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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杨柳
2006年1月16日傍晚，活力门公司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总部出现了10多名穿着灰色外套和大衣的不速之客，他们是东京检察官办公室派出的检察人员，日本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活力门被怀疑违反了证券法，事先得到消息的电视台工作人员早已等候一旁，在摄像机跟随下，检察人员闯入了活力门的办公室及其总裁堀江贵文的私人住所。搜查行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凌晨5时左右，大量文件和电脑被没收。
受此影响，1月17日，活力门股票报收于596日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了100日元，跌幅达到14.8%，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日平均指数报收于15805.95点，下跌了462.08点，跌幅2.84%，这是该指数自去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百分比跌幅。1月18日，活力门股票停牌，创纪录的交易量迫使具有57年历史的东京证交所提前闭市。此后几天，随着调查范围的不断扩大，东京市场一片混乱，世界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感觉到了这种震动。
一个日本商界的小字辈何以遭强制搜查？
一家规模尚小的企业何以引发如此强烈的连锁反应？
一场不足为奇的经济事件何以演变为日本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因为他是堀江贵文，一个新日本与旧日本、改革派与保守派、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角力与冲撞的标志性人物。
非典型性日商
堀江贵文是谁？
18岁，他走出福冈市那个人口只有3.5万的偏远村庄，希望遇到更多“有头脑、有意思的人”；22岁，他从日本“非常难考”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主动退学，结束了“我为什么要把18到20年的时间花在日本这些无聊的学校”之困惑；23岁，他用借来的600万日元创建了自己的网络公司，因为他深信“网络将会改变整个世界”；33岁，他掌管的活力门公司下辖40多家子公司、2000多名员工，巅峰时刻，公司市值达9300亿日元(80亿美元)；但现在，他锒铛入狱、职务解除、前途未卜……
像坐过山车一样，堀江的人生直起直落。
人们喜欢把堀江拿来跟各种各样的人进行比较，称他为日本的××：
比方说，日本的比尔·盖茨。这种对比很自然——两者都用中途退学的方法对传统的精英教育表示了轻蔑，两者又都显示了对信息技术浪潮的预见力和控制力。
又比方说，日本的理查德·布兰森。这种对比很直观——两者都是惊世骇俗的玩世不恭。人们津津乐道于堀江的八卦消息：他开法拉利(而不是本田、丰田)；他喜欢美食、美酒，喜欢把自己对各个餐馆的评论写出来贴在博客上；他喜欢赌马，他的那匹赛马跟他共用一个小名——堀江A梦(出处是机器猫的名字多拉A梦)；参加媒体见面会的时候，他向来都穿T恤、牛仔裤(而不是西装)；他是电视gameshow里的常客，离婚后他一直跟美艳的模特约会……“人类的三个欲望是吃饭、性和睡觉，”堀江数月前接受CNN采访时说，“人们从来不会对这三件事情感到厌倦，我只是喜欢那些不让人感到厌倦的事情。”
再比方说，日本的鲁珀特·默多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对比是因为堀江对媒体强烈的占有欲望，人们依然清楚地记得，去年由活力门公司发起的对日本广播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富士电视台的那场恶意收购。
你多半会觉得这样的比较是对堀江的一种恭维，但堀江自己一定不会买账。“大家问我是不是另一个默多克，”他曾在东京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默多克是传媒集团的主席，可我们的目标是缔造一家集传媒、信息技术和金融为一体的集团。”
这就是堀江贵文，你也许会像许多人那样觉得他狂妄、自大，但你却无法否认他的率真、他的直言无避，不克己、不守旧的因子浸润了他的骨血，他，从来都是自己的主人。
这就是堀江被日本许多年轻人当做偶像来崇拜的原因，他统共写了5本书，本本畅销，去年，他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所到之处人头攒动，年轻人都争着跟他握手。
这也是堀江招惹日本许多长者厌恶的原因，准确地说，应该是互不欣赏，前首相森喜朗就曾因为他而批评日本的教育“尽培养一些满口说钱的人”，而堀江也曾毫不留情地说“所有不幸都来自上了年纪的经理人”。堀江把他得不到“老人们”理解的原因归结为“日本的教育体系”，在他看来，日本人接受的是“非常局限和刻板的教育”，而他自己酷爱“世界历史和地理”，在某种程度上，他觉得“自己是世界公民，一个全球化的人，能从中立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当他“说一些对自己来说非常平常的事情的时候，其他人总是会觉得震惊”。
这同样是堀江被看成“新日本标志”的原因，尽管他本人对此并不肯定。“我只知道日本有很多人比我更年轻，我希望成为他们的榜样。如果他们怀有梦想，我想帮助他们维持这份激情，让他们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想向世人证明——他们的人生可以充满乐趣。”他说。
