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港商的加减法

　　霍英东、李嘉诚、邵逸夫、曾宪梓、李兆基、郭鹤年、包玉刚、郑裕彤、郭得胜……

　　谢扬林

　　他的前半生，是一部“白手起家”的创富传奇；他的后半生，是一个“千金散去”的慈善经典。

　　10月28日，他驾鹤西去。他是霍英东，是企业家追随、效仿的楷模。

　　不独霍英东，还有一长串人所熟知光彩熠熠的名字：李嘉诚、邵逸夫、李兆基、曾宪梓……

　　这群人生于上世纪初，叱咤于香港商界。这是一个传奇迭起的年代，他们构成了一代港商的脊梁。

　　财富的加法，商道即人道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中国国学俱乐部发起人孙本 看来，这一代的港商大多穷苦出身，没有优越的家庭条件，在香港经济界却犹如诸侯般，“是商战枭雄，成就了一方霸业”。

　　在华人商界，这群人对趋势独到的目光和成就让后来者视之为坐标，总流传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解读。然而，在巨量财富的背后，他们的“商道”是什么？

　　企业就是生意。与我们今天将他们称之为企业家所不同，在他们的语言中，更多的是把自己看成是生意人。李兆基把企业做大了，他的格言是“小生意怕食不怕息，大生意怕息不怕食”，意思是，小生意要勤奋，大生意要计算精确。曾宪梓开始做金利来时，还是不懂生意的人，那时整天就看，就琢磨，怎么做生意，“今天做了什么事，起了什么效果，是不是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呢。我今天工作之中有什么错处，为什么会错，错了必须马上改”。

　　生意是用心去做的，企业经营管理用心去做，一点点琢磨，也就有了活力。

　　有钱大家赚。在这一代人做企业的时候，战略还是个陌生的名词。战略更多的意味是“大生意”。大生意需要合作，他们的做法是，常常一起喝茶、打

高尔夫。遇到赚钱的事，一个人干不了，有时就会拉帮。譬如何鸿 在进军澳门赌场时，就把霍英东给拉上了。而霍英东，也会在船王董浩云面临清盘时，注资11亿港元，帮其重组东方海外。

　　没有打不破的行业规则。李嘉诚在长江商学院讲课时说：“管理的艺术在于能够接受新事物、新思维，更新传统思想。”即使在今天，市场上还能看到许多因这群人而被改变的游戏规则。在中国内地，上世纪80年代霍英东率先推行收费还贷、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的方法，被政府采纳后，彻底改变了“修桥修路赔钱”的传统状况。

　　东方规则和西方制度。在这群企业家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父业子承。在

传统文化下，家族在这群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但是，如果简单将基于家族的管理理解为家族式管理，那就大错特错了。霍英东在很长时期内不允许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做生意，而李嘉诚深知，用人唯亲的企业必败。

　　1979年，李嘉诚收购和黄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在中国人流畅的哲学思维和西方管理两大范畴中，找出适合公司发展的坐标。他曾劝退了一班“难兄难弟”，启用了一批专业人才。对李嘉诚来说，亲不是标准，忠诚与归属感才是选择。他认为，在用人上，只有一个简单办法，首先是给员工相当满意的薪酬花红，其次要想到让员工将来有能力养育他的儿女。香港多年的打工皇帝，多出于李嘉诚旗下。

　　在管理风格上，这群人往往采用的是西方管理模式，加入中国文化哲学。就像李嘉诚所说：“公司一向是以西方的经营模式来管理。我作为公司的领导，对同事和经营的方针都会掺入一点我们中国人的人情味。”不过在信任员工的同时，亦必有制衡制度。

　　“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保存员工的干劲和热诚。我相信可以无往而不利。”李嘉诚说。

　　财富的减法：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也是这一代港商营商的特点。”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评价道。对很多内地人来说，也许并不清楚霍英东、邵逸夫、李嘉诚等人的生意和公司业务，但是，说到长江学者、说到逸夫楼，说到英东体育馆，却都是名声在外。

　　这个时代的人在公益运作上有三个特点。

　　组织化运作。霍英东的儿子霍震寰，在掌管霍氏集团后，主要就是忙于公益事业。霍英东的公益，已然组织化的运作，基金会大多通过投资合营、捐赠低息贷款等方式进行。早在1984年，他就宣布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胡润发现，从捐款数量上看，海外华人从2003至今占了捐赠总额的近一半，远超过跨国公司和国内民营企业。

　　持久运作。早在1958年，邵逸夫就成立了邵氏基金会，他的信条是，“丈夫贵且济，岂独善一身”。当他给自己的财富做减法时，曾深有体会的说：“人说赚钱难，但有了钱怎样去用，把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更难的事！”邵逸夫在内地的捐款，80%是资助教育事业。今天，在许多高校的教学楼、科技楼或

图书馆、体育馆都能看到“逸夫楼”这三个字。

　　身体力行。但是，这一代的港商在做财富的减法时，不仅仅只是在捐献上，更为重要的是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李嘉诚就坦言自己会把1/3的工作时间用于他的基金会。他曾说，“没有任何一个生意，比汕头大学更占用我的时间，最初10年我每次到汕大都工作直至凌晨两三点”。而霍英东在内地的捐献，几乎每一件事，都亲历亲为。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他就为了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各种合法地位，在世界各地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