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企业家

　　几个上海男人，通过携程、盛大，通过分众、如家，打破了“上海只出经理人不出企业家”的咒语

　　文/本刊记者 程苓峰

　　“上海不出企业家”。上海真的不出企业家吗？

　　中国商界的这一“咒语”，正在被一群新生的上海企业家打破。

　　1999年，携程、盛大创立；2002年，分众、如家创立。在此后的三五年间，这几家由上海人在上海创立的上海企业，迅速成为国际投资者的宠儿，成为中国企业界的耀眼明星。

　　同样是“胆小”，同样是“算计”，同样是“崇洋迷外”，为什么这些原先制约上海人创业、诞生企业家群落的“缺点”，却在陈天桥、江南春、梁建章、季琦这些新上海企业家身上，变成了创下大业的“优势”？是企业家的定义变了还是上海人的内在气质变了？

　　四五家企业、七八个新企业家，也许还不足以推翻“上海不出企业家”的咒语，但假如这几个人身上的气质恰好代表了中国商业与全球契合的新方向，那就值得我们认真解读这几个样本了。

　　新上海企业群崛起

　　自80年代算起的改革开放头二十年，从本土崛起的某产业的领头羊、曾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几乎无一出自经济重镇上海。PC业联想出自北京，家电业海尔、长虹、TCL出自山东、四川、广东，而电信业华为中兴、金融业招行平安、地产业万科皆出自特区深圳。它们也随之托出柳传志、张瑞敏、倪润峰、任正非、王石这些中国企业界“教父”。虽然上海也驻扎过一批显赫一时的企业，但都属于二次创业，企业的开创和核心发展期并非在上海本土。比如华源、中化国际等皆属央企，德隆、均瑶等民企则来自新疆及江浙。

　　不过，情况在2000年开始起了变化，一批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在上海扎根创业，短短三五年后，即大功告成，成为一系列创新产业的领头羊：

　　2003年，奠定中国在线旅游服务新模式的携程登陆纳斯达克，成为中国酒店及机票预订市场的整合者；

　　2004年，开创中国网络游戏产业创新模式的盛大登陆纳斯达克，其高峰期市值达300亿人民币，与二十年之联想不相上下；

　　2005年，奠定在全球范围内皆属首创的楼宇联播广告模式的分众登陆纳斯达克，市值达250亿人民币；

　　2006年底，中国酒店连锁业的开创者如家也即将上市，身后效仿者无数，莫泰、锦江之星、汉庭，不过也都出自上海……

　　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和经营者，三十出头的陈天桥、江南春、梁建章，以及年届四十的沈南鹏、季琦、范敏、孙坚……带着其特有的气质一跃成为中国商界新星。在2005年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企业领袖排名中，32岁的陈天桥超过任正非、王石、李东生等老辈而位居第三，仅次于柳传志和张瑞敏。如此之年轻和如此之声望，前所未有。

　　这些企业和企业家有几个相似之处。

　　第一，全都在商业模式有大创新，与当年联想、海尔等制造型或者如华为、尚德等技术型企业大为不同。无论网游、在线订票，还是分众广告、连锁酒店，在当年都奠定下一个全新的产业，并迅速成为领头羊。

　　第二，这些模式都具有国际比较价值。如家把现成的西方连锁酒店方式引入中国，携程和盛大则是在引入国外现成模式的基础上做出符合本土市场的改进，比如携程到机场发卡并大建呼叫中心，盛大与网吧直接联系、并广设分销渠道。而分众更是在国外没有现成模式的情况下大胆创新。

　　第三，它们在创业初期就接受了海外风险投资的支持，把西方资本与本土市场连通，而后寻求海外上市。由此，它们与国内金融市场几无瓜葛，与本土政府以及“体制内力量”界限分明。尤其这一点，与上海的上一代企业和企业家大为不同。

　　第四，它们几乎全部属于服务业，通过构建一个游戏、订票、广告或酒店的平台和系统，源源不断为客户提供服务。由此，它们普遍在精细化管理上卓有成效。

　　第五，创始人都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全部来自复旦、交大等上海名校，其中5位有硕士学位，5位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4位在大学担任学生会主席。

　　这样一批在西方风险投资支持下、与国内金融和政府力量没有瓜葛，由知识性企业家创立、在比较和借鉴国际商业模式基础上做出重大创新、并构建起一个服务平台的新兴上海企业，就姑且将他们称为“新海派”。

　　需要继续追问的是，所谓新海派企业相同之处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处的必然？是什么导致头二十年“上海不出企业家”的咒语？又是什么使得这些人和他们的企业会在这个年代破土而出？

