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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

我在美国当经理连载之一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31日 15:47 《商界》杂志

  编者按:石青松先生,美籍华人,美国商业管理博士,现住俄克拉荷马州。

  石先生曾在国内的旅游和进出口企业从事管理工作,1980年代留学美国;1990~1997年在沃尔玛工作,先后担任商场总经理,总公司国际采购部业务主管;1995年回中国深圳,主管第一家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的开业工作;与此同时,担任中国内贸部顾问,并应邀巡回国内为中国企业家举行各种形式的领导才能培训班;1997年回美,应邀在美国第二大连锁企业目标公司担任商场总经理。目前,石先生就职于“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公司”——鲁斯公司,任商场总经理。

  和其他海外学者不同的是,石先生17年来一直在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从事第一线的管理。透过他的作品,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经理人在美国社会的成长全记录,还有幸得以透视世界上最优质企业的内部运营,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实务,其方法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适用性。

  《我在美国当经理》系列管理书籍,将从不同的角度描述石先生在美国公司修身成长、管理进步的亲历体验。从本期开始,本刊经授权独家连载该书的精华篇章。全书将于明年五月经商界传媒编辑出版,敬请关注。

  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的我,不再意识到我的邻居朋友是行为怪异的美国人而我是外国人,不再认为我的员工和我有着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交流上的差异,不再感觉到我的祖国是在遥远的他乡而我只是这里的过客……

  我是怎样做到的?或者说,美国人是怎样做到的?

  亲历“种族歧视”

  □文/石青松

  当华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谈论的话题常常离不开种族歧视。大家争论的焦点是:中国人究竟受到多大的歧视,与黑人和墨西哥人相比,谁受到的歧视更多,更严重。

  每到这样的场合,我就是最不受朋友们喜欢的人。因为我总是顽固地认为,在美国没有他们所描述的那种令人寸步难行的种族歧视。

  在我看来,歧视无处不在,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着他人与自己的差异。而大多数时候我们所谓的歧视,就是对这种差异以及由此导致冲突之后的一种极端认识。我滔滔不绝地说:如果我们身在美国,不能流利地掌握英语,不能和美国人进行坦诚地交流,我们就难免受到歧视;如果我们带着根深蒂固的不良生活习惯,做一些让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就很可能受到歧视;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和美国人公平竞争,整天背着沉重的“种族歧视”的十字架并以此为借口,我们就必然受到种族歧视。事实上,给我们头顶戴上“种族歧视”紧箍咒的往往不是美国人,而恰恰是我们自己。

  我的观点令大家难以忍受,但那是我真实的生活体验。

  我受到的第一次“歧视”

  我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新泽西州的一家沃尔玛商场,职位是商场副总经理培训生。按惯例,三个月后我将成为一个商场的副总经理——这个职位将把一个穷学生推到美国社会的小康阶层,收入相当于美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我当时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一个星期过去后,商场总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关起门来,突然显得吞吞吐吐起来。他用十分难以启齿的表情对我说,整个商场的员工很高兴公司来了一位中国人,他们欢迎我的到来,也很尊敬我。但是,我必须注意生活上的一些行为,因为员工对我有意见。他举出以下例子:我每天都从家里带饭到公司里去吃,在休息室的微波炉一加热后,中国菜独特的大蒜和生姜的味道充满了整个休息室,让有些员工不得不离开;我吃完饭后,用水嗽口,并把水吐到休息室的池子里,让所有员工觉得恶心,他们再不用这水池了;我吃面条时,吃一口后把面条咬断,让它从口中再掉到碗里去,让员工难以接受;而且,我将整个碗端起来放在嘴边,旁若无人地“嚯嚯”地大声吃起来,显得粗鲁……他说着说着,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红着脸恼羞成怒。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美国人对我的歧视”,我想,一个中国人要想当上美国人的经理,是多么的艰难。

