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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尤努斯面对面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12日 11:15 21世纪经济报道

  我不会像世行那样“扶贫” 中国乡村银行需要吸收存款

  特约记者 罗绮萍 孟加拉达卡报道

  因为航班误点,到达达卡国际机场时已是晚上10时许,外面一直下着雨。站在黑暗的停车场等候接车,我很快就被一个约10岁的小乞丐盯上了。他无力地举着小手等待着我的施舍,瘦小的面庞只有一对无神的大眼睛。我避开了他的目光。

  我知道,我不能给他钱,因为一点钱只能解决他今天的温饱,明天他会继续挨饿;我悄悄把雨伞移近他的小小身子,虽然我知道,五分钟后我走了,他又会继续淋雨。

  这一刻我想到尤努斯教授(Prof. Muhammad Yunus),30年前,他处身比今天更为贫穷的孟加拉,因为无法忍受看到制作竹凳的赤贫村妇受到中间人的盘剥,自己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赤贫的村妇,由此开展了无抵押小额贷款事业,并于1983年正式成立格莱珉银行(即乡村银行,格莱珉——孟加拉语)。

  今天,定位于“穷人银行”的格莱珉银行,以保持了九年的盈利记录成为兼顾公益与效率的标杆。而依靠无抵押小额贷款,格莱珉银行639万个借款人中有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经成功脱离了贫穷线。通过格莱珉信托公司,格莱珉银行还将其模式复制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目前格莱珉信托已在中国开展了16个项目,向5.35万人提供了共16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304万元)的贷款。

  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在五个省份开展了小额贷款试点项目。中国可以从格莱珉银行学到什么?今年8月,记者在格莱珉银行总部专访了尤努斯教授。

  应允许中国乡村银行吸收存款

  《21世纪》:你创办的无抵押小额贷款事业很有意义,持续了30年。你认为自己有什么还未做到?

  尤努斯:我对银行的发展感到高兴。当时我一点也没想到日后它会成长为一个遍布全国的银行网络。我只是看到一小群人的问题,很想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今天我们累计贷款总额是2810亿塔卡(折合人民币322亿元),目前贷款余额是317亿塔卡(折合人民币36亿元),今年我们预计全年会新增贷款540亿塔卡(折合人民币62亿元),贷款当中63%来自借款者本身的存款。格莱珉能够自力更生,不需要寻找外来的资金。

  我们累计借款给639万名借款人,当中96%是女性,在她们的努力之下,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经成功脱离了贫穷线。我希望余下的42%也在今后的十年内脱离贫困,这是我们在2015年的目标。这实在令人兴奋,我们也希望格莱珉的经验能扩展到全球各地,包括中国。

  《21世纪》:格莱珉是否可以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推广?有报道说你们会在印度建立分行?

  尤努斯:那不是格莱珉银行的分行,而是格莱珉信托的一个分支机构。格莱珉银行与格莱珉信托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机构,后者会接受捐款,然后扮演批发商的角色,用BOT(创建、营运、转移)的方法,把格莱珉的经验带到全球去。

  在印度,格莱珉信托投入了一些钱,但由于印度的外汇管制不能汇出,这笔钱渐渐大了,便需要在印度设置分支机构,管理这些资金。

  在中国,完全可以采用类似的批发模式,甚至成立一家乡村银行,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容许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同时接受存款,只要将贷款与存款的比例限制在50%以内,便能防范存款公司倒闭的风险。我很高兴10月份会到北京去,届时可以与中国的专家深入研究如何在中国复制格莱珉模式。

  《21世纪》:在中国,仍然有很多人对格莱珉模式抱有疑虑,无抵押贷款给穷人?他们会跑掉的,不会还贷的。你认为孟加拉人与中国人的特质有不同吗?

  尤努斯:借了钱跑掉?跑到哪里?这只是城市人的想法。农村的人都在这里长大,人们不可能逃离他们的家园。即使有人消失了,他的家还在这里,母亲还在这里。

  我们的职员曾经在收到款项后遇到村民抢劫,奇怪的是,在24小时内,那人一定被抓获。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发达的缉捕系统,而是村里的人都知道我们干的是好事,劫匪的家人很快找上分行来道歉,并代表他们的孩子交还款项。

  我们对穷人信任,他们就不会辜负我们,还会帮助村里其它人不要辜负我们。

  孟加拉有75%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但我相信中国人、孟加拉人或者印度人没有区别。人也许有贪婪的特质。但这个社会和媒体很少发现和强调人们的另一部分特质:我们不断实践帮助人,人们的善良特质便会显露,这跟宗教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格莱珉模式在全世界都可以成功,包括在美国及欧洲,我们的试验都很成功。

  不认同世行的工作方式

  《21世纪》: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家机构一直从事小额贷款的工作,但你们从来不接受这些国际机构资助,为什么?

  尤努斯:因为我们不认同这些国际机构的工作方式。我们拿了他们的钱,他们便将他们的方式强加在我们身上,强加在穷人身上。

  例如我一直反对所谓技能培训,穷人都有谋生技能,他们缺的只是一点点小额资本,国际机构把钱都花在这些无用的东西上,有些穷人是因为训练课程有补贴才来上课,有些穷人,特别是那些文盲更会被吓怕。

  再有一点是这些国际机构的行政费用都很惊人,真正用到穷人身上的钱少得可怜。

  《21世纪》:经过30年,你有什么遗憾呢?

  尤努斯:如果说有遗憾的就是IT。用IT去消除贫穷,比如我们做的“电话女士”计划。通过这个计划借钱给农村妇女买手机,她们租用给村里的人,成了一门生意。农村的穷人可以用上手机,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商业讯息,协助他们谋生。

  但穷人现在仍未能用上互联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不识字的穷人用上互联网?下一步我要向IT界推广这个想法,我今年12月即将到香港出席国际电信联盟(ITU)的会议,我会邀请全球的IT业界合力做好这件事。

  《21世纪》:你这些年来参与创办了20多家企业,例如电话、纺织和渔业公司,你称之为社会企业,能否谈谈这个概念?

  尤努斯:资本主义一直被解释得过于狭隘了,人们以为企业就只是赚钱的企业,成立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利润。企业也可以有其它的用途,可以是造福人群的企业。这些企业可以自负盈亏,但主要目的不是盈利,而是在医疗、教育、环保等各方面有贡献的。

  我建议各国的交易所可以设立一个社会企业板块,投资者购买这些公司的

股票,不是为了股价增长或者收到股利,而是认同这家公司的成立目的,帮助指定群体。

  投资社会企业较捐助慈善机构更具效益,因为上市公司一切操作都具透明度,有会计师核数,不用花一大笔钱去监察善款用途,这些钱便可以最大比例地用于真正的穷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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