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晟曼：我如何成为世界银行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

　　“你是怎么成为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是怎么在那个全球最大的发展金融机构站稳了？” ……

　　这些年，我常常被问及这些问题，他们中有年轻的学生，有政府官员，也有商界精英，无论相熟与不熟，我知道，这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才会引起这般好奇。

　　其实，从我1981年留学回国分配到财政部世行处，我和世行的缘分就开始了，从1981年～1995年的十四年间，我从一个跑腿的小科员开始干起，经历了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司长、中国副执董、中国执董的成长过程；1995年，我正式进入世行管理层，从副行长兼秘书长、高级副行长、常务副行长到2005年底离开，又有足足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我参与并经历了世界银行所有重大改革的酝酿、策划、决策和实施，并目睹它从徘徊的低谷中走出，重新焕发出金融巨人的活力。

　　我相信，许多人知道，但并不一定了解世界银行，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世界银行(IBRD)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发展机构，它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并列为全球三大国际经济组织。

　　世界银行是一个拥有1万多名员工、管理着3500亿美元资本的非赢利性金融机构，在约150多个国家执行着1100个贷款项目，除此之外，世行每年还在100个国家中新增350个项目。自1945年组建成立以来，它一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它的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其项目有教育卫生、农业发展、基础设施，

能源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它向成员国提供优惠贷款和赠款，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扶贫工程”，同时还向受贷国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援助、政策制订能力、最新信息技术的学习、机构和人力优势提高等服务。在全球范围内，世行能够做不少双边不易做的事情，实现单一国家很难实现的目标。不仅如此，世行还是全球发展理念、观点和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它每年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全球发展金融统计》等，对各国政府的决策走向有相当的影响，被公认为是国际学术界最权威的数据来源和引用依据。

　　在这样的机构中，我有幸被任命为第一个华人常务副行长，成为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二号人物”。我的经历，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天时，当然是祖国的不断强大。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度是世行最大的借款国，至今仍然是主要的借款国之一，与世行一直保持着高度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国的崛起，是所有炎黄子孙共同的机遇。

　　地利，得益于行长沃尔芬森(J.D.Wolfensohn)对我的信任。在1995年，刚刚到任的沃尔芬森因种种因缘机会，邀请当时担任中国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的我转入银行管理层，出任副行长兼秘书长。随后，我由秘书长、副行长，到高级副行长，到常务副行长，开始了长达十年多的世行生涯。其间，沃尔芬森在世行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把这个已现疲态的庞然大物彻底激活，重新担负起一个发展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我不但参与了全过程，更有幸成为沃尔芬森最重要的工作伙伴之一。

　　人和，尊重所有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同仁，小到清洁工、锅炉工。世行1万多名工作人员从世界不同的国家汇聚到一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信仰，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在人事问题上我采用公开、公平的竞争原则，给每一个职员应有的尊重，让每一块

钻石放射的光芒都有机会被发现，高兴的是我找到了，并把他们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让光彩更加夺目。

　　十年中，我能够在精英如云的世行站住、站高，靠的是务实、勤勉和努力。在世行的十年间，我每天工作15～16小时，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假日，十年间跑遍了165个国家，主持及参与实施了世行内部几乎所有的重大改革。尤其是2001年后，我开始全面主管世行。在业务和人事方面，都经历了最严厉的考验，可以说是尝遍了甜酸苦辣。

　　蓦然回首，十年光阴如潮水般汹涌而过。世行让我遇到很多，学到很多，看了很多，做了很多，也感悟很多。

　　我是怎么站住的？然后又是怎么站高的？把这些事实尽量客观而又详尽地写下来，或许对当今的年轻读者有一定的帮助。他们有着比我当年更好的条件、更高的起点、更多的机遇，日后一定会比我站得更高。 　

　　作者：章晟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