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ren Buffett & Bill Gates：从商道到人道

　　600亿美元，能做多少事情？

　　可以让疟疾不再困扰非洲大陆，让印度数百万失学少年重返校园，让全球千万白内障患者重获光明……

　　巴菲特和盖茨，这个星球最富有的两个人，以空前慷慨捐赠组成了令人瞠目的巨型慈善航母。

　　比起金钱所做的贡献，他们的慈善观在富人俱乐部中的影响更为深远。

　　他们曾用智慧改变商业世界，他们又计划用爱心改变全世界。

　　- 策划：廉洁 陆敏君 关筱毅

　　慈善业新浪潮

　　- 撰文：许知远

　　当第一握手第二

　　“在美国的超级富人中，看来只有沃伦·巴菲特，世界第二富有的人，仍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在赚钱之中……”今年2月份的《经济学人》这样批评。4个月后，巴菲特阔绰的出手却让全世界震惊。6月26日他宣布把自己个人资产的85%、价值370亿美元的股票投入到5家慈善基金会，其中5/6捐赠给首富比尔·盖茨设立的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另外四家分别是自己妻子和三个孩子名下的基金会。而盖茨则在之前的一个月宣布，他将把主要精力从微软公司转移到慈善基金会中，他“感到了一种深刻的召唤”。

　　“有史以来最为慷慨的慈善捐赠！”新闻界作出了一致的惊呼。作为巴菲特多年的朋友，盖茨也称此举“不可想象”。巴菲特的捐赠是过去10年中慈善业的一个里程碑，不仅由于捐赠数额本身，而且他对于捐赠款项使用方式的要求，也表明了在慈善业的新哲学正日益成熟：如何使慈善组织像商业组织一样高效率地运转。

　　巴菲特上世纪80年代就曾宣布不会给三个子女一分钱，他当初设想是把钱留给妻子苏珊做慈善事业，但未料到两年前苏珊先自己去世。这件事促成了他在生前主动选择自己信任的、专业运营的慈善机构，而且这个机构财力雄厚，不会随便出售他精心选择的股票，这恰恰也与他一生稳健的投资观十分契合。

　　盖茨基金于2000年1月成立，开始拥有240亿美元资产，由比尔·盖茨的父亲威廉·盖茨及帕蒂·斯通斯福管理，基金盈利作慈善用途。盖茨基金拥有250名员工以及众多各领域的顾问，坚持长期投资的原则，绝大部分长期投资于美国国内共同基金、企业证券和政府债券。扣除各项捐赠，盖茨基金目前资产为306亿美元，加上巴菲特这笔300亿美元的捐赠，更加如虎添翼。基金每一笔重大捐赠都由比尔·盖茨夫妇亲自拍板决定，从近年来的重大慈善活动来看，基金会出手阔绰，例如曾向纽约捐款5120万美元，用以建立67所面向少数族裔和低收入阶层子弟的中学；捐资1.68亿美元，帮助非洲国家防治疟疾；向博茨瓦纳捐资5000万美元，帮助那里防治艾滋病等等……

　　巴菲特坦言自己目前仍然享受赚钱的乐趣，无法像盖茨夫妇那样花费大量精力在慈善事业中，并享受整个过程。既然如此，又何不把钱交给他们？他也希望通过自己和盖茨的影响力，让富人们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金钱观和慈善观。

　　慈善新传统

　　1889年，安德鲁·卡内基的《财富的福音》创造了现代慈善业的基本准则与哲学。他相信如何管理日益积累的财富正成为社会的首要难题，他主张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有责任把自己创造的财富捐赠出去，他为美国兴建了大量的公共图书馆。 同为19世纪末的“强盗资本家”的约翰·洛克菲勒在1913年建立了洛克菲勒基金，在生前捐赠了5.4 亿美元，其中包括建立了芝加哥大学。

　　他们及其同代慈善家的捐赠是塑造20世纪美国主要力量之一，美国最重要的大学、研究机构、艺术机构，几乎都受惠于此。这种传统在20世纪继续延续下去。1947 年，亨利·福特把大部分的财富放进福特基金。半个多世纪之后，福特基金仍然在全球排名前三位，每年的捐赠额排第二位。1997年，CNN 的创始人泰德·特纳，捐赠出了他全部净资产的 1/3，大约 10 亿美元。同时他提出为什么世界上更多的巨富们不做慈善，这启发了比尔·盖茨，他走得更远，不但立下捐赠98%财产的遗嘱，而且准备将后半生的精力投入此项事业。

