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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非洲的中国企业家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06日 08:03 经济参考报

  尼日利亚的上海籍酋长

  递给记者名片时,胡介国刚刚参加完中非合作论坛上的一个签约活动,此时不断地有从活动场地陆续走出的非洲兄弟与他打着招呼。名片上,“酋长”二字紧挨在他的名字后面。“我引以为荣,不仅因为尼日利亚政府授予的‘酋长’称号是对我和我的祖国的肯定,更因为我在非洲从事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事业。”他说。

  非洲惟一一位华人酋长胡介国,尼日利亚金门集团公司董事长,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尼日利亚代表团中惟一一位黄皮肤的代表,2001年,尼日利亚大酋长埃米尔正式任命胡介国为当地的酋长,这在尼日利亚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他也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个华人酋长。

  “我是上海籍人,我父亲以前是在香港的上海籍商人,人家说,上海人哪里都敢闯,我和我父亲的经历都印证了这一点。”1972年,20几岁的胡介国成为我国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年轻的他却有一个大胆的念头。这个念头来源于他上世纪50年代就经香港去了尼日利亚的父亲。胡介国的父亲在非洲做纺织生意非常成功,这使胡介国去非洲的念头与日俱增。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有了新政策,即海外有影响力的华侨可以把子女接去继承事业。于是,胡介国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出国的华侨。

  1978年,胡介国来到尼日利亚。他没有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做纺织生意,而是于1982年选择只身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酒店管理。四年后,胡介国学成来到尼日利亚,选择酒店行业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

  胡介国在当地著名的香格里拉酒店“打工”,是酒店里惟一的华人员工,他凭借出色的能力做到总经理的位置,最后获得饭店的股权,这成为他创业的第一桶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国家对尼日利亚进行经济制裁,商人们对于投资前景纷纷不看好开始撤出尼市场的时候,胡介国却投资800万美元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开了自己的酒店——金门大酒店。

  “我经营的不仅是酒店,更是文化,让非洲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并在非洲传播中国文化。”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酒店门口一对汉白玉石狮子,六层花岗石装饰的外观,里面的景泰蓝、唐三彩工艺品,仿古代中国文物的摆设……金门大酒店的一切都充满了东方神秘色彩,这家酒店不仅成了当地的标志性建筑,而且还成为旅游者参观的景点。他让中国菜成为比西餐还要高档的消费。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国庆节都是10月1日,每年国庆之时,在他的酒店都会有一番两国同庆的热闹景象。

  后来他的生意扩大,成立了金门集团。除了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还在尼日利亚援建了四所学校。

  作为一个生意人,胡介国在成为酋长之后,不仅能够和政府谈判,为同胞争取更多的利益,并拥有“永久赦免权”,而且他的酋长身份是终身的。酋长在非洲,已经成为了一种理念、礼仪和荣誉。给一个华人冠以酋长的称号,在胡介国看来,恰好说明了中国对尼日利亚的影响力。在任命胡介国为酋长时,非洲友人希望引进中国的技术,并吸引更多中国人去非洲投资。

  在拥有了酋长身份后,胡介国受到更多尊重,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大的责任感。作为华人酋长,他需要起一个桥梁作用,正确地宣传非洲,同时把真实的中国告诉非洲。

  “近年来,西方媒体在非洲传播指责中国的言论,就凭我一个人的宣传反驳,力量远远不够,这让我萌生了在非洲办一份华人报纸的愿望。”目前,他是西非惟一的中文报纸——西非统一商报的董事长。同时,他在中非商会、尼中友好协会、尼日利亚中国商会等民间组织都担任了重要职务,甚至是其中一些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报纸、商会、协会的事务占去我至少1/10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是我的责任,我要让非洲有我们中国人的声音。”他说。

  乌干达咖啡王子的中国童话

  当穿着笔挺西装的郭栋拉着完全是非洲小姑娘模样的女儿,拍着一位身材高大的非洲中年男子的肩膀,出现在北京饭店大厅时,我甚至不敢肯定这就是我们要采访的那个郭栋。

  郭栋是现在乌干达最老字辈的华侨,目前在乌干达拥有WANGO咖啡、JITCO纺织、古斯塔商企三家企业,并参股了乌干达达尼罗矿业、北京亚非利加咖啡、北京万众新世纪工贸,还在中国贸促会、乌干达中国友好协会、乌干达国家工商会、乌干达纺织协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而眼前的这个人,我更愿意把他形容为在中国演绎现代童话的乌干达咖啡王子。

