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非洲的中国企业家

　　尼日利亚的上海籍酋长

　　递给记者名片时，胡介国刚刚参加完中非合作论坛上的一个签约活动，此时不断地有从活动场地陆续走出的非洲兄弟与他打着招呼。名片上，“酋长”二字紧挨在他的名字后面。“我引以为荣，不仅因为尼日利亚政府授予的‘酋长’称号是对我和我的祖国的肯定，更因为我在非洲从事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事业。”他说。

　　非洲惟一一位华人酋长胡介国，尼日利亚金门集团公司董事长，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尼日利亚代表团中惟一一位黄皮肤的代表，2001年，尼日利亚大酋长埃米尔正式任命胡介国为当地的酋长，这在尼日利亚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他也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个华人酋长。

　　“我是上海籍人，我父亲以前是在香港的上海籍商人，人家说，上海人哪里都敢闯，我和我父亲的经历都印证了这一点。”1972年，20几岁的胡介国成为我国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年轻的他却有一个大胆的念头。这个念头来源于他上世纪50年代就经香港去了尼日利亚的父亲。胡介国的父亲在非洲做纺织生意非常成功，这使胡介国去非洲的念头与日俱增。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有了新政策，即海外有影响力的华侨可以把子女接去继承事业。于是，胡介国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出国的华侨。

　　1978年，胡介国来到尼日利亚。他没有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做纺织生意，而是于1982年选择只身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酒店管理。四年后，胡介国学成来到尼日利亚，选择酒店行业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

　　胡介国在当地著名的香格里拉酒店“打工”，是酒店里惟一的华人员工，他凭借出色的能力做到总经理的位置，最后获得饭店的股权，这成为他创业的第一桶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国家对尼日利亚进行经济制裁，商人们对于投资前景纷纷不看好开始撤出尼市场的时候，胡介国却投资800万美元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开了自己的酒店——金门大酒店。

　　“我经营的不仅是酒店，更是文化，让非洲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并在非洲传播中国文化。”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酒店门口一对汉白玉石狮子，六层花岗石装饰的外观，里面的景泰蓝、唐三彩工艺品，仿古代中国文物的摆设……金门大酒店的一切都充满了东方神秘色彩，这家酒店不仅成了当地的标志性建筑，而且还成为旅游者参观的景点。他让中国菜成为比西餐还要高档的消费。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国庆节都是10月1日，每年国庆之时，在他的酒店都会有一番两国同庆的热闹景象。

　　后来他的生意扩大，成立了金门集团。除了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还在尼日利亚援建了四所学校。

　　作为一个生意人，胡介国在成为酋长之后，不仅能够和政府谈判，为同胞争取更多的利益，并拥有“永久赦免权”，而且他的酋长身份是终身的。酋长在非洲，已经成为了一种理念、礼仪和荣誉。给一个华人冠以酋长的称号，在胡介国看来，恰好说明了中国对尼日利亚的影响力。在任命胡介国为酋长时，非洲友人希望引进中国的技术，并吸引更多中国人去非洲投资。

　　在拥有了酋长身份后，胡介国受到更多尊重，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大的责任感。作为华人酋长，他需要起一个桥梁作用，正确地宣传非洲，同时把真实的中国告诉非洲。

　　“近年来，西方媒体在非洲传播指责中国的言论，就凭我一个人的宣传反驳，力量远远不够，这让我萌生了在非洲办一份华人报纸的愿望。”目前，他是西非惟一的中文报纸——西非统一商报的董事长。同时，他在中非商会、尼中友好协会、尼日利亚中国商会等民间组织都担任了重要职务，甚至是其中一些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报纸、商会、协会的事务占去我至少1/10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是我的责任，我要让非洲有我们中国人的声音。”他说。

　　乌干达咖啡王子的中国童话

　　当穿着笔挺西装的郭栋拉着完全是非洲小姑娘模样的女儿，拍着一位身材高大的非洲中年男子的肩膀，出现在北京饭店大厅时，我甚至不敢肯定这就是我们要采访的那个郭栋。

　　郭栋是现在乌干达最老字辈的华侨，目前在乌干达拥有WANGO咖啡、JITCO纺织、古斯塔商企三家企业，并参股了乌干达达尼罗矿业、北京亚非利加咖啡、北京万众新世纪工贸，还在中国贸促会、乌干达中国友好协会、乌干达国家工商会、乌干达纺织协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而眼前的这个人，我更愿意把他形容为在中国演绎现代童话的乌干达咖啡王子。

