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尤努斯面对面

　　我不会像世行那样“扶贫” 中国乡村银行需要吸收存款

　　特约记者 罗绮萍 孟加拉达卡报道

　　因为航班误点，到达达卡国际机场时已是晚上10时许，外面一直下着雨。站在黑暗的停车场等候接车，我很快就被一个约10岁的小乞丐盯上了。他无力地举着小手等待着我的施舍，瘦小的面庞只有一对无神的大眼睛。我避开了他的目光。

　　我知道，我不能给他钱，因为一点钱只能解决他今天的温饱，明天他会继续挨饿；我悄悄把雨伞移近他的小小身子，虽然我知道，五分钟后我走了，他又会继续淋雨。

　　这一刻我想到尤努斯教授(Prof. Muhammad Yunus)，30年前，他处身比今天更为贫穷的孟加拉，因为无法忍受看到制作竹凳的赤贫村妇受到中间人的盘剥，自己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赤贫的村妇，由此开展了无抵押小额贷款事业，并于1983年正式成立格莱珉银行(即乡村银行，格莱珉——孟加拉语)。

　　今天，定位于“穷人银行”的格莱珉银行，以保持了九年的盈利记录成为兼顾公益与效率的标杆。而依靠无抵押小额贷款，格莱珉银行639万个借款人中有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经成功脱离了贫穷线。通过格莱珉信托公司，格莱珉银行还将其模式复制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目前格莱珉信托已在中国开展了16个项目，向5.35万人提供了共16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304万元)的贷款。

　　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在五个省份开展了小额贷款试点项目。中国可以从格莱珉银行学到什么？今年8月，记者在格莱珉银行总部专访了尤努斯教授。

　　应允许中国乡村银行吸收存款

　　《21世纪》：你创办的无抵押小额贷款事业很有意义，持续了30年。你认为自己有什么还未做到？

　　尤努斯：我对银行的发展感到高兴。当时我一点也没想到日后它会成长为一个遍布全国的银行网络。我只是看到一小群人的问题，很想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今天我们累计贷款总额是2810亿塔卡(折合人民币322亿元)，目前贷款余额是317亿塔卡(折合人民币36亿元)，今年我们预计全年会新增贷款540亿塔卡(折合人民币62亿元)，贷款当中63%来自借款者本身的存款。格莱珉能够自力更生，不需要寻找外来的资金。

　　我们累计借款给639万名借款人，当中96%是女性，在她们的努力之下，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经成功脱离了贫穷线。我希望余下的42%也在今后的十年内脱离贫困，这是我们在2015年的目标。这实在令人兴奋，我们也希望格莱珉的经验能扩展到全球各地，包括中国。

　　《21世纪》：格莱珉是否可以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推广？有报道说你们会在印度建立分行？

　　尤努斯：那不是格莱珉银行的分行，而是格莱珉信托的一个分支机构。格莱珉银行与格莱珉信托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机构，后者会接受捐款，然后扮演批发商的角色，用BOT(创建、营运、转移)的方法，把格莱珉的经验带到全球去。

　　在印度，格莱珉信托投入了一些钱，但由于印度的外汇管制不能汇出，这笔钱渐渐大了，便需要在印度设置分支机构，管理这些资金。

　　在中国，完全可以采用类似的批发模式，甚至成立一家乡村银行，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容许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同时接受存款，只要将贷款与存款的比例限制在50%以内，便能防范存款公司倒闭的风险。我很高兴10月份会到北京去，届时可以与中国的专家深入研究如何在中国复制格莱珉模式。

　　《21世纪》：在中国，仍然有很多人对格莱珉模式抱有疑虑，无抵押贷款给穷人？他们会跑掉的，不会还贷的。你认为孟加拉人与中国人的特质有不同吗？

　　尤努斯：借了钱跑掉？跑到哪里？这只是城市人的想法。农村的人都在这里长大，人们不可能逃离他们的家园。即使有人消失了，他的家还在这里，母亲还在这里。

　　我们的职员曾经在收到款项后遇到村民抢劫，奇怪的是，在24小时内，那人一定被抓获。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发达的缉捕系统，而是村里的人都知道我们干的是好事，劫匪的家人很快找上分行来道歉，并代表他们的孩子交还款项。

　　我们对穷人信任，他们就不会辜负我们，还会帮助村里其它人不要辜负我们。

　　孟加拉有75%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但我相信中国人、孟加拉人或者印度人没有区别。人也许有贪婪的特质。但这个社会和媒体很少发现和强调人们的另一部分特质：我们不断实践帮助人，人们的善良特质便会显露，这跟宗教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格莱珉模式在全世界都可以成功，包括在美国及欧洲，我们的试验都很成功。

　　不认同世行的工作方式

　　《21世纪》：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家机构一直从事小额贷款的工作，但你们从来不接受这些国际机构资助，为什么？

　　尤努斯：因为我们不认同这些国际机构的工作方式。我们拿了他们的钱，他们便将他们的方式强加在我们身上，强加在穷人身上。

　　例如我一直反对所谓技能培训，穷人都有谋生技能，他们缺的只是一点点小额资本，国际机构把钱都花在这些无用的东西上，有些穷人是因为训练课程有补贴才来上课，有些穷人，特别是那些文盲更会被吓怕。

　　再有一点是这些国际机构的行政费用都很惊人，真正用到穷人身上的钱少得可怜。

　　《21世纪》：经过30年，你有什么遗憾呢？

　　尤努斯：如果说有遗憾的就是IT。用IT去消除贫穷，比如我们做的“电话女士”计划。通过这个计划借钱给农村妇女买手机，她们租用给村里的人，成了一门生意。农村的穷人可以用上手机，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商业讯息，协助他们谋生。

　　但穷人现在仍未能用上互联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不识字的穷人用上互联网？下一步我要向IT界推广这个想法，我今年12月即将到香港出席国际电信联盟(ITU)的会议，我会邀请全球的IT业界合力做好这件事。

　　《21世纪》：你这些年来参与创办了20多家企业，例如电话、纺织和渔业公司，你称之为社会企业，能否谈谈这个概念？

　　尤努斯：资本主义一直被解释得过于狭隘了，人们以为企业就只是赚钱的企业，成立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利润。企业也可以有其它的用途，可以是造福人群的企业。这些企业可以自负盈亏，但主要目的不是盈利，而是在医疗、教育、环保等各方面有贡献的。

　　我建议各国的交易所可以设立一个社会企业板块，投资者购买这些公司的

　　投资社会企业较捐助慈善机构更具效益，因为上市公司一切操作都具透明度，有会计师核数，不用花一大笔钱去监察善款用途，这些钱便可以最大比例地用于真正的穷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