　　三个“缺点”，和一个草莽时代

　　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年算是草莽年代，和君创业咨询集团的CEO李肃说，那个年代需要“路子野、敢赌、敢搏的资源型企业家和机会型企业家”。但是，众所周知的所谓“上海人”，他们跟这个时代合不上拍。

　　孙坚讲了这样一个关于“算计”的故事。5个上海人一起坐出租车去1公里之外的餐厅吃饭。他们事先计算、然后做出安排：3个人先打辆出租车去餐厅，2人留在原地；到达餐厅后下来2个人，留下1个人跟随出租车回到原地，接上剩下2个人到餐厅。总共的路程正好3公里，起步费10块钱正好。这样会比打2辆出租车节省一半的钱。而如果去餐厅的路程不是1公里而是更长，就需要更多计算，只要打1辆出租车的花销比20块钱低，那就会照原方案办理。

　　上海的弄堂里常常是几家住户共用一个厕所。有几家住户，厕所里就会有几盏电灯。哪家住户上厕所就开哪家的电灯，决不能搞错。如此就是“精明”的上海人。他们先算计、再做事，绝不含糊。正所谓斤斤计较。

　　计较之外，还胆小。

　　就算是这批冒头的企业家里也不乏胆小鬼。江南春自小就不会游泳，因为“怕水”；范敏从来不蹦极，因为“不需借此验证自己的胆量”；孙坚承认自己胆小，“大多数上海人可都胆小”。而胆小的另一种表现即是循规蹈矩、缺乏闯劲。沈南鹏和梁建章从小就是“守规矩、听话”的“乖孩子”典型。小学、中学、大学、出国，他们在一条被长辈设定好的轨迹上行进。这些人在大学选择医学、中文、工业管理、数学等专业，想将来成为一个“编辑、医生、车间主任和数学家”，过上“知识型的、安定的、衣食无忧的生活”。

　　孙坚说，上海人去冒险和赌博的成本太高，所以他们天然选择了谨慎。这里是由来已久的中国经济中心、商业重镇，上海滩上长大的孩子不费力气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小资”的生活。这不同于挤在外围的国人，他们总有点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感觉，没什么可以失去的，尽可以放手赌一把。

　　这样的反差，令上海人在80到90年代的商业竞争中落败。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年，遍地是机会，但游戏规则却又没能及时建立。这成就了一批不怕风险、敢于赌博的草莽英雄。用一位中国商界成名人物的话说：“北京的资源型企业家，找个靠山就敢干；而广东的机会型企业家，找个空子就敢钻。”可上海人两样都不敢。同时那还是个机会转瞬即逝的年代，斤斤计较的上海人总是在无时不刻的“计算和权衡”当中错失掉机会。他们还在盘算“赚钱之后你该分多少我又该分多少”的时候，“只要能赚钱，甭管怎么分”的外地人早就冲了出去。

　　可是这群胆小的上海人还偏偏眼睛只朝外面看，瞧不起不同于自己的其他国人。上海人嫁女儿，首先要选老外，是荣耀；其次是上海本地人，算不错；如果嫁给外地人就是丢脸。正所谓“崇洋媚外”。

　　18岁才到上海读书的江苏农民季琦，就天天被人笑话成“乡下人”。只要不讲上海话，就都是乡下人。那个时代的上海还流行一句土话，“山上下来的人赚大钱了”。所谓山上，就是牢房出来的或者从农村进城的人。上海人用鄙夷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得势”。至于北京人，上海人就更“痛恨”，觉得自己创造的财富都被这帮“管”着自己的人当税收了去。这样的心态，令上海人难以向其他地域和其他群体学习。

　　同时，“崇洋媚外”的心态还直接导致一大批上海精英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争相留学海外，从而错失了那个年代一夜暴富、快速崛起的机会。季琦说：那个年代的上海，出国是个梦。沈南鹏、梁建章、孙坚、季琦、范敏，皆或长或短有此经历。

　　结果是，整个80年代成为上海的传统制造能力被转移至江浙及内地的十年，那时候屯集在上海的永生、英雄、凤凰、飞鸽等轻工业名牌渐皆衰退。而整个90年代是大量外资以及大型央企和民企纷纷进驻上海的十年，在这几股力量的夹击之下，上海的本土商业力量几无还击之力。

　　新千年，局势颠转的开端

　　进入2000年，中国的经济和商业环境发生着本质变化。那些属于上海人独有的特点开始遇到适宜其发挥的土壤。

　　其一，游戏规则渐趋完善，守规矩、讲原则的职业精英更适合于生长，而呼唤乱世枭雄的草莽时代逐渐落幕。上海人的“胆小”不再是种劣势，由于胆小而生长出来的规则感则呈现出生命力。力山投资CEO、先后创立了携程、如家、汉庭的季琦说，“胆大”不是目的，而通过胆大把企业“搞大”才是目的；以前只有胆大才能“搞大”，现在胆小、听话、守规则也能“搞大”，那为什么还要胆大呢？相反那些习惯了胆大的人对逐渐完备的规则缺乏适应。从牟其中开始，到唐万新、顾雏军、黄宏生，包括“上海首富”周正毅，接连的牢狱之灾即源于此。