　　作为全球首富以及最慷慨的慈善家，比尔·盖茨开始代表一种新传统的出现。今日的互联网与计算机革命，经常被平行类比为19世纪后半叶的铁路革命与石油革命，而且这一次造就出更多的亿万富翁。新一代技术革命的领导人他们似乎比前几代更热心于慈善业。eBay的创始人Pierre Omidyar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Google的两位传奇创始人创建了Google.org，为世界难题寻找解决之道。对于慈善业的热情从这些技术公司的年轻领导人，也延续到美国各界，金融大鳄索罗斯早就明确表示，自己的遗产将捐给本国的公益机构和东欧的教育机构。好莱坞与唱片工业也不乏慈善事业领军人物，安吉莉娜·朱莉以及U2主唱Bono正成为他们中的代表。

　　“这正是慈善业演变过程中的历史时刻，只要有5%~10%的新富人更有想象力地使用捐赠，他们将在20年改变整个慈善业。”调查者凯瑟琳·福尔顿说。一些评论者相信，这种私人慈善行为正在成为“艾滋病、贫困与气候改变”等全球问题解决的最好希望，因为政府在这种全球性问题面前正表现得麻木、迟钝和束手无策。以盖茨基金为例，资助的对象主要包括4个领域：第一是改善全球健康状况，着手研究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癌症等疾病的治疗途径；第二是加大教育投资，减少因经济问题上不起大学的现象；第三是促进信息业的发展，着力扩大互联网的普及，让所有的人都能拥有获得信息技术的途径；第四是改善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现状，向当地社区和贫困家庭提供多种形式的捐助。

　　但是，如何运转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仍是管理世界面临的主要难题。我们习惯于商业世界的竞争性、透明性，对于慈善组织所持态度却消极得多，对于善行本身的嘉许往往超越了“金钱到底如何使用”的追问。大型公司的慈善基金的管理混乱，经常令人瞠目结舌。它被视作公共关系的延伸、公共形象的塑造，而不是迫切的需求。

　　新一代慈善家能改变这一现状吗？他们将自己对于市场的敏感、对于创造性的追求，转投入了慈善组织，的确可能创造一个不同的新世界，一些人已称他们为“风险慈善家”。

　　“让富人重新思考慈善事业”

　　捐赠370亿美元！巴菲特为何如此慷慨？又为何选择盖茨基金来帮助自己达成心愿？与巴菲特私交甚笃的《财富》记者Carol Loomis独家采访了他，让我们读到了股神独特的财产观和捐赠逻辑。

　　- 编译：圆圆

　　苏珊的心愿

　　问：您的计划令人吃惊，因为您并非热衷慈善之人，甚至还不时因没有捐赠受到外界指责。我们直接问好了：您没生病吧？

　　巴：完全没有。我身体很好，上次体检是在去年10月，医生说健康良好。

　　问：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您的捐赠计划与太太苏珊的去世有关吗？

　　巴：确实如此。苏珊比我小两岁，通常女性比男性更长寿，所以我们一直以为她将继承我的财产，然后再由她捐赠给社会。苏珊一直希望我尽快把钱捐出去，她一定会很乐意看到我这么做的。我认为对于快速累积财富的人来说，更适合关注20年之后的慈善事业；而对于累积财富相对缓慢的人而言，则更应该多关心当下的慈善事业。比如我，当年除了伯克希尔(Berkshire)的股份，我没多少钱—最多不到100万美元，年薪不过5万美元。所以，如果我40岁就开始大笔捐赠慈善，就得把股份卖出了。但我当时买进的时候，可不是为了马上售出的，那样也不可能积累现在这样的财富。

　　问：即使如此，您和苏珊还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成立了巴菲特基金，那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巴：我们1952年结婚，那时候我就告诉苏珊我会成为有钱人。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罢了。我天生就善于理财和投资，而且很幸运地，身边的人也一直帮助和支持我。然而当我每次告诉苏珊我会有钱的时候，她并不会很兴奋。她不是不在乎就是不相信我。不过当真的有了钱，我们对于该怎么使用这些钱的意见却完全一致，那就是回报给社会。我们非常同意卡内基的说法——从社会获取的巨大财富必将重归社会所有。可以肯定，苏珊和我从没有想过要把大笔钱财留给孩子。我们的孩子都很棒，而且当你的孩子已经拥有了所有的优越条件，例如成长的环境、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在家庭里能够学到的东西——那么再给他们留下很多钱就既不正确也不合理了。

　　问：那么就苏珊·巴菲特基金会有什么影响？

　　巴：这个基金会主席Allen Greenberg的工作已经非常出色，他将会努力继续下去，而且不只依靠苏珊的钱，也包括我的。如果我比苏珊先去世，而她已经在处理我们的财产的话，这个基金会规模会大得多。目前，这个基金会只有5名雇员，原本也期待着我的捐赠计划。直到我改变想法前，我一直觉得我会捐赠给这个基金会。

