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商人格格不入

　　文/吴晓波

　　必须承认，我与一些人总是格格不入，这些人有很多的别称：老板、经理、总裁是他们常用的名字，比较时髦的叫法有CEO、董事局主席等。

　　这16年来，我一直跟这些人厮混在一起，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无法让自己跟他们心脉相连。在第一年当记者的时候，我给一家企业写了篇报道，老板大方地对我说：“从现在起，你所有的出租车票都可以来我这里报销。”我至今记得他那副诚恳而慷慨的神情。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遇到过一句话“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我原来以为它讲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职业观，到后来我才知道它的正确性。

　　这些年来，我目睹了太多的金色传奇，它们的诞生如《纳尼亚传奇》里的狮王降临，光芒万丈让人不敢逼视。现在，它们有的已沉没在历史的海底，有的还在镁光灯下不倦地起舞。过去的经验，让今天的我总是心怀叵测，当一个被包装得无比光鲜的商业故事出现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我不相信”。我总是想求证那些违反了自然规律的“灵异现象”定有它不可告人或未被揭示出来的一面。要命的是，在很多时候，我的预感往往不可救药地变成事实，但它又一次次地让我陷入失望。常年以来，这种“不健康”的心态使得我跟他们总是格格不入。

　　我参加过无数的论坛、演讲，每当我坐在他们中间或旁边的时候，总是会浑身的不自在，特别是听到他们喋喋不休地阔谈社会责任和公共道德时，我就会发生不良的生理反应。有一次，我在上海主持一场“峰会”，一位开发商与一位政府官员为了“房价到底该如何走向才对上海市民有利”，争得面红耳赤。我忍不住在中间插话说：“你们不说，我倒还挺清楚，你们越说，我是越糊涂了。”这是鲁迅先生讲过的话，他们一定没有听说过，所以两人都很不爽的样子。我也没有办法，我实在是忍不住，对于那些利益集团以改革发展、全民福祉为名义而大肆进行的攫取行为，我总是难以遏制自己的厌恶。我无法阻止他们，但我总可以与他们格格不入吧。

　　我从来不否认这是一个“企业家的年代”，1987年，伟大的彼得·德鲁克就是这样预言的。商业正在成为改变世界的最重要的力量，在如今的欧洲思想界，一本《当企业购并国家》的书籍正受到关注，作者在思考“如何抵抗跨国公司对公共利益的侵略”时，给出的惟一建议是发挥非官方组织和公民的力量。比如，WTO在香港开会的时候，跑到会场外面去绝食或扔臭鸡蛋；或者，动用绿色和平组织或工会的力量开展形形色色、带有娱乐色彩的示威游行等等。这样的“解决方案”听上去非常的乏力，更让我感觉我的这份格格不入可能是一个普遍的“思想病”。

　　在过去的很多个时刻，我都差一点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真是一种很难抵抗的诱惑。我们的国家和家族，都无一例外地贫困了一百年，当财富游戏的轮回终于到了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很难真正地置身度外。我必须承认我出卖过自己，这是原始积累的一部分，否则我无法在今天可以躲进资料室里不愁吃喝地写那本没有任何资助、也没有预支稿费的《中国企业史》。但我始终知道自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缺乏某种天赋，更致命的是，缺乏投身金钱游戏时的那份难以言表的快感。有一次，我向一位已经拥有10亿元身价的企业家朋友提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你已经有那么多的钱，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下去？”他说：“我想要挑战自己，我想知道到底我这辈子能够赚到多少钱。”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有“理想主义气质”的回答，金钱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个人奋斗的目标，它符合“一个人总是要有点理想的”这条最高指示，不过从我的价值观来说，我总是与这些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