应当明确投资目的，是建设新的生产能力还是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或利用当地独特的人力资源优势；其次，要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人文环境有深刻的了解，做到知己知彼；第三，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方面包括对投资地区宏观经济形势的了解，另一方面对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要做牢做实，“这样项目才能成功，项目成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才能持久，不然匆忙上马，项目失败反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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