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经理连载之一

　　编者按：石青松先生，美籍华人，美国商业管理博士，现住俄克拉荷马州。

　　石先生曾在国内的旅游和进出口企业从事管理工作，1980年代留学美国；1990～1997年在沃尔玛工作，先后担任商场总经理，总公司国际采购部业务主管；1995年回中国深圳，主管第一家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的开业工作；与此同时，担任中国内贸部顾问，并应邀巡回国内为中国企业家举行各种形式的领导才能培训班；1997年回美，应邀在美国第二大连锁企业目标公司担任商场总经理。目前，石先生就职于“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公司”——鲁斯公司，任商场总经理。

　　和其他海外学者不同的是，石先生17年来一直在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从事第一线的管理。透过他的作品，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经理人在美国社会的成长全记录，还有幸得以透视世界上最优质企业的内部运营，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实务，其方法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适用性。

　　《我在美国当经理》系列管理书籍，将从不同的角度描述石先生在美国公司修身成长、管理进步的亲历体验。从本期开始，本刊经授权独家连载该书的精华篇章。全书将于明年五月经商界传媒编辑出版，敬请关注。

　　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的我，不再意识到我的邻居朋友是行为怪异的美国人而我是外国人，不再认为我的员工和我有着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交流上的差异，不再感觉到我的祖国是在遥远的他乡而我只是这里的过客……

　　我是怎样做到的？或者说，美国人是怎样做到的？

　　亲历“种族歧视”

　　□文/石青松

　　当华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谈论的话题常常离不开种族歧视。大家争论的焦点是：中国人究竟受到多大的歧视，与黑人和墨西哥人相比，谁受到的歧视更多，更严重。

　　每到这样的场合，我就是最不受朋友们喜欢的人。因为我总是顽固地认为，在美国没有他们所描述的那种令人寸步难行的种族歧视。

　　在我看来，歧视无处不在，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着他人与自己的差异。而大多数时候我们所谓的歧视，就是对这种差异以及由此导致冲突之后的一种极端认识。我滔滔不绝地说：如果我们身在美国，不能流利地掌握英语，不能和美国人进行坦诚地交流，我们就难免受到歧视；如果我们带着根深蒂固的不良生活习惯，做一些让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就很可能受到歧视；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和美国人公平竞争，整天背着沉重的“种族歧视”的十字架并以此为借口，我们就必然受到种族歧视。事实上，给我们头顶戴上“种族歧视”紧箍咒的往往不是美国人，而恰恰是我们自己。

　　我的观点令大家难以忍受，但那是我真实的生活体验。

　　我受到的第一次“歧视”

　　我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新泽西州的一家沃尔玛商场，职位是商场副总经理培训生。按惯例，三个月后我将成为一个商场的副总经理——这个职位将把一个穷学生推到美国社会的小康阶层，收入相当于美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我当时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一个星期过去后，商场总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关起门来，突然显得吞吞吐吐起来。他用十分难以启齿的表情对我说，整个商场的员工很高兴公司来了一位中国人，他们欢迎我的到来，也很尊敬我。但是，我必须注意生活上的一些行为，因为员工对我有意见。他举出以下例子：我每天都从家里带饭到公司里去吃，在休息室的微波炉一加热后，中国菜独特的大蒜和生姜的味道充满了整个休息室，让有些员工不得不离开；我吃完饭后，用水嗽口，并把水吐到休息室的池子里，让所有员工觉得恶心，他们再不用这水池了；我吃面条时，吃一口后把面条咬断，让它从口中再掉到碗里去，让员工难以接受；而且，我将整个碗端起来放在嘴边，旁若无人地“嚯嚯”地大声吃起来，显得粗鲁……他说着说着，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红着脸恼羞成怒。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美国人对我的歧视”，我想，一个中国人要想当上美国人的经理，是多么的艰难。

　　那个星期天我去了教堂。面对美国牧师，我毫无保留地将公司员工对我的意见全讲了出来。

　　牧师跪在我的面前，紧握我的双手，示意我们闭上眼睛做祈祷。他祈祷上帝去启发公司员工的心，让他们能够接受生活习惯不同的我；同时，他祈祷上帝开阔我的胸怀，去公正地评价员工对我的批评。然后，他和我谈了很久，真诚地告诉我，员工的意见是对的，我不应该把它看成是种族歧视，而只是文化背景的不同，生活习惯和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我既然生活在美国，就应该入乡随俗。他说，美国人不在公共场所嗽口，那是只在自己家中洗盥间的隐私；美国人吃面条时，将面条挽在叉子上，然后全部放在口里，不让断面从口中掉下；美国人吃西瓜时，先把籽掏出来再吃，从来不从口中吐籽出来……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想了很多，就像牧师说的那样，如果公司歧视我，就不会从众多的竞争者中挑选了我这个带着口音的中国人。我记得当时那位黑人地区经理帕尔告诉我被聘用时的激动表情。他告诉我：我是他迄今为止招聘的唯一中国人，也是他所知道的整个沃尔玛公司唯一的中国经理。他还说，他就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带有不同文化背景、来自不同国度的人参加沃尔玛这个大家庭。

