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宝之痛

　　吴晓波

　　邓韶深、邓绍深、邓米高，这是同一个人。中国最大电器企业的缔造者、著名的外逃犯、落寞的职业经理人，这也是同一个人。

　　现在很少有人记得他了，这个南方老人至今躲在历史的迷雾背后，心有不甘。他是中国企业史上第一个因产权创新而出局的牺牲者。

　　1983年，邓韶深承包广州市二轻机修厂。当时那是一个只有100人的亏损小厂，他从日本松下引进了国内第一条冰箱生产线，开始生产万宝牌冰箱。由于起步最早，邓的工厂迅速崛起，万宝冰箱一度占有全国冰箱40%的市场占有率，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到1988年，万宝冰箱产能规模超过100万台，年总产值10多亿元，名列中国电子电器100强之首，全国所有企业综合实力排名的第41位。而此时，张瑞敏的青岛海尔才达到20万台的规模。

　　万宝在产权上属于广州市二轻系统，是一家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参照行政体系的级别序列中，邓韶深是一个小小的“副处级干部”。在快速成长后，邓希望在资本上对企业进行改造。于是，在他的四处奔波下，1988年初，国家体改委将之列为全国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四大试点集团之一，北京有关部门开始直接参与万宝的发展战略与产权改革事宜。矛盾就在这种变革中悄然萌芽。

　　在万宝冰箱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广州市二轻系统先就把一大堆“烂

苹果”一股脑儿地往邓韶深身上推，万宝组建集团，先后吃下24家亏损的中小工厂，这些久转不动的企业日日消耗万宝的利润和邓韶深的精力。

　　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的争斗日渐激烈，上级指派下来的党委书记与邓韶深不和，两人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各有己见，前者无条件听令主管部门的指挥，而邓则有自己的一盘棋。他后来也承认，“当时万宝的很多规划及具体的经营决策，直接来自中央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这给地方政府的感觉就是邓韶深已经尾大不掉。”

　　尾大于体终归有掉的一天。

　　从表面上看，万宝的悲剧是因产销失衡而造成的。1988年，北京开始“物价闯关”，全国物价如脱缰野马般乱奔，从6月开始，全国通胀加速，广东跟国内所有地方一样出现抢购潮，在万宝厂门口等冰箱的车队从生产车间一直排到了厂门外很远的马路上。为稳定民心，上级部门找到邓韶深，命令他尽快拿出3万台冰箱投放广州市场，以平抑日日见涨的家电物价。邓韶深一方面下令车间三班轮产，日夜加班制造，同时又从其他地方紧急调拨冰箱，以解广州之急。

　　不料，到1989年初，因为闯关失败，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家电商品顿时陷入滞销。邓韶深向上级紧急报告，称仓库已经爆棚，流动资金严重积压，万宝需要停产整顿、检修设备和消化库存。而上面则严斥他“影响领导决策”，要求万宝继续生产，“以备万一”。就这样，数亿元资金积压，现金链迅速断裂。

　　当上面也发现情况不妙之时，他们又认定这是邓销售不力所致，在党委书记的决策下，企业改变原来的销售方式，由之前的销售公司统一经营，改为集团内部的冰箱制造厂“分级销售”，于是，销售体系和批零价格大乱。各地的经销商乘机大量吃货却不付款，万宝在短短时间内出现将近8亿元的呆坏账。1989年秋天，心灰意冷的邓韶深不辞而别，远赴加拿大闭门不回。就这样，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第一个家电巨子——万宝电器一蹶不振。

　　万宝的殒落，看上去是经营不善所致，而其内在的矛盾纠葛无一不与体制有关。承包制所能激发的创造力在企业崛起之后就迅速地消退了，当邓韶深想在产权清晰化的道路上继续有所动作时，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动作——跳过现有的产权所有人，以改革试点为名，谋求更高行政部门支持，他刚迈出第一步，就立即遭遇致命狙击。在中国企业史上，邓式命运并非孤例。

　　邓韶深不辞而别，在当年被定性为“出逃”。新华社记者顾万明曾经撰写长文对此案进行报道，从他披露的材料看，对邓的指控都是一些猜测性的，如万宝先后引进3条冰箱生产线，耗资6000万元，公司员工对此怀疑说，“按国外惯例，买方至少有5%-10%的佣金，邓韶深为何不拿回来交公司呢？”此外，还传言邓与新加坡的一位袁老板关系不同寻常、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等等。

　　邓韶深“出逃”，在华南企业界引起过一阵不小的骚动，很多人都认定他是东窗事败，卷款潜逃，几乎没有人从体制角度思考这起事件，十年后，跟他同一代的企业家，如

健力宝的李经纬和科龙的潘宁，都无一例外地落入了同样的命运陷阱。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声誉扫地的“出逃贪污犯”五年后，又堂而皇之地回到了国内，他改名为邓米高，在广东一带再次创业。他先在从化县开办一家空调厂，三年后，因一笔3000万元的货款被骗，邓米高倾家荡产。工厂清盘后，已年届60岁的他受聘到惠州乐华空调公司出任总经理，又两年，因与董事会“磨合不了”，再转到威力电器公司，负责空调项目的产销。在威力被科龙收购后，他又参与了深宝空调的经营，这家企业后来也数度易主。

　　2002年，邓米高在威力公司任上接受记者采访，谈及万宝当年事，已是满额皱纹的邓称，“那时说我出逃卷走几千万资金，后来

审计结果出来了，我是清白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那家曾睨视天下的万宝电器已沦落成不值一提的二流工厂。

　　1988年可以被看成是这样的一个年份：在此之前，中国民间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意识的，它们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免于饥饿，而在此之后，对资产的追求成为了新的主题。那些先觉者开始把目光放得更远，他们思考企业的归属与命运。产权意识的苏醒，意味着从计划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开始了资本人格上的独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一过程中，成败往往转头空。

　　同样在广东，另一位与邓韶深经历相似的企业家是王石。万科当时的上级母公司是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在经营决策权上，王石一直与之摩擦不断。王要搞股份制，要公司上市，深特发却坚决不同意，时任董事长曾对他说，“你就是孙悟空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不过，王石后来得到了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的支持，万科的股改方案顺利通过，并成为第一批在深交所上市的公众公司。商业作家王安在《股爷请上座》一书中感慨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么死去，要么免费。”

　　事实是，万宝“死去”，万科“免费”。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