  那个星期天我去了教堂。面对美国牧师,我毫无保留地将公司员工对我的意见全讲了出来。

  牧师跪在我的面前,紧握我的双手,示意我们闭上眼睛做祈祷。他祈祷上帝去启发公司员工的心,让他们能够接受生活习惯不同的我;同时,他祈祷上帝开阔我的胸怀,去公正地评价员工对我的批评。然后,他和我谈了很久,真诚地告诉我,员工的意见是对的,我不应该把它看成是种族歧视,而只是文化背景的不同,生活习惯和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我既然生活在美国,就应该入乡随俗。他说,美国人不在公共场所嗽口,那是只在自己家中洗盥间的隐私;美国人吃面条时,将面条挽在叉子上,然后全部放在口里,不让断面从口中掉下;美国人吃西瓜时,先把籽掏出来再吃,从来不从口中吐籽出来……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想了很多,就像牧师说的那样,如果公司歧视我,就不会从众多的竞争者中挑选了我这个带着口音的中国人。我记得当时那位黑人地区经理帕尔告诉我被聘用时的激动表情。他告诉我:我是他迄今为止招聘的唯一中国人,也是他所知道的整个沃尔玛公司唯一的中国经理。他还说,他就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带有不同文化背景、来自不同国度的人参加沃尔玛这个大家庭。

  从此,我开始细致地观察美国人的言谈举止,开始彻底地将自己“西方化”。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那是在沃尔玛工作了一年后,我被提升为商场总经理。那位黑人地区经理帕尔依然是我的上司。他在电话会议上说,因为天气变热,要求我们把汤类食品陈列在商场入口处,让更多的顾客购买。在英语里,“汤”(soup)和“肥皂”(soap)的发音特别相似,我以为因为天气热,洗澡的多了,所以要把肥皂放到入口处。于是,我要主管肥皂区的经理将商场出售的上百种不同品牌的、固体的和液体的、洗头的和洗身的,全陈列到商场入口处。

  在下一次的电话会议上,帕尔念出各个商场汤类食品成倍增长的销售业绩,而惟独我们商场的汤类食品销售依然如旧。不过奇怪的是,他发现我们商场的肥皂类商品增长了四倍,于是好奇地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又一次地体会到了“身为老外”的感受,只得乖乖地承认,我误听了一个单词。但帕尔在电话里捧腹大笑,立即决定下一个星期,所有商场把肥皂类商品搬到商场前面去,但我们商场当然是把汤类商品换到前面去。

  后来帕尔对我说,如果他自己去中国生活,肯定会闹出同样的笑话。他的表情善意而亲切,丝毫看不出歧视的影子。

  加入美国国籍

  十二年前的一天,我成了美国公民,是在一家阿肯色州的法院里。当时,法院为我们这一批人组织了各种庆祝活动:有二战时的残疾军人给我们讲述他们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有海陆空仪仗队表演升旗仪式;当一位歌唱家演唱美国国歌的时候,墙上有荧光屏放着美国人前仆后继,为自由而献身的历史画面。最后,我们举起了右手,对着美国国旗宣誓。

  仪式完毕,人们开始离去,可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激情澎湃、热泪盈眶。

  说实话,我当时并不是因为成为美国公民而激动。而是连我自己都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种复杂的情感。在仪式进行的整个上午,我的思绪像一匹奔驰的野马,跑到了很远很远……

  我想起了去世前的母亲,拉着我的手,是那么地放心不下: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考上大学,去当城里人。

  我也想起了父亲肺结核发病的那年,我上大学一年级。如果我当时有50美元,就完全可以挽救父亲的生命。可我太无能为力了,眼睁睁地看到贫穷从我年轻的生命中,夺走了又一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

  我也想起了我大学的白头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的话:“你们知道吗,四个农民的血汗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你们要时刻记住你的祖国对你们的培养。”

  ……

  如果我的父母还活着,如果他们能出现在今天的现场,他们会是高兴还是悲伤?如果我的白头校长知道了今天的一切,他是会愤怒地向我讨还四个农民的血汗钱呢,还是会为我感到自豪?

  第二天回到沃尔玛总部的办公室里,我听到一位同事在广播里广播了我成为美国公民的消息。我一下子成名了,总部的CEO、国际部的总裁等人都到我办公室道贺,近四千名沃尔玛总部的员工,似乎全都认识了我,不停地向我祝贺……我又一次深深地感觉到美国人对我的真诚接纳。

  很快,公司为我办了美国护照,我像其他美国同事一样,开始能够畅通无阻地到世界各地采购商品。记得1995年我回深圳出差,和我一起的七位美国员工在经过罗湖海关的时候,尽管他们的行李比我要多,但都没有经过检查就被放行了,而我被扣了下来。我的员工们在外面发现我丢失了,急忙赶回来找我。海关人员问我:你是他们的导游?我说:不,他们是我的员工。并亮出了我的美国护照。那位小姐顿时变得和蔼可亲,连忙给我赔礼道歉,并帮我关上还没来得及检查的行李。