　　北京的天空刮起深秋寒冷的风，但坐在郭栋位于翠宫饭店的WANGO咖啡小屋里，我们却如置身温暖的童话故事中，他的非洲朋友——乌干达总统顾问、国会议员Lubango珍爱地摆弄着咖啡厅里的非洲工艺品。闻着咖啡浓郁的香气、看着他九岁的女儿天真无邪的笑容、听着店里轻声播放的非洲音乐，郭栋向记者轻声说着他艰辛而难忘的非洲创业史。

　　1990年2月，郭栋来到地处东非的乌干达。当时中餐风靡全球，郭栋于是选择了在一家高档宾馆中经营中餐作为事业的突破口。由于前来用餐的多为当地名流，学绘画出身的郭栋身上又散发着艺术气息，他结识了不少当地有身份的朋友。

　　不久，一个当地朋友为他带来创业契机，那个朋友所参股的面包厂正无人管理面临倒闭，问他是否愿意接手继续干。他便买下了这个一开始日产量只有100公斤面粉面包的厂子。

　　“刚开始那会儿，机器长草、厂房脏乱不堪，我便组织非洲工人打扫卫生，还从国外高薪聘请法国面包师对员工进行培训，那时我是一天24小时住在工厂，没日没夜地干活啊，被蚊虫叮得浑身是包，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一个月后，这个面包厂产量是一开始的10倍，能日产一吨面粉的面包。

　　虽然工作非常努力，但是到1993年时，由于面包行业竞争激烈，价格下跌，郭栋还是把面包厂转手出售了，并用卖厂所得开始做贸易。“当时乌干达国内物资匮乏，我的贸易公司从中国进口产品到乌干达卖，什么产品都做，小到火柴盒、干电池，大到矿山机械、农机产品。”这些贸易生意，为郭赚来了他的第一桶金。在我国纺织业压锭时期，郭栋又看到了中国对于

纺织品的需求，于是他买下了上世纪70年代非洲最大的纺纱厂——乌干达纺纱厂，加工纺织品出口到中国。后来，他还进入了矿业等领域。

　　“但我还是和食品最有缘分，因而最后，我选择了咖啡这个行业。”说到咖啡，郭栋的声调总会变得更浑厚。他说咖啡本身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产品，咖啡贸易是仅次于石油的世界第二大贸易，乌干达咖啡的品质确有口碑，而他本人又深深沉迷于咖啡文化，这一切都注定了他要成为乌干达咖啡在中国的“代言人”。

　　乌干达后厂前店的咖啡厅让他十分迷恋。刚在后面工厂磨出来的咖啡，马上端到前面的咖啡店制成各种口味，咖啡香气新鲜而浓郁。他于是决定也要在中国拥有这样的咖啡店。两年前，他开始把这个理想付诸实施。

　　然而，他在北京的第一个咖啡厅却并不成功。“那个咖啡厅是全透明的玻璃制成的，如童话故事里的小屋，非常漂亮却不保温、不实用，周围的居民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多是想买早餐奶而不是咖啡。”后来，郭栋吸取了教训，选址在高档酒店，他在翠宫饭店的咖啡厅目前的经营情况就非常好。他从非洲进口的咖啡豆经过加工，送往京城各大酒店的咖啡厅，销路极佳。

　　在中非论坛期间，郭栋整天在与会代表下榻的饭店间跑来跑去，非洲客人希望通过他了解中国咖啡市场的情况，而中国商人希望通过他了解非洲咖啡原料行情，他已经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非洲咖啡王子”。“刚接待完在翠宫饭店前来参观的非洲客人，又要去北京饭店给与会代表送去咖啡礼品，我的咖啡在各个接待饭店都成为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在是投资非洲的蜜月期。”回忆起当时自己创业的艰难，郭栋很羡慕现在的企业。这位咖啡王子目前不仅在做生意，还在一些商会和民间组织任职，他希望给想投资乌干达的中国企业提供信息和交流的平台。“法律、文化、规则……中国企业投资非洲需要学习很多东西，我强烈建议他们联系当地的中国企业民间组织，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少走弯路，站在我们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李松山夫妇的“坦桑情结”