  北京的天空刮起深秋寒冷的风,但坐在郭栋位于翠宫饭店的WANGO咖啡小屋里,我们却如置身温暖的童话故事中,他的非洲朋友——乌干达总统顾问、国会议员Lubango珍爱地摆弄着咖啡厅里的非洲工艺品。闻着咖啡浓郁的香气、看着他九岁的女儿天真无邪的笑容、听着店里轻声播放的非洲音乐,郭栋向记者轻声说着他艰辛而难忘的非洲创业史。

  1990年2月,郭栋来到地处东非的乌干达。当时中餐风靡全球,郭栋于是选择了在一家高档宾馆中经营中餐作为事业的突破口。由于前来用餐的多为当地名流,学绘画出身的郭栋身上又散发着艺术气息,他结识了不少当地有身份的朋友。

  不久,一个当地朋友为他带来创业契机,那个朋友所参股的面包厂正无人管理面临倒闭,问他是否愿意接手继续干。他便买下了这个一开始日产量只有100公斤面粉面包的厂子。

  “刚开始那会儿,机器长草、厂房脏乱不堪,我便组织非洲工人打扫卫生,还从国外高薪聘请法国面包师对员工进行培训,那时我是一天24小时住在工厂,没日没夜地干活啊,被蚊虫叮得浑身是包,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一个月后,这个面包厂产量是一开始的10倍,能日产一吨面粉的面包。

  虽然工作非常努力,但是到1993年时,由于面包行业竞争激烈,价格下跌,郭栋还是把面包厂转手出售了,并用卖厂所得开始做贸易。“当时乌干达国内物资匮乏,我的贸易公司从中国进口产品到乌干达卖,什么产品都做,小到火柴盒、干电池,大到矿山机械、农机产品。”这些贸易生意,为郭赚来了他的第一桶金。在我国纺织业压锭时期,郭栋又看到了中国对于

纺织品的需求,于是他买下了上世纪70年代非洲最大的纺纱厂——乌干达纺纱厂,加工纺织品出口到中国。后来,他还进入了矿业等领域。

  “但我还是和食品最有缘分,因而最后,我选择了咖啡这个行业。”说到咖啡,郭栋的声调总会变得更浑厚。他说咖啡本身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产品,咖啡贸易是仅次于石油的世界第二大贸易,乌干达咖啡的品质确有口碑,而他本人又深深沉迷于咖啡文化,这一切都注定了他要成为乌干达咖啡在中国的“代言人”。

  乌干达后厂前店的咖啡厅让他十分迷恋。刚在后面工厂磨出来的咖啡,马上端到前面的咖啡店制成各种口味,咖啡香气新鲜而浓郁。他于是决定也要在中国拥有这样的咖啡店。两年前,他开始把这个理想付诸实施。

  然而,他在北京的第一个咖啡厅却并不成功。“那个咖啡厅是全透明的玻璃制成的,如童话故事里的小屋,非常漂亮却不保温、不实用,周围的居民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多是想买早餐奶而不是咖啡。”后来,郭栋吸取了教训,选址在高档酒店,他在翠宫饭店的咖啡厅目前的经营情况就非常好。他从非洲进口的咖啡豆经过加工,送往京城各大酒店的咖啡厅,销路极佳。

  在中非论坛期间,郭栋整天在与会代表下榻的饭店间跑来跑去,非洲客人希望通过他了解中国咖啡市场的情况,而中国商人希望通过他了解非洲咖啡原料行情,他已经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非洲咖啡王子”。“刚接待完在翠宫饭店前来参观的非洲客人,又要去北京饭店给与会代表送去咖啡礼品,我的咖啡在各个接待饭店都成为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在是投资非洲的蜜月期。”回忆起当时自己创业的艰难,郭栋很羡慕现在的企业。这位咖啡王子目前不仅在做生意,还在一些商会和民间组织任职,他希望给想投资乌干达的中国企业提供信息和交流的平台。“法律、文化、规则……中国企业投资非洲需要学习很多东西,我强烈建议他们联系当地的中国企业民间组织,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少走弯路,站在我们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李松山夫妇的“坦桑情结”