  上车后,美国员工问为什么就我一人被检查?在他们眼中,我是中国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更容易与中国人沟通。我不想贬低我的同胞,所以我告诉他们,是抽查,今天正好碰到了我。

  孩子将我与美国的社会拉近

  我的孩子们生在美国,吃牛肉和面包长大,讲着不带中国口音的纯正英语,他们甚至连自己的中文名字都不认识,更理直气壮地认为,美国就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只是一个遥远的、有很多亲戚的国家。

  今年六月,我把全家带回中国。尽管我的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已搬到县城里,不再住在我们长大的村庄,我依然把孩子们带回我长大的地方。保存好每一间泥土瓦房是我对我哥哥的一贯请求,因为我要让它成为我们家庭的博物馆,让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在这里接受我们的家史教育。我从内心深深地体会到,这项使命会一代比一代艰难,因为我和太太已经做好了迎接未来的洋媳妇和洋女婿的思想准备。

  从家乡回县城的车子里,我对孩子们用中文说:“等爸爸去世后,你们要把爸爸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到这里和爷爷奶奶安葬在一起。死后,我想好好陪陪他们。”大女儿石明立即用英语对我说:“爸爸,那怎么行,在你去世的纪念日和生日时,我们怎样去看望你的墓地,怎样去给你献花呢?”二儿子石周接上来说:“那我们死后也想和我们的爸爸妈妈躺在一块,我们的孩子不可能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呀?”

  我被孩子们的问题给难倒了。是啊,我们这辈人的大脑里刻下了太多太多过去的记忆,我们和这里的人,活着的,离去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怎么能理解爸爸的人生呢?在他们的心中,美国就是生他们养他们的国家,就像中国对我们这代人一样。如果对他们太苛求,是否太自私了?我在力求他们理解我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去竭力理解他们?于是,我对我的孩子们说:“那就把我的骨灰分成两半,一半埋在美国,一半陪伴着我的父母。”

  一次不经意路过女儿石明的学校,想进去看看,不料被值勤人员拦住,她说:现在正是宣誓时间,不能入校。等我见到石明时,问她今天为什么宣誓,她说不只是今天,而是每天都要宣誓。我问她宣什么誓,为什么要宣誓。她就一本正经地给我默读出宣誓词,并说:“宣誓是为了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我看见她那真诚的样子,真有点哭笑不得。

  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我的“香蕉型”的孩子们(皮肤是黄色的中国人,但皮下是白色的美国人),把我们这一代人与美国拉得更近了。

  来自黑人上司的激励

  15年前,只管10家沃尔玛商场的地区经理帕尔,今天已经是沃尔玛公司副总裁,管理美国东北部所有的沃尔玛商场。他当年是我的好上司,他现在是我的好朋友。他有一句名言:用你的行动,证明藐视你的人错了。他说:作为黑人,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得到和白人同样的报酬。他曾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5岁的他和爸爸一起在一条高速公路旁的厕所边停下,他从车上跳下来,迅速跑进一间男厕所。可一个白人一掌将他推到厕所外面,大声吼道:你这个小黑鬼,怎么跑到白人的厕所来了!他爸爸赶到了,把他带上了旁边一个很脏的黑人厕所。他离开那个黑人厕所前,告诉爸爸,自己要把厕所彻底清洗一遍,让它比白人的厕所更干净。他的爸爸很赞同儿子的观点,帮着他在厕所打扫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曾在一起探讨当今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他说: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肯定存在。作为一个黑人,要自信、自勉、自强,要用自己的言行,向白人和美国社会证明,我们和白人一样对社会有价值。

  有一次,他来看我的商场,到了午饭时,我们决定乘他的车到一家餐厅。来到车前,却发现轮胎已被割破,并用钥匙在他的车上画了“KKK”(代表一个痛恨黑人的白人极端组织)。我非常气愤:“这太不像话了,我要去报警!”帕尔十分冷静地说:“没有必要了。重要的,不是追究别人对你做了什么,而是集中精力做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一贯勇敢果断、敢做敢为的帕尔,竟说出这样让我吃惊的话来。

  如果说美国人对我有歧视的话,和帕尔所经历的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了。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帕尔时刻激励着我,他的话时刻回响在我的耳边,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待种族歧视的态度应该也是:自信、自勉和自强!