　　比尔更投入

　　问：是什么让您改变主意的呢？

　　巴：因为我意识到已经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基金会存在了——它不像巴菲特基金会需要经过很多现实的磨练才能成型，而且它会很妥善地使用我的捐赠，让它颇见成效。另一方面，多年以来我对比尔和梅林达都非常了解，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愉快，他们为基金会所做的工作令我非常钦佩。我听过他们对项目所做的陈述，而且一直以来也非常欣赏他们对这项工作所倾注的热情和精力。可以说，他们是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的。比尔阅读过成千上万页资料，只为能够跟进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传递援助的方法。梅林达经常和比尔一起，去世界各地了解工作的成效。对于世界上几十亿人来说，生活并非都很轻松，比尔与梅林达尽其所能地在帮助减少生活中的贫富差距现象。

　　问：您现在宣布这个决定，是否与比尔不久前宣布逐渐退出微软管理转于基金会有关？

　　巴：我意识到了两项决定的宣布时间很接近就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但实际上这两件事是毫不相关的。不管比尔是否宣布他的下一步动向，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决定。就算是他准备将在微软的所有工作进行到底，我也一样会做这样的决定。不过他准备投入更多时间到基金会的计划，对我而言是喜闻乐见的。

　　问：世界上第二富翁向第一富翁捐赠数亿资产，您会不会觉得听起来有点讽刺？

　　巴：你这种说法听起来倒很有趣。实际上我是通过他进行捐赠。重要的是，还有梅林达，我并不是把钱捐赠给他本人。

　　问：有人说盖茨基金会带有官僚政治色彩，而您最不喜欢的就是官僚作风。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巴：大部分的机构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一定的官僚作风，有些人说盖茨基金有官僚作风，那是因为他们重大的决议除了比尔和梅林达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做主。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我希望的正是由他们俩来对重要决策拿主意。

　　问：您即将加入盖茨基金董事会，是吗？

　　巴：我这么做主要是希望能偶尔提供一些建设性想法。不过，我觉得我没有比尔和梅林达那样能够成为慈善家的天分。慈善活动得到回馈的速度很缓慢，会对我造成困扰。我得与许多不想打交道的人打交道，听取很多我不爱听的意见。慈善事业实践过程还需要犯很多错，要让我自己去犯错的话，我就会觉得非常苦恼，让其他我相信的人去做就好多了。总的说来，比尔和梅林达的成功率比我的大。

　　慈善投资观

　　问：您做这项重大计划前与其他人讨论过吗？

　　巴：是的，我和我的孩子们、Allen Greenberg还有四个公司董事说过。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有些人起初也对这个计划颇有疑虑，不过，所有人最后都明白了我做这个决定的思维逻辑。接下来，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决定实施这个决定，尤其是我。坦白说，我有一点小小的希望，就是我所做的能够鼓励其他有钱人重新思考一下对于慈善事业的想法，他们可以不必一定要成立自己的基金会，而是可以观察一下周围或许有更能够妥善处理捐赠的机构。人们都是这样进行投资的——把钱交给自己觉得能做得更好的人进行投资。这样的想法也可以延伸到财产的管理上，好过在自己离世后才成立一个什么机构，然后留给一群生意上的朋友或是子女来支配慈善议程。我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什么疯狂之举，很值得快要离世的亿万富翁们借鉴。

　　问：对于伯克希尔公司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巴：不会有什么实质的改变。任何一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一直将伯克希尔公司保持在最好的状态。除了股票持有证明上的姓名会有所改动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会变。我一直明确表示过我会把股份捐赠给慈善事业，所以当我真这么做时，对股东而言也是预料之中。我很敬仰的一个慈善家Ted Turner曾经告诉我说，当他签下10亿美元的捐赠时，手有些发抖，我没有这样的情形。对我来说，这里面完全没有什么情感因素。

　　问：那收到您股份捐赠的基金会不是需要卖掉股票吗？

　　巴：某些情况下是的。苏珊·巴菲特基金会和儿童基金会收到捐赠之后都得很快卖出去，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资产，他们需要筹集能够发放出去的现金。而盖茨基金会有更多选择，他们有很多其他的资金，所以对于是否将股票换成现金有更大灵活性。

　　问：看来这项计划已成定局，这么说您将不会给您的家庭留下任何东西吗？

　　巴：我一直说的都是，我的家人不会得到我大笔的净资产。这并不是说他们什么都得不到。我的孩子们已经从我和苏珊这里拿到了一些钱，我依旧相信20年前的哲学——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应该留给他孩子们的是足够可以做任何事的钱，而不是足够任何事都不用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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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慈善业的幕后力量

