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创投布道者王守仁：上窜下跳东奔西跑

　　“上窜下跳”，呼吁出台政策法规；“东奔西跑”，帮助建立基层组织

　　王守仁 本土创投布道者

　　文/本刊记者 邝新华

　　图/ 施彦斐

　　如果你不认识王守仁，那么你肯定不熟悉中国的创投业。对于中国的创投业，王守仁有点像传道士，从行业的启蒙、各地行业协会的建立，以及多家国内创投公司设立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王守仁的身影。

　　传道八字诀

　　中国的道士出世，喜欢隐居在深山老林，外国的道士入世，喜欢到处布道。在这点上，王守仁更接近老外。他不喜欢把自己封闭起来，希望更多地接触外面的世界。所以，他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外国读书，现在也留在外国工作了。今年62岁的他已经退休，专职做深圳创投同业公会秘书长。

　　本刊对王守仁的采访是在北京一个创投峰会上完成的。他穿着并不光鲜的衬衣，似乎要从衣着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海龟派创投以示区别。他走路跟年轻人一样快，身体硬朗，双目有神，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从建国初年就形成的民族自豪感让他处于一种激情状态，这种状态表现在他言谈举止的各个方面。王守仁能说，思路缜密，表达的内容逐层铺开，再深奥的道理到他口里也变得深入浅出，通俗化，大众化。多年的行政、企管、教师生涯及布道经历让这位老人的演讲能力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上窜下跳”、“东奔西跑”——这八字诀，是王守仁对这些年来自己生活状态的总结。

　　“上窜”是根据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以提供咨询的方式，向上游说政府各部门，以推动管理层对创投行业的重视及相关行业

政策法规的出台；“下跳”则指寻访各个地区的创投机构，开展免费咨询，同时为本土创投开拓项目源。

　　自从1994深圳市被科技部定为“创业投资示范基地”以来，王守仁就一直关注本土创投在国内的生存环境。为了避开上海金融中心的锋芒，深圳市将自己定位为中小企业板的中心。这种定位使得深圳一直成为本土创投成长的沃土，也为王守仁为本土创投布道提供了背景。1999年他参与国内最早的创投机构——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的建立，并成为其重要的智囊。深圳市经常出台全国领先的创投行业法规，特别是最近两年，全国创投政策放开，各种管理办法相继出台，王守仁都主动进行跟踪研究，并频繁奔波于北京和深圳之间，为推动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及落实鼓与呼。

　　相比于“上窜下跳”，“东奔西跑”是指在全国各地帮助成立创业投资公司和相关协会。王守仁奔跑的半径很大，“广东、湖南、湖北、山东、山西、陕西、辽宁、黑龙江、天津、四川、江浙”等，王守仁一口气数了十多个省市，每个城市都给王守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湖北及河南的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就是在王守仁的指导下设立的。但事情并非总那么顺利，也有让老王头疼的，其中湖南就是一个。由于省里相关部门间不够协调，湖南的创投行业组织迟迟无法落实。但即使这样，也丝毫没有减弱老王继续奔跑的劲头，他又在积极筹划着下一个项目。就在记者采访他的一个半小时内，王守仁接了四五个电话，其中三个涉及山西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

　　王守仁为什么会成为本土创投的布道者？

　　入道三转折

　　1984年初，当王守仁从北京的煤炭部来到深圳参与深圳大学筹建之时，那里还到处是一片工地。那一年，他已经40岁。用传统的说法，王守仁是放弃大城市的公务员，去支持边区建设。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王守仁回忆说，他当年去深圳有两个理由。其一，与家人多年两地分居可因此结束。王守仁是山西人，出生在农村，他用“赤农”来形容自己的家庭。凭着自己的刻苦和国家助学金，王守仁念完了大学。从1967年山西大学毕业，到1979年考上改革开放后人民大学第一届经济学研究生，他在山西读书、工作了13个年头。到北京后，他看到了中国的变化，隐约感觉到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样，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觉得到深圳工作就是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也是他到深圳去的第二个理由。1984年初，即从人民大学进入煤炭部的第三年，带着六十年代知识青年的那股倔劲，王守仁踏上了从北京到深圳之路，跨出了人生转折的一大步。

　　翻开王守仁的后半生，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几乎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画面。曾经担任过深圳市政府顾问的王守仁，几乎参与了深圳特区经济改革的所有重要事件。到深圳不久，他和他的老师一起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经济研究所，率先研究改革开放的前沿问题。他参与了在特区内开办保税区的方案，参与了公司股份制改造的法规制定，以及后来的深圳柜台买卖市场的策划。