　　更有中国加入WTO、西方商业理念长驱直入，为一直“崇洋媚外”的上海人积聚出熟悉的商业土壤。就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早年留学的上海人大量回国。携程创始人、现任董事长梁建章、携程创始人、现任红杉投资合伙人沈南鹏、如家CEO孙坚以及新浪CEO曹国伟等都是其中之一。几个年轻人在研究美国Expedia经营模式之后便造就出携程的辉煌；而在研读《一个银河系的诞生——雅高公司的崛起》后，有了如家的诞生。沈南鹏觉得最有价值的经历，就是在美国经历一番了西方商业规则的“洗礼”和在德意志银行所身体力行的商业实践。这令其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了然于胸”，一旦把西方现成模式跟本土国情一嫁接，即水到渠成。

　　其二，产品及服务供大于求，逼迫企业发展由外向、粗放型往内向、集约型转变，精细化管理取代价格战、成本战、关系战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范敏说，斤斤计较的上海人有精细化运作的天然倾向。所谓“斤斤”计较，是表明计较到了“量化”的程度，要拿秤来，一斤一两算清楚。这种量化管理的概念在中国企业界大为不够。沈南鹏认为，斤斤计较所体现出的严谨与西方社会严格的契约精神有相通之处，而“契约精神是商业社会最根本的基础”。若没有量化的数字和契约的约束，一切都可能只是“忽悠”；而“当你忽悠别人的时候，你自己都被自己忽悠了”。

　　携程和E龙的竞争算得上典型案例。在2000年公司成立之初，身处媒体中心北京的E龙在知名度上远远优于携程。当时携程创始人之间经历过一场是否“迁都”北京的争执，但结论是：做旅游服务，是赢在服务质量，媒介宣传只在其次；北京有更优的媒介优势，但“细腻的上海”显然比“粗犷的北京”有更强的服务意识。正是在此后5年长跑中，携程大搞360度考评、平衡计分卡、六西格码等精细化管理，并培养了一大群认可如此模式的服务团队，今天在销售额、市值、以及品牌认知度上都远远抛开E龙。公认的说法是：E龙擅造势，携程善做事。

　　其三，以互联网为首的新经济模式开始把西方风险投资以及由其支撑的创新体制引入中国。这令上海人如鱼得水。风险投资的本质即是由第三方资本为创新买单，为创新者承担风险。这种体制天然的最大受益者，就是那些“不愿承担风险、总要留有后路”的上海人。“胆小鬼”江南春曾经在第一期投资未能产生预期效果而打算偃旗息鼓，他决不会把自己剩下的钱再投入进去做一次赌博。此时，忽然想到“为什么不用别人的钱来帮我赌博”的江南春求助于风险投资，结果如愿以偿。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本土有两股具有巨大势能的资源：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积聚起来的“行政”力量，以及拥有13亿人口、广袤土地及其自然资源的“物质”能量。以江浙为代表的草根民企紧紧抓住后者而成就了“中国制造”，而大型央企以及金融、地产企业通过紧紧依附于“行政”力量而成就了中石油、中国银行等“世界500强”和一系列资源型大企业。而在新千年，借道互联网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及其背后的西方金融力量成为“第三股”具有巨大能量的资源，抓住这一股的，正是最与国际接轨的“上海派”。

　　风险投资对创新的强烈渴求也令上海人受益。沈南鹏比较说，在中心城市的企业本来就比例如江浙的制造类企业更能创新；在北京，关系是商场里的生存之道，但在上海，纯粹的商业竞争才是市场主调，这就逼迫上海企业要在模式创新上下更多工夫。有人曾经发问江南春，“若在创立分众之初遇到的对手不是上海的虞峰而是北京企业家，他能调动更强大的资源、更愿放手一搏，你还会赢吗？”

　　“关键在于为什么偏偏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对手。”江南春回答说：“这是一个在很多人看来不会取得巨大成功的独特模式，正因为此，才在早期规避掉很多竞争。北方企业家习惯大刀阔斧，他们能看中的更多是地产或金融，他们那种凶悍的特性更容易在这些行业施展。对于在一个缝隙市场求生存、一个需要非常精细化计算的行业，这不符合人家的哲学。”