　　“自从学了斯瓦希里语(swahili)，我们就和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分不开了。”塔纳西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松山是这样开始他的叙述的。

　　印度洋西岸的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度，历史悠久，人民淳朴。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和坦桑尼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著名的坦赞铁路就是见证之一。李松山及其夫人韩蓉，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坦国的主要语言斯瓦希里语的。

　　上世纪70年代起，李松山和韩蓉曾多次被派驻坦桑尼亚，在中国援建的农场、中国医疗队里，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从那时起，李松山夫妇开始被当地独有的文化特点所吸引。

　　时近90年代，因国家政策调整，李松山夫妇多年从事的工作也相应发生一些变化，但两人对这个国家的热情却反而升高了。“当时我们就有个心愿，希望能将当地独有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要去试试。”

　　李松山所说的“试试”，当时在别人看来却是不可想象的行为。1991年，李松山49岁，韩蓉45岁，夫妇二人先后辞去了各自在外交部和文化部的公职，怀揣半生积蓄的几千美金，毅然到了坦桑尼亚。

　　初回坦桑尼亚，严酷的现实立刻给二次创业的两人一个下马威。如何能在异国他乡生存下去，这个问题摆在了积蓄几近耗尽的夫妇二人面前。为了省钱，他们在穷人居住区租了房子。没有床，向黑人朋友借个床垫放在地上睡。为了挣钱，这对高级知识分子放下架子，凭着中国人的本能，自己动手做炸鸡腿、酱牛肉，四处推销。“那年冬天，我们手工做了一些挂历，推销了很久，终于被一家教会买了去，虽然合起来只有30多美元，但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韩蓉回忆说。

　　在坦桑尼亚三个月后，两人的事业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带来的几千美元，却花得只剩不到100美元了。过度的疲劳和焦虑，让原本身强体健的李松山被疟疾击倒，躺在床上，高烧不退，嘴上烧起了串串水泡。

　　就在最困难的时候，“命运终于垂青了一直坚持的我们”。中国国内企业与坦方的一次偶然商务失误，给了李松山夫妇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匆忙发货给坦方的上海自行车厂，货即将到港时，却发现不能及时拿到货款，急于挽回损失的厂方找到李松山作救命稻草。经过努力，李松山将货款按时发回国内，而自己也赚了1.8万美元，并一举赢得了坦桑尼亚国内不少大商人的认可。

　　李松山夫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们又成功地将蝴蝶牌缝纫机、金钟牌电池、

钻石牌自行车轮胎等中国名牌产品引进坦桑市场。生意也逐渐做大了，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年从中国订来的产品，就装满了100多个货柜。

　　李松山回忆说：“那时候生意的确是做疯了，向阳牌暖水瓶厂一年的产量，我们一个月就订没了。连自行车配件这种小东西，我们都成集装箱地订。”

　　韩蓉觉得，他们的生意之所以能在坦桑尼亚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适逢中国对外开放，大量产品寻求出口的时候，而这些产品正好符合坦桑尼亚的市场；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不会做生意，“连利润多少都按照书上写的来”，诚实守信成为了两人坚守的信条，所以当地的商人都很信任他们，总是大批量地从他们这里提货。

　　1994年，李松山夫妇成功收购了坦桑政府拍卖的南方最大的木材厂，开始做出口木材的生意，从此走上了实业之路。经过十年发展，两人名下的塔纳西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林业、木业、渔业等多个行业实体的出口企业，成为在坦桑尼亚华人华侨中的佼佼者。

　　虽然李松山夫妇事业上已经获得了成功，但两人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将精力从企业抽了出来，找回到初返坦桑尼亚时的愿望，这就是挖掘非洲文化，将其介绍到中国。

　　坦桑尼亚的乌木雕塑以内涵丰富、造型独特、做工精美而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坦桑东南部，居住着一个叫马孔德的部落，那里世代相传的雕刻技艺，造就出闻名于世的马孔德雕刻艺术。