  我们的美国“父母”

  认识罗姆兹夫妇是在1995年的感恩节,一个好朋友的家宴上,我们坐同一张桌子。

  当时,我在中国主管沃尔玛第一家店的开业工作,只在感恩节时才回美国与好朋友相聚。罗姆兹夫妇从事房地产和首饰品经营,对我在中国的工作很感兴趣,我们谈得很投机。那晚下着瓢泼大雨,离开朋友家前,我给宾馆打电话询问前往的路线。当他们得知路途很远时,就诚恳地邀请我在他们家暂住一夜,我答应了。

  第二天中午,我提出给他们做一顿正宗的中国餐,他们欣然同意。然后他们告诉我,我的菜是他们吃过的最美味的中国餐。我很高兴,表示以后回美国,再来给他们做中国餐。

  以后的日子里,我每次回美国时,都要和太太一起去看他们,给他们带去中国的刺绣和工艺品,并每次都做中国餐。后来我知道,他们没有孩子。丈夫卡克一直忙着自己的生意,妻子谢蕊28岁时就得了严重的糖尿病。慢慢地,他们开始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们。

  完成了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的开业和培训工作后,我决定回美国了。那天,飞机由于天气原因,一直晚点到第二天早晨三点钟。可一到机场的出口,我们就惊奇地发现他们激动的面容。他们把我们全家拉到他们家,我们的房间已布置一新,孩子的房间已装饰得可爱极了,冰箱里装满了各种蔬菜、水果和方便食品,为我们准备的车已停放在停车场……

  他们很忙,经常外出。而住在家里十分有限的日子里,他们把全部时间花在我的女儿身上,教她说话,教她唱歌,教她走路,教她跳舞……曾空旷孤寂几十年的房子里,一下子充满了欢歌笑语,洋溢着蓬勃生机。

  为了不打扰他们太久,一个月后,我们提出要搬出去住。但他们执意盛情挽留。我们只好再住下来。三个月后,我们的房子买好了,这次,他们只好放行。但他们看到新房的家具还未购买,就送来了床和衣柜、餐桌餐椅、沙发等所需要的全部家具和厨房用品,并买来衣服把房中的三个陈列间全部挂满。

  冬天,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寒潮。那天早上,谢蕊敲着我的门,给我太太送来了一件大衣。下午,她又来到我的家,给我太太送了一件皮衣。晚上,她和卡克同时出现在我们的家里,说在商场发现了一件更漂亮的大衣,于是又买下了。

  从此,每到女儿生日时,他们就在家举行生日聚会,邀请很多好朋友来参加,给女儿买来很多衣服和玩具,还特意请摄影师录像……连我自己,对女儿受到的宠爱都有点感到嫉妒了。后来儿子出世了,我们用他们的姓当儿子的英文名:罗姆兹;小女儿出生了,我们取了谢蕊作为她的英文名。

  1999年的母亲节到了,我们给谢蕊买了鲜花,并特意给她做了中国餐。在呈递给她的礼物时,我在卡片上写了一首祝福母亲的英文诗送给她。

  那年的冬季,公司要把我调到休士顿,一个距她们家八百公里外的城市。飞机场里向他们道最后一声别离时,我看到他们夫妻俩抱在了一起,谢蕊泣不成声,卡克也擦着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流泪。

  2004年的圣诞节,我们像每年那样在他们家度过。圣诞节的早上,他们把我们叫到楼下打开停车场,一辆崭新的白色的丰田面包车被彩灯装饰着,上面写着:“圣诞节快乐”。我和太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卡克和谢蕊上前来给我们一个拥抱,将两圈钥匙递到我们的手中。“要试开一下吗?”卡克慈祥地问道。

  我告诉他们,他们一年前还送了我们一辆车,为什么又要送一辆。谢蕊笑着说:上次的车是送给儿子的,这次是送给孙子们的。

  每年夏天,他们都要把我们的孩子们送到美国最好的夏令营。因为那里很远,为了让孩子们坐了飞机后不再转长途汽车,他们就亲自到机场将孩子们送到夏令营的地方。我曾告诉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你一天的夏令营的费用,超过了爸爸长到你这年龄的所有费用的总和。”

  我们和罗姆兹夫妇的友谊,酿出了一个似乎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它让我明白:人与人之间,只要真心对待,就会碰撞出真情火花,而这种火花可以融化一切,包括肤色、语言、习惯……

  大多数时候,种族歧视是一种心态,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就是对我们有歧视,然后把这种心态转化为一种自卑、自弃,并将自己防卫起来,这样,美国人只能被迫来歧视我们。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把这种不良心态,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从小就“夹着尾巴做人”,他们也就永远摆脱不了种族歧视的阴影。

  幸运的是,我走出了这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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