  “自从学了斯瓦希里语(swahili),我们就和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分不开了。”塔纳西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松山是这样开始他的叙述的。

  印度洋西岸的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度,历史悠久,人民淳朴。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和坦桑尼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著名的坦赞铁路就是见证之一。李松山及其夫人韩蓉,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坦国的主要语言斯瓦希里语的。

  上世纪70年代起,李松山和韩蓉曾多次被派驻坦桑尼亚,在中国援建的农场、中国医疗队里,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从那时起,李松山夫妇开始被当地独有的文化特点所吸引。

  时近90年代,因国家政策调整,李松山夫妇多年从事的工作也相应发生一些变化,但两人对这个国家的热情却反而升高了。“当时我们就有个心愿,希望能将当地独有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要去试试。”

  李松山所说的“试试”,当时在别人看来却是不可想象的行为。1991年,李松山49岁,韩蓉45岁,夫妇二人先后辞去了各自在外交部和文化部的公职,怀揣半生积蓄的几千美金,毅然到了坦桑尼亚。

  初回坦桑尼亚,严酷的现实立刻给二次创业的两人一个下马威。如何能在异国他乡生存下去,这个问题摆在了积蓄几近耗尽的夫妇二人面前。为了省钱,他们在穷人居住区租了房子。没有床,向黑人朋友借个床垫放在地上睡。为了挣钱,这对高级知识分子放下架子,凭着中国人的本能,自己动手做炸鸡腿、酱牛肉,四处推销。“那年冬天,我们手工做了一些挂历,推销了很久,终于被一家教会买了去,虽然合起来只有30多美元,但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韩蓉回忆说。

  在坦桑尼亚三个月后,两人的事业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带来的几千美元,却花得只剩不到100美元了。过度的疲劳和焦虑,让原本身强体健的李松山被疟疾击倒,躺在床上,高烧不退,嘴上烧起了串串水泡。

  就在最困难的时候,“命运终于垂青了一直坚持的我们”。中国国内企业与坦方的一次偶然商务失误,给了李松山夫妇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匆忙发货给坦方的上海自行车厂,货即将到港时,却发现不能及时拿到货款,急于挽回损失的厂方找到李松山作救命稻草。经过努力,李松山将货款按时发回国内,而自己也赚了1.8万美元,并一举赢得了坦桑尼亚国内不少大商人的认可。

  李松山夫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们又成功地将蝴蝶牌缝纫机、金钟牌电池、

钻石牌自行车轮胎等中国名牌产品引进坦桑市场。生意也逐渐做大了,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年从中国订来的产品,就装满了100多个货柜。

  李松山回忆说:“那时候生意的确是做疯了,向阳牌暖水瓶厂一年的产量,我们一个月就订没了。连自行车配件这种小东西,我们都成集装箱地订。”

  韩蓉觉得,他们的生意之所以能在坦桑尼亚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适逢中国对外开放,大量产品寻求出口的时候,而这些产品正好符合坦桑尼亚的市场;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不会做生意,“连利润多少都按照书上写的来”,诚实守信成为了两人坚守的信条,所以当地的商人都很信任他们,总是大批量地从他们这里提货。

  1994年,李松山夫妇成功收购了坦桑政府拍卖的南方最大的木材厂,开始做出口木材的生意,从此走上了实业之路。经过十年发展,两人名下的塔纳西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林业、木业、渔业等多个行业实体的出口企业,成为在坦桑尼亚华人华侨中的佼佼者。

  虽然李松山夫妇事业上已经获得了成功,但两人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将精力从企业抽了出来,找回到初返坦桑尼亚时的愿望,这就是挖掘非洲文化,将其介绍到中国。

  坦桑尼亚的乌木雕塑以内涵丰富、造型独特、做工精美而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坦桑东南部,居住着一个叫马孔德的部落,那里世代相传的雕刻技艺,造就出闻名于世的马孔德雕刻艺术。