　　李松山夫妇接触到这一古老、淳朴的艺术形式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收藏、研究，并发表过不少文章。目前，他们在中国和坦桑两地收藏的作品有近万件，并在自己的住所院内专门盖了一间“私人艺术博物馆”收藏珍品。不久之前，李松山夫妇还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百余件乌木艺术品。

　　“相比较我们的厂子，其实这才是我们夫妻俩真正的财富。”李松山指着自己的木雕收藏说，“因为这些将是我们留给中国，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财富。”

　　有尼日利亚口音的中国经理

　　在通电话的时候，记者的听筒里不时传来小孩子的喧闹声，电话那头的赵宜光带着歉意说：“不好意思，小孩子挺闹的。”顿了顿，他又说，“回来几天了，和孩子在一起却只有几个小时，真是对不住他啊。”

　　赵宜光是中地海外建设尼日利亚公司总经理，从1998年至今，每年他在家的时间不过三个月。这次由于中非论坛的举办，赵宜光“沾光”回了国。不过，回来的几天，赵宜光把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钓鱼台国宾馆里，因为那边他的不少老朋友——尼日利亚代表团的成员们需要赵宜光的帮助。

　　尼日利亚位于非洲西海岸，面积和人口都是我国的1/10，世界10大产油国之一，石油探明储量为70亿吨、天然气已探明储量2.6万亿立方米，油气开采量均居非洲首位，其它矿业资源还有煤、锡、铌、钽，储量和开采量也保持在非洲前列。

　　1989年，中国地质工程公司(简称CGC)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中标了一个500眼水井的世界银行贷款的国际工程项目，中地集团开始进入尼日利亚。1992年，尼日利亚CGC公司成立，至今累计工程合同金额接近六亿美元，雇员4000多人，目前已经进入尼日利亚国内企业前10名。

　　赵宜光初到尼日利亚时，首先让他感到不适的就是当地的气候。尼日利亚位于赤道附近，年日均温度超过30摄氏度，潮热的气候加上当地的蚊虫，让初来乍到的许多中国人都不适应。集中表现就是患上疟疾。

　　“前两次得疟疾是很可怕的。高烧不退，吃啥吐啥。”赵宜光说，“不过到后来就适应了，这些年来，疟疾我就得了七八回了。”

　　生活上的不适应并不是赵宜光面对的最大困难，他面对的，是如何能在强手如林的尼日利亚赢得市场。

　　尼日利亚当地的建筑行业并不发达，但一些来自德国、

意大利、以色列的建筑公司却颇具实力。“他们中的一些公司，在尼日利亚已经干了三四十年了，无论是经验还是名气，都要比我们强。”

　　但相对于西方跨国公司来说，尼日利亚CGC也有自己的优势。据赵宜光介绍，也许是因为同是发展中国家的缘故，中国人对当地人都是平等接触，以诚相待。“我们首先做到的是尊重当地人，尽量去适应尼日利亚的要求，而不是相反。”赵宜光说。

　　“尽量去适应尼日利亚”，让尼日利亚人感到CGC的诚恳，也让刚来非洲时生病不起的赵宜光有了一口地道的尼日利亚口音。

　　态度的不同，在工程竞标时往往给尼日利亚CGC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地方政府主动找到CGC，要求帮助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尼日利亚当地人称他们为“找水之神”，视他们为第一流的专业打井公司。

　　而且，由于公司注重工程质量，保证工程进度，赢得了声誉，“即便有时候项目赚不到什么钱，我们也尽心尽力地做好。”赵宜光说。尼日利亚国家城镇供水系统改造工程管理机构的高层官员，曾称赞CGC是其所属的60多家承包公司中惟一能够信守合同、按期完工的承包公司。

　　在赵宜光同记者最后一次通话时，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已经结束了，赵宜光也将于第二天飞回尼日利亚，他对记者说，他相信，北京峰会肯定会推动CGC在尼日利亚的业务进一步发展，他希望，以后中国有人到尼日利亚旅游时，也会因CGC的成绩而受到称赞。(本报记者:文婧 勾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