　　从此，我开始细致地观察美国人的言谈举止，开始彻底地将自己“西方化”。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那是在沃尔玛工作了一年后，我被提升为商场总经理。那位黑人地区经理帕尔依然是我的上司。他在电话会议上说，因为天气变热，要求我们把汤类食品陈列在商场入口处，让更多的顾客购买。在英语里，“汤”(soup)和“肥皂”(soap)的发音特别相似，我以为因为天气热，洗澡的多了，所以要把肥皂放到入口处。于是，我要主管肥皂区的经理将商场出售的上百种不同品牌的、固体的和液体的、洗头的和洗身的，全陈列到商场入口处。

　　在下一次的电话会议上，帕尔念出各个商场汤类食品成倍增长的销售业绩，而惟独我们商场的汤类食品销售依然如旧。不过奇怪的是，他发现我们商场的肥皂类商品增长了四倍，于是好奇地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又一次地体会到了“身为老外”的感受，只得乖乖地承认，我误听了一个单词。但帕尔在电话里捧腹大笑，立即决定下一个星期，所有商场把肥皂类商品搬到商场前面去，但我们商场当然是把汤类商品换到前面去。

　　后来帕尔对我说，如果他自己去中国生活，肯定会闹出同样的笑话。他的表情善意而亲切，丝毫看不出歧视的影子。

　　加入美国国籍

　　十二年前的一天，我成了美国公民，是在一家阿肯色州的法院里。当时，法院为我们这一批人组织了各种庆祝活动：有二战时的残疾军人给我们讲述他们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有海陆空仪仗队表演升旗仪式；当一位歌唱家演唱美国国歌的时候，墙上有荧光屏放着美国人前仆后继，为自由而献身的历史画面。最后，我们举起了右手，对着美国国旗宣誓。

　　仪式完毕，人们开始离去，可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激情澎湃、热泪盈眶。

　　说实话，我当时并不是因为成为美国公民而激动。而是连我自己都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种复杂的情感。在仪式进行的整个上午，我的思绪像一匹奔驰的野马，跑到了很远很远……

　　我想起了去世前的母亲，拉着我的手，是那么地放心不下：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考上大学，去当城里人。

　　我也想起了父亲肺结核发病的那年，我上大学一年级。如果我当时有50美元，就完全可以挽救父亲的生命。可我太无能为力了，眼睁睁地看到贫穷从我年轻的生命中，夺走了又一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

　　我也想起了我大学的白头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的话：“你们知道吗，四个农民的血汗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你们要时刻记住你的祖国对你们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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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的父母还活着，如果他们能出现在今天的现场，他们会是高兴还是悲伤？如果我的白头校长知道了今天的一切，他是会愤怒地向我讨还四个农民的血汗钱呢，还是会为我感到自豪？

　　第二天回到沃尔玛总部的办公室里，我听到一位同事在广播里广播了我成为美国公民的消息。我一下子成名了，总部的CEO、国际部的总裁等人都到我办公室道贺，近四千名沃尔玛总部的员工，似乎全都认识了我，不停地向我祝贺……我又一次深深地感觉到美国人对我的真诚接纳。

　　很快，公司为我办了美国护照，我像其他美国同事一样，开始能够畅通无阻地到世界各地采购商品。记得1995年我回深圳出差，和我一起的七位美国员工在经过罗湖海关的时候，尽管他们的行李比我要多，但都没有经过检查就被放行了，而我被扣了下来。我的员工们在外面发现我丢失了，急忙赶回来找我。海关人员问我：你是他们的导游？我说：不，他们是我的员工。并亮出了我的美国护照。那位小姐顿时变得和蔼可亲，连忙给我赔礼道歉，并帮我关上还没来得及检查的行李。

　　上车后，美国员工问为什么就我一人被检查？在他们眼中，我是中国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更容易与中国人沟通。我不想贬低我的同胞，所以我告诉他们，是抽查，今天正好碰到了我。