  李松山夫妇接触到这一古老、淳朴的艺术形式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收藏、研究,并发表过不少文章。目前,他们在中国和坦桑两地收藏的作品有近万件,并在自己的住所院内专门盖了一间“私人艺术博物馆”收藏珍品。不久之前,李松山夫妇还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百余件乌木艺术品。

  “相比较我们的厂子,其实这才是我们夫妻俩真正的财富。”李松山指着自己的木雕收藏说,“因为这些将是我们留给中国,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财富。”

  有尼日利亚口音的中国经理

  在通电话的时候,记者的听筒里不时传来小孩子的喧闹声,电话那头的赵宜光带着歉意说:“不好意思,小孩子挺闹的。”顿了顿,他又说,“回来几天了,和孩子在一起却只有几个小时,真是对不住他啊。”

  赵宜光是中地海外建设尼日利亚公司总经理,从1998年至今,每年他在家的时间不过三个月。这次由于中非论坛的举办,赵宜光“沾光”回了国。不过,回来的几天,赵宜光把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钓鱼台国宾馆里,因为那边他的不少老朋友——尼日利亚代表团的成员们需要赵宜光的帮助。

  尼日利亚位于非洲西海岸,面积和人口都是我国的1/10,世界10大产油国之一,石油探明储量为70亿吨、天然气已探明储量2.6万亿立方米,油气开采量均居非洲首位,其它矿业资源还有煤、锡、铌、钽,储量和开采量也保持在非洲前列。

  1989年,中国地质工程公司(简称CGC)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中标了一个500眼水井的世界银行贷款的国际工程项目,中地集团开始进入尼日利亚。1992年,尼日利亚CGC公司成立,至今累计工程合同金额接近六亿美元,雇员4000多人,目前已经进入尼日利亚国内企业前10名。

  赵宜光初到尼日利亚时,首先让他感到不适的就是当地的气候。尼日利亚位于赤道附近,年日均温度超过30摄氏度,潮热的气候加上当地的蚊虫,让初来乍到的许多中国人都不适应。集中表现就是患上疟疾。

  “前两次得疟疾是很可怕的。高烧不退,吃啥吐啥。”赵宜光说,“不过到后来就适应了,这些年来,疟疾我就得了七八回了。”

  生活上的不适应并不是赵宜光面对的最大困难,他面对的,是如何能在强手如林的尼日利亚赢得市场。

  尼日利亚当地的建筑行业并不发达,但一些来自德国、

意大利、以色列的建筑公司却颇具实力。“他们中的一些公司,在尼日利亚已经干了三四十年了,无论是经验还是名气,都要比我们强。”

  但相对于西方跨国公司来说,尼日利亚CGC也有自己的优势。据赵宜光介绍,也许是因为同是发展中国家的缘故,中国人对当地人都是平等接触,以诚相待。“我们首先做到的是尊重当地人,尽量去适应尼日利亚的要求,而不是相反。”赵宜光说。

  “尽量去适应尼日利亚”,让尼日利亚人感到CGC的诚恳,也让刚来非洲时生病不起的赵宜光有了一口地道的尼日利亚口音。

  态度的不同,在工程竞标时往往给尼日利亚CGC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地方政府主动找到CGC,要求帮助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尼日利亚当地人称他们为“找水之神”,视他们为第一流的专业打井公司。

  而且,由于公司注重工程质量,保证工程进度,赢得了声誉,“即便有时候项目赚不到什么钱,我们也尽心尽力地做好。”赵宜光说。尼日利亚国家城镇供水系统改造工程管理机构的高层官员,曾称赞CGC是其所属的60多家承包公司中惟一能够信守合同、按期完工的承包公司。

  在赵宜光同记者最后一次通话时,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已经结束了,赵宜光也将于第二天飞回尼日利亚,他对记者说,他相信,北京峰会肯定会推动CGC在尼日利亚的业务进一步发展,他希望,以后中国有人到尼日利亚旅游时,也会因CGC的成绩而受到称赞。(本报记者:文婧 勾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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