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献给向文波

　　他可能是中国本土企业中第一个打出“经济爱国主义”旗帜的商人。他应该不是最后一个

　　众石@文

　　自从向文波在他的BLOG里向“徐工并购案”打响第一枪，我就暗自在心里为这个湖南人准备了一朵大红花——这位三一重工的执行总裁，一个纯粹的生意人，能够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对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发出了恰当而有效的声音——你不得不佩服他的聪明和睿智。

　　其实，有关警惕外资并购本土优质企业的话题，去年就多次见诸报端。今年两会期间，原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还就此问题提出过政协议案，直指跨国集团对中国公司图谋不轨。但狼烟四起之时却未见一兵一卒，趁着人们都在这儿空对空扯淡的时刻，真正的外资并购者正在大踏步的攻城掠地，片刻也没有停顿。益阳人向文波的出现，犹如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使得波谲云诡的徐工并购案被当头棒喝。而且，这个生意人以他特有的精明一把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国企贱卖！

　　当年，香港教书匠郎咸平也是从这里入手的。从他大喊一声之后，曾经流行一度的国企改制MBO成了过街老鼠。如今，向文波一声断喝，大众顿时将目光移向新的敌人——跨国公司和跨国财团。这个时机不早不晚，恰好发生在民间舆论在“郎顾之争”两年之后陷入寂寞期，正在积蓄和寻找下一个热点，而国家决策层也正开始全面反思工业发展战略，格外强调“自主”两个关键字的档口。

　　徐工集团受让给凯雷，其引发争议几乎是必然的。徐工是中国本土最优秀的机械工业装备大企业，在国内同行业中是名副其实的“老大”。而凯雷财团，是资产排名世界第六的私募股权基金，其投资目标多是各国军火、

能源、金融、电信等“命脉行业”。为什么中国的好企业非要卖给一个动机可疑的老外？就算是这个外国人钱包鼓鼓的，有的是绿票子，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把好企业留给咱自己人吗？这些问题，在某些经济理论家假想的一桩纯粹商业交易里，也许不是参考指标，而回到现实，它就自然成为任何一个可能没有半点商业常识的老百姓都要质疑的问题。况且，算了半天竟然是“贱卖”，这几乎和为人不耻的“卖国”行为都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向文波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点燃了网络世界所积蓄的热情！他说，“看到一些外国资本利用财务制度的漏洞、产权交易的不规范大肆收购中国企业，整合中国的市场资源，我感到心痛。”而他提出的方案则令人惊奇而兴奋：“三一重工是行业内最大的民营企业，体制上和徐工有互补性，可以帮助它完成改制的愿望。这是徐工最需要的东西。改制并不一定要借助美元完成，人民币也可以。”

　　许多看似复杂商业竞争，有时候往往要回归简单的常识。国与国的竞争，就是企业与企业间的竞争。正因如此，企业与企业的竞争，才深刻地烙印着国家主义的痕迹。中海油收购尤尼科被拒，联想电脑被美国政府打上可疑的标签，弹丸之国阿联酋的迪拜港口公司想收购美国的港口资源，也被视为敌意行为。面对这些事实，以自由贸易精神自居的美国人如何解释？而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奉为圭臬的

中国经济学家们，又怎么拿着经济理论圣经去给中国企业家布道呢？不久前，被学生罢课事件折腾得异常狼狈的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因为鼓吹“经济爱国主义”反而大大提升了支持率，他打出的这个漂亮旗帜的根本目标，就是给外国企业收购法国本土企业增加难度，甚至是全力阻止。由此，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对法国燃气公司的收购意向被终止了，而印度钢铁大亨米塔尔图谋并购法、卢森堡、西班牙三国联合掌控的阿塞洛钢铁公司的如意算盘，则被设置了层层障碍。

　　“经济爱国主义”深具历史传统。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是当时重商主义(经济保守主义)的伟大实践者。他率先实施了国家控制经济和国家干预工业发展的政策，并强调在国际贸易中严格遵循“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科尔贝缔造了法国早期资本主义的辉煌时期。而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正是贯彻了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李斯特的一系列“民族工业主义”的经济政策，比如运用国家力量保护本国产业和本国市场，并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才将落后的德意志引向强大。同样，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也积极提倡保护主义经济政策，从而给幼稚的美国工业以喘息和成长空间，而不是被先进国家(当时的英法)的工业产品一举摧垮。时光荏苒，这些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早期“发达史”渐渐被人遗忘，当下流行的商业教条是强者灌输给弱者的“全球化”思想，它的光环夺目而耀眼，但在面对杀到家门口的竞争者，即便是强国，也毫不犹豫地拽出了保护主义的利器。以“爱国主义”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所谓经济“全球化”理论不过是强者逻辑的一个美妙的包装而已。

　　而我们的湖南兄弟向文波，有他非常实际的想法：徐工和三一都是机械工业优质企业，徐工主打产品是起重机和压路机，三一是混凝土机械，不重叠还可以形成互补，双方合作后的整合效应，将有可能一举培育出中国机械行业的“

航空母舰”，并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这是一种朴素的商业竞争思路，虽然多少带者一些理想主义色彩，在一幅美好的产业蓝图召唤下，向文波开始打破禁忌，不再顾及礼尚往来的商业规则，他不得不说，从而把一个严肃的并购案弄成了一场个人博客的出场秀。

　　中国的商业传统中缺乏全球经济博弈的经验，因此容易被那些漂亮的理论所蛊惑。但真正面对残酷竞争的企业家们可以用常识进行判断。我认为，在“如何从国家战略上维护产业和经济安全”这个宏大的话题中，向文波的提议一针见血，最具现实意义也最具说服力。而更有意义的是，在这个“负责任的搅局者”一阵煽情之后，徐工并购案最终如何了结，一时间成为一个具有走向意义的信号，恐怕在中国经济和工业史上都将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之一。

　　向文波，他可能是中国本土企业界中第一个打出“经济爱国主义”旗帜的商人。他应该不是最后一个。为什么不给他佩戴一朵大红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