　　孩子将我与美国的社会拉近

　　我的孩子们生在美国，吃牛肉和面包长大，讲着不带中国口音的纯正英语，他们甚至连自己的中文名字都不认识，更理直气壮地认为，美国就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只是一个遥远的、有很多亲戚的国家。

　　今年六月，我把全家带回中国。尽管我的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已搬到县城里，不再住在我们长大的村庄，我依然把孩子们带回我长大的地方。保存好每一间泥土瓦房是我对我哥哥的一贯请求，因为我要让它成为我们家庭的博物馆，让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在这里接受我们的家史教育。我从内心深深地体会到，这项使命会一代比一代艰难，因为我和太太已经做好了迎接未来的洋媳妇和洋女婿的思想准备。

　　从家乡回县城的车子里，我对孩子们用中文说：“等爸爸去世后，你们要把爸爸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到这里和爷爷奶奶安葬在一起。死后，我想好好陪陪他们。”大女儿石明立即用英语对我说：“爸爸，那怎么行，在你去世的纪念日和生日时，我们怎样去看望你的墓地，怎样去给你献花呢？”二儿子石周接上来说：“那我们死后也想和我们的爸爸妈妈躺在一块，我们的孩子不可能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呀？”

　　我被孩子们的问题给难倒了。是啊，我们这辈人的大脑里刻下了太多太多过去的记忆，我们和这里的人，活着的，离去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怎么能理解爸爸的人生呢？在他们的心中，美国就是生他们养他们的国家，就像中国对我们这代人一样。如果对他们太苛求，是否太自私了？我在力求他们理解我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去竭力理解他们？于是，我对我的孩子们说：“那就把我的骨灰分成两半，一半埋在美国，一半陪伴着我的父母。”

　　一次不经意路过女儿石明的学校，想进去看看，不料被值勤人员拦住，她说：现在正是宣誓时间，不能入校。等我见到石明时，问她今天为什么宣誓，她说不只是今天，而是每天都要宣誓。我问她宣什么誓，为什么要宣誓。她就一本正经地给我默读出宣誓词，并说：“宣誓是为了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我看见她那真诚的样子，真有点哭笑不得。

　　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我的“香蕉型”的孩子们(皮肤是黄色的中国人，但皮下是白色的美国人)，把我们这一代人与美国拉得更近了。

　　来自黑人上司的激励

　　15年前，只管10家沃尔玛商场的地区经理帕尔，今天已经是沃尔玛公司副总裁，管理美国东北部所有的沃尔玛商场。他当年是我的好上司，他现在是我的好朋友。他有一句名言：用你的行动，证明藐视你的人错了。他说：作为黑人，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得到和白人同样的报酬。他曾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5岁的他和爸爸一起在一条高速公路旁的厕所边停下，他从车上跳下来，迅速跑进一间男厕所。可一个白人一掌将他推到厕所外面，大声吼道：你这个小黑鬼，怎么跑到白人的厕所来了！他爸爸赶到了，把他带上了旁边一个很脏的黑人厕所。他离开那个黑人厕所前，告诉爸爸，自己要把厕所彻底清洗一遍，让它比白人的厕所更干净。他的爸爸很赞同儿子的观点，帮着他在厕所打扫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曾在一起探讨当今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他说：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肯定存在。作为一个黑人，要自信、自勉、自强，要用自己的言行，向白人和美国社会证明，我们和白人一样对社会有价值。

　　有一次，他来看我的商场，到了午饭时，我们决定乘他的车到一家餐厅。来到车前，却发现轮胎已被割破，并用钥匙在他的车上画了“KKK”(代表一个痛恨黑人的白人极端组织)。我非常气愤：“这太不像话了，我要去报警！”帕尔十分冷静地说：“没有必要了。重要的，不是追究别人对你做了什么，而是集中精力做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一贯勇敢果断、敢做敢为的帕尔，竟说出这样让我吃惊的话来。

　　如果说美国人对我有歧视的话，和帕尔所经历的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了。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帕尔时刻激励着我，他的话时刻回响在我的耳边，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待种族歧视的态度应该也是：自信、自勉和自强！

　　我们的美国“父母”