　　“慈善”，不是凭良心的一时即兴，而是一项需要持久、健康、良性运作保证的长期事业。在蓬勃发展的慈善事业背后，活跃着各种不同起源、使命各异的力量，从企业到宗教团体，从民间组织到政府机构。他们对手中的资源进行再分配，让财富更高效地流向需求急切的地方，也同时实践着人类互助仁爱、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望。

　　公司慈善事业(代表：通用电气、强生、BP)

　　公司慈善事业是从19世纪末开始蓬勃发展的私人基金会发展而来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企业公民有权利，也有责任为建立一个和谐和稳定的社会作出应有贡献。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通过资助那些引起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关注的长期项目，如教育改革、艾滋病防治等，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例如成立于1953年的通用电气基金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帮助教育机构提高教育质量，目前每年通用电气在全球范围内的捐赠高达1.2亿美元。企业资助慈善事业，往往会同时考虑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当公司的慈善事业能够直接回馈社会时，就恰好达到了二者交叉点。例如制药公司的慈善关注健康、科技公司关注教育、石油公司关注环境、金融机构则往往和扶贫、教育靠在一起。

　　宗教慈善组织(代表：世界宣明会、国际奥比斯)

　　今天的基督教，像其他主要宗教一样，仍旧是社会服务的一支主要催化剂。由于基督教教义中的“普世”思想，教会的一些慈善方式如向信众募捐、举办慈善聚会、现场捐款等方式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慈善事业，成为其他形式慈善机构的重要先例。到了21世纪，部分基督教慈善团体仍然保留着较为浓厚的宗教传统和色彩，而某些慈善团体虽然有基督教的背景和服务精神，但是它们在某些特定领域内针对某些社会目标的运作已和宗教活动无关，如国际奥比斯、国际克里斯朵夫盲人协会等。宗教慈善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教会、个人支持者、公众筹款、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拨款。他们并不会像慈善基金那样把收入进行商业投资增值，而是设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管机制确保绝大部分年捐款收益直接用于慈善服务。

　　私人慈善基金(代表：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福特基金、约翰逊基金)

　　美国是私人慈善基金最活跃的地方，时至今日，全美国共有约65000家私人基金会。私人基金会通常靠创办人的初始捐款开始，以后的收入来源可以接受捐款，也可以根据基金会章程进行投资。如果投资管理有方，一段时间后该基金会的总资产会增长，因为投资收益的增长比例很可能高出每年必须花掉的5%。当然，资金管理不善或者股票市场缩水都可能导致某个基金会净资产的减少。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资产价值会增长。

　　根据美国法律，基金会要想保持免税待遇，每年用于慈善活动的开支不能少于上一年度其市值的5%。基金会每年一定比例的投资收入必须以拨款的形式分发出去。指定的理事会成员依照该基金会章程中确定的目标决定拨款的去向。在美国，私人基金经常拨款建歌剧院、艺术馆和博物馆，大学、图书馆和医院也十分依赖私人的捐款。而在今天的美国商业领袖中，这种慈善传统仍然强劲。新兴行业的成功者，如大卫·帕卡德(惠普电脑公司)、特德·特纳(创办了美国有线新闻网)和比尔·盖茨(微软公司)都捐款成立了几个主要的私人基金会。私人慈善基金会虽然冠以私人的名字，但就如同装在“玻璃口袋”中的公众财富，资金流向受到严格监管。

　　人道主义组织(代表：国际红十字会、乐施会)

　　这类组织大部分都诞生于战争，人类在危难中体现出的人道主义互助精神成为了组织创办的宗旨。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Henri Dunant)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推动了16个欧洲国家于1864年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承诺“允许医务工作者进入战场；允许医疗物品的供应；认可并尊重著名的白底红十字作为中立的象征”。他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发起的这项活动成为了国际红十字会运动的起源，也标志着人道主义机构独立于政府和教会之外而成立的新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在英国率先成立了紧急救助儿童基金(后来迅速发展成为救助儿童会国际联盟)。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英国公民成立了牛津救灾委员会，为希腊平民提供救助，并发展成了乐施会(Oxfam)，世界上最大的救助和发展网络之一。

　　政府慈善项目(代表：日本协力团、中国希望工程)

　　慈善事业，以其“民间”性质闻名于世。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都有政府参与慈善事业的机构和组织，推动社会慈善活动进行。从60年代起，日本政府已开始在本土实施志愿者服务活动，同时也向海外派遣志愿者，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智力、技术援助。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是日本政府开展海外志愿者服务这一项目的主要载体，是日本政府对外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并且在日本享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社会声誉。目前，美国、英国也有类似的海外援助计划。而在中国，“希望工程”也是十多年以来由政府推动的一项教育慈善计划，资助了大量的贫困失学少年儿童。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渐从大包大揽慈善事业的角色中淡出，在为民间慈善力量发展腾出更大空间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成熟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