　　1989年，王守仁离开深圳大学，加入深圳赛格集团。从学校到企业，使王守仁的经历更接近产业的前沿，成为王守仁迈向创投的另一次转折。在赛格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王守仁遗憾至今。当时美国最大的芯片公司德州仪器公司，要跟赛格合办一个芯片生产项目，王守仁负责项目融资。王守仁跑回北京找到国家发改委(当时的计委)，当时的副总理兼计委主任邹家华批准了这个项目，让深圳先做起来。但因为这个项目风险比较大，深圳市迟迟没有动起来，加上当时也不可能有风险投资介入，最后项目不了了之。后来王守仁了解到，当时台湾也只有一条芯片生产线，如果当时这个项目做起来了，中国华南地区很可能成为亚太最大的芯片生产中心。

　　1994年，王守仁到了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农信)香港公司，中农信成为王守仁创投生涯的开始。恰恰在这一年，深圳市成为科技部“创业投资示范基地”。

　　在香港，王守仁第一次接触到创投，凭着自己金融方面的深厚功底和项目运作经验，王守仁感到这是中国金融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广大民众通过基金方式，可成为既是工薪阶层，又是投资者，从而减弱分配不均的社会风险。于是，王守仁在中农信内部积极筹划产业基金，但这没得到中农信总部的支持。他转而到广东筹划珠三角华侨高新技术投资基金，转了一年，遇上了亚洲经济危机。直到1999年，深圳市政府决定要成立创业投资基金，王守仁才终于得偿所愿，毅然决定离开香港，参与深圳创新投的筹建。那年八月，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成立，王守仁负责研究、策划及风险控制。

　　后来，王守仁又牵头成立深圳创投同业公会。为了让这个行业协会有着更商业色彩而不是一个政府机构，王守仁用了“同业公会”的名字，为此还跟有关部门发生过争执。

　　一转眼，到2004年创投行业回暖，王守仁已经六十岁了。虽然他的人生到了秋天，但他的事业刚到春天。干到八十岁是王守仁的愿望，他说自己身体很好，现在每天都洗冷水澡，就是大冬天到哈尔滨也从未间断。他诙谐地讲，生命在于运动，寿命在于折腾。

　　在他的办公室，到处都堆满了资料、杂志和书籍，让人眼花缭乱。但他不是书呆子，而是一个务实者。从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可以看出，王守仁不是咬文嚼字、满口概念名词的“理论家”，而是平凡的道理加上可操作的机制设计。在中国创投业发展的历程中，曾有不少的门派纷争，但不管哪一伙都喜欢他，因为他讲真话，乐于助人，因此，人们亲切地称他“王老”。

　　对话王守仁：

　　本土创投要出头了

　　“从1999年深圳第一届会议到现在，我参加了无数次创投会议，每一次几乎都是他们(外资创投)唱主角。如今，我们本土创投的发展机遇终于到来了。未来三到五年，本土创投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在刚刚举办的“第二届亚太投资峰会”上，王守仁再次给本土创投的战友们打气呐喊。

　　《新经济导刊》：未来，多层次资本市场将对中国的创投业带来哪些影响？

　　王守仁：最近中国的资本市场火爆得不得了，对我们创投业来说，全流通将是一个很大的机遇。现在上市公司再融资已经开始了，IPO已经在中小企业板开始了，这些都为本土创投打开了机会的窗口。虽然中小企业板规模不大，只有50家，但在很短的时间内，这50家运行非常成功，比当年日本及台湾的创业板要强得多。

　　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怎么建设？上海要做强、做大，深圳则要做活，在深圳交易所培育和发展多层次证券市场，首先是主板，然后是中小企业板，接下来是创业板，其次是代办转让系统，最后一个就是OTC，即柜台买卖。这些将推动中国的创业投资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新经济导刊》：你怎么看北京中关村的代办系统？

　　王守仁：北京中关村的代办系统是一大创新，但是效率不高，流通性较差。现在证监会正在积极制定措施，包括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增加其再融资的功能。这是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开始。在中国万事开头难，只要开了头，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创业板开设是我们创投业的生命线，创业投资(投资的企业)上不了市就等于上吊。相信明年将会有很大的改善。

　　《新经济导刊》：中小企业板如何吸引更多企业IPO呢？

　　王守仁：科技部、深交所、开发行搞了一个科技发展产业路线图。简单讲，就是按照中小企业板的要求，深交所到全国各个高新区去选项目，开发行提供贷款，科技部创新基金和高新区提供相关支持。目前深交所已与五家高新区签订协议，紧接着将面向全国的国家级科技开发区推动。而且，国家开发银行已经拿出大批资金，支持各地发展创业投资事业，给创业投资机构发放软贷款。这样， 就会有更多的企业获得创投的支持，最终在中小企业板实现IPO。

　　《新经济导刊》：本土创投怎样才能把握这次机会呢？

　　王守仁：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炒作很厉害，稍微有点风声，创业企业出让股权的价格就上来了，投资的成本就提高了。所以，现在全国各地的创投机构都在抓紧时间寻找、投资好项目。最近我也在全力推动这件事，并告诉深圳的创投机构，不怕创业板市场推迟开设，就怕到时手上没有好货推向市场。我今年60来岁了，几年来可以说我是上窜下跳，呼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东西南北到处跑，就是要把我们本土的创投搞得火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