　　认识罗姆兹夫妇是在1995年的感恩节，一个好朋友的家宴上，我们坐同一张桌子。

　　当时，我在中国主管沃尔玛第一家店的开业工作，只在感恩节时才回美国与好朋友相聚。罗姆兹夫妇从事房地产和首饰品经营，对我在中国的工作很感兴趣，我们谈得很投机。那晚下着瓢泼大雨，离开朋友家前，我给宾馆打电话询问前往的路线。当他们得知路途很远时，就诚恳地邀请我在他们家暂住一夜，我答应了。

　　第二天中午，我提出给他们做一顿正宗的中国餐，他们欣然同意。然后他们告诉我，我的菜是他们吃过的最美味的中国餐。我很高兴，表示以后回美国，再来给他们做中国餐。

　　以后的日子里，我每次回美国时，都要和太太一起去看他们，给他们带去中国的刺绣和工艺品，并每次都做中国餐。后来我知道，他们没有孩子。丈夫卡克一直忙着自己的生意，妻子谢蕊28岁时就得了严重的糖尿病。慢慢地，他们开始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们。

　　完成了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的开业和培训工作后，我决定回美国了。那天，飞机由于天气原因，一直晚点到第二天早晨三点钟。可一到机场的出口，我们就惊奇地发现他们激动的面容。他们把我们全家拉到他们家，我们的房间已布置一新，孩子的房间已装饰得可爱极了，冰箱里装满了各种蔬菜、水果和方便食品，为我们准备的车已停放在停车场……

　　他们很忙，经常外出。而住在家里十分有限的日子里，他们把全部时间花在我的女儿身上，教她说话，教她唱歌，教她走路，教她跳舞……曾空旷孤寂几十年的房子里，一下子充满了欢歌笑语，洋溢着蓬勃生机。

　　为了不打扰他们太久，一个月后，我们提出要搬出去住。但他们执意盛情挽留。我们只好再住下来。三个月后，我们的房子买好了，这次，他们只好放行。但他们看到新房的家具还未购买，就送来了床和衣柜、餐桌餐椅、沙发等所需要的全部家具和厨房用品，并买来衣服把房中的三个陈列间全部挂满。

　　冬天，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寒潮。那天早上，谢蕊敲着我的门，给我太太送来了一件大衣。下午，她又来到我的家，给我太太送了一件皮衣。晚上，她和卡克同时出现在我们的家里，说在商场发现了一件更漂亮的大衣，于是又买下了。

　　从此，每到女儿生日时，他们就在家举行生日聚会，邀请很多好朋友来参加，给女儿买来很多衣服和玩具，还特意请摄影师录像……连我自己，对女儿受到的宠爱都有点感到嫉妒了。后来儿子出世了，我们用他们的姓当儿子的英文名：罗姆兹；小女儿出生了，我们取了谢蕊作为她的英文名。

　　1999年的母亲节到了，我们给谢蕊买了鲜花，并特意给她做了中国餐。在呈递给她的礼物时，我在卡片上写了一首祝福母亲的英文诗送给她。

　　那年的冬季，公司要把我调到休士顿，一个距她们家八百公里外的城市。飞机场里向他们道最后一声别离时，我看到他们夫妻俩抱在了一起，谢蕊泣不成声，卡克也擦着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流泪。

　　2004年的圣诞节，我们像每年那样在他们家度过。圣诞节的早上，他们把我们叫到楼下打开停车场，一辆崭新的白色的丰田面包车被彩灯装饰着，上面写着：“圣诞节快乐”。我和太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卡克和谢蕊上前来给我们一个拥抱，将两圈钥匙递到我们的手中。“要试开一下吗？”卡克慈祥地问道。

　　我告诉他们，他们一年前还送了我们一辆车，为什么又要送一辆。谢蕊笑着说：上次的车是送给儿子的，这次是送给孙子们的。

　　每年夏天，他们都要把我们的孩子们送到美国最好的夏令营。因为那里很远，为了让孩子们坐了飞机后不再转长途汽车，他们就亲自到机场将孩子们送到夏令营的地方。我曾告诉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你一天的夏令营的费用，超过了爸爸长到你这年龄的所有费用的总和。”

　　我们和罗姆兹夫妇的友谊，酿出了一个似乎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它让我明白：人与人之间，只要真心对待，就会碰撞出真情火花，而这种火花可以融化一切，包括肤色、语言、习惯……

　　大多数时候，种族歧视是一种心态，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就是对我们有歧视，然后把这种心态转化为一种自卑、自弃，并将自己防卫起来，这样，美国人只能被迫来歧视我们。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把这种不良心态，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从小就“夹着尾巴做人”，他们也就永远摆脱不了种族歧视的阴影。

　　幸运的是，我走出了这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