　　再以新经济企业为例，北京以媒体为主，不论新浪、搜狐还是百度，都以广告为基本营收手段，这同北京作为媒介中心有关；广东以产品为主，网易和腾讯皆以技术见长，通过把邮箱、即时通信、游戏等具体产品做强做透，而后谋扩展。上海则既不像北京局限于网络媒体，其创新企业囊括互联网、广告分销、旅游服务和酒店连锁等诸多领域，也不似广东专注于产品，而以模式创新见长。无论盛大、携程还是分众、如家，都在围绕一个平台的搭建，寻求模式上的突破。

　　盛大和网易的竞争堪称经典。2001年，陈天桥和丁磊几乎同时看准网络游戏，但前者选择“先市场后产品”，而后者走上“先产品后市场”的道路。网易当即斥资买下研发团队广州天下，接下来3年一直潜心开发网游产品；而盛大立即引入韩国游戏，通过直达网吧、搭建零售渠道而立即占有市场，从而快速奠定霸主地位。而当2005年网易通过强大的产品研发后来居上时，盛大再一次创新模式。其一，将网游的主营模式由“卖门票”转向“提供增值服务”；其二，实施家庭战略，极力将网游由网吧推向家庭。虽然胜负难料，但两者之间思维之迥异由此可见。

　　最后，如江南春所言，海派文化中包含着更多小资情调，强调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因而上海人能以更轻松和理性的心态看待工作和事业。这使得受过良好教育、喜欢闲适生活、规避波动风险的上海人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中层；而在比如“人人都想创业”的北京，企业中层不稳、人才频繁流失。这在企业竞争由以往靠“英明领袖一人之力”逐渐过渡到中层群体和体系、流程的较量的现在，上海企业更具优势。季琦就更喜欢上海员工，“能干好活，回家就陪老婆哄孩子，不想其它事”。从多年的管理经历里，孙坚也得出上海人更适合担任中高层的结论。

　　如此的平和心态也使创始人更能理性的看待自己和企业的关系。在创始人情节尤其强烈的中国，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独独在上海接连发生。携程创立不过6年，季琦和沈南鹏两位创始人皆相继离开；如家创立不过3年，创始人季琦又把CEO的位置让给职业经理人孙坚，自己再度创业；分众并购聚众、江南春虞峰言和，更被称为“中国民营商业史上第一次老大跟老二的合并”，由此缔造出一个行业垄断；前不久，同样是上海人的陈晓也把永乐卖给业内老大国美，家电连锁业立时格局大变。

　　“把自己的公司交给别人管理、甚至卖给竞争对手，都说只有上海人才干得出”，季琦说：“这表明人变得更加理智，怎么对公司有利怎么做。竞争层面从单打独斗上升到群殴，这种思路跟西方的东西也越来越近。”

　　接下来的故事，讲的是这几个上海男人如何理解他们的“缺点”并且创业成功的。

　　老一辈企业家新上海企业家

　　核心素质眼光、胆魄、个人英雄管理能力、执行能力、团队精神

　　对于风险敢冒险、抓大方向；谨慎、精于计算；

　　更多的激情更多的理性

　　起始资金原始积累、银行贷款风险投资

　　个人特点学历低、草根型；高学历，知识型；

　　综合素质、政治智慧职业素质、单纯

　　创业时间40岁事业起步30岁创业

　　学习方式实践出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学习出真知，模仿榜样

　　事业与生活事业第一事业与家庭并重，享受生活

　　产品方式不断提高品质，追求更好找出差异性，追求更新

　　think betterthink difference

　　企业路径贸易-制造-创新-品牌-产业一开始就借助资本力量，把创新、

　　整合-资本平台，一步步进阶品牌、产业整合等方式同步融合

　　成就顶极企业20年，周期长5年，周期短

　　所需的时间

　　类别资源型、机会型、投机型创新型、管理型

　　企业发展注重已有的积累，跟随资源的流向跟随市场，主动配置资源

　　环境Made in chinaConsuming in china

　　个人与企业的关系创始人一直带领企业一定阶段让位于职业经理人

　　借重的资源国家资源西方资本

　　资料来源：《中国企业家》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盛大

　　创立于1999年，主营网络游戏业务，2005年居行业第一，2006年第二。2004年海外上市，目前市值11亿美元，高峰市值曾达35亿美元。2006上半年营收7.5亿人民币。

　　分众

　　创立于2002年，主营业务楼宇联播广告。行业第一，几乎处于垄断地位。2005年海外上市，目前市值32亿美元，高峰市值37亿美元。2006上半年营收6.7亿人民币。

　　携程

　　创立于1999年，主营在线旅游服务，行业地位第一，且绝对领先。2003年海外上市，目前市值15亿美元。2006上半年营收3.7亿人民币。

　　如家

　　创立于2002年，主营业务为酒店连锁，行业第一，绝对领先。预计2006底前海外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