与保守派决裂
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首要目标吗？那可不一定。至少在日本不一定。
丰田汽车公司社训的第一条是：上下同心协力，以至诚从事业务的开拓，以产业的成果报效国家；松下电器公司也把“产业为国”放在首位；TDK公司则提出：创造——为世界文化产业做贡献。
堀江和他的活力门则大不相同，堀江写过一本书《赚钱就是一切：从0到100亿日元，我的道路》，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他对金钱的激赏。“达到任何目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赚钱，”他说，“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喜欢我的人认同这个事实，但还有些天真的人从来不知道金钱的真相。我认为他们应该知道！金钱为什么没有消亡？为什么被如此广泛的使用？因为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金钱不会歧视谁，它不在乎你是富是贫，出身是好是坏，皮肤是黑是白，任何人都可以赚钱。相反地，人类总是在歧视。金钱却不。”
堀江给活力门定下的目标是：“全球股票时价总额世界排名第一”。为此，他开始了急速的、掠夺式扩张，开始向旧势力和旧的商业秩序发出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很多次，他都铩羽而归，但他屡败屡战且愈挫愈勇——
堀江第一次受到瞩目是在2004年，当时，他想收购在困境中挣扎的近铁水牛棒球队，这次出手最终在日本棒球联盟保守派的介入下归于失败，原因据说是堀江“非常糟糕的个人风格”，而非他的经济信用。
堀江热衷于收购，2002年5月起，活力门公司总共参与了50多宗收购，市值38亿美元，这种行为因与日本商界“立足制造”、“利润应该来自销售”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而倍受指摘，而2005年，它对富士电视台发动的恶意收购更是搅起了轩然大波。
2005年2月初，活力门开始大量竞购日本广播公司的股票，希望借该公司与富士电视台错综复杂的交叉股权对后者进行控制。要知道，那是日本，那里的公司绝大多数还保持着传统的企业文化，那里的公司高管有多害怕股东间的分歧呢——东京证交所上市的大部分公司会选在同一天举行它们的年度大会(2005年是1月29号)，以便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参加，而不是几个，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出于这种求“和”的心理，而华尔街的投行历时几年都未能说服日本的公司高管进行恶意收购也是出于此种心理。堀江的“大逆不道”招来了声势浩大的道德批判：业界知名人士强烈谴责他这种“不公平策略”动摇了促成日本战后经济奇迹出现的金融传统；日本《产经新闻》的评论说，“我们的读者、我们的专栏作者和历史都不会原谅他”，如此恶毒的批评以往常常是留给朝鲜“享用”的；某周刊甚至将他与奥姆真理教的头目画上等号，后者在1995年制造了东京地铁毒气事件。最终，这场堪称日本商业史上最为艰苦、最具争议的收购被日本广播公司成功阻止了，两家公司同意以设立联合委员会的形式共商相关业务整合的途径。堀江又一次失败了，但是，如果抛却情感因素，这次事件又当如何看待呢？“对于日本的公司治理领域而言，活力门公司-富士电视台收购战是非常有意义的分水岭事件，”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安田绫子认为，“尽管这一次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是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收购事件发生。”
两次收购都失败了，可堀江并不屈服。2005年夏天，这个曾宣称“不愿意涉足政治”因为“商业比政治有趣得多”的家伙高调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堀江参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推动改革”，他认为日本“最需要的是经济改革”，
堀江参选最初是受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之邀，他原本可以得到自民党的支持，条件是辞去活力门CEO的职位，但他认为这“无法承受”且“并不值得”；他原本可以加入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但他觉得民主党的领袖冈田克也“不具备领导者的才能”；他原本可以参加家乡选区的竞选，但他偏偏选择了获胜希望最小的广岛县选区。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选的堀江最终败给了前自民党政调会长龟井静香，但他不以为意，“虽然我失败了，”他说，“可我也看到了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在这次选举中，公认的改革派候选人都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然而，眼下的紧张局势，堀江还能这样轻松以对吗？
未竟的改革
10年前，堀江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Living on the Edge，字面意思是活在边缘，现在看来，这个名字颇有些先知先觉。
此次事件的中心是活力门的子公司——活力门市场(其前身是Value Click公司)，检察人员指称，2004年10月25日，Value Click宣布将通过换股的方式收购一家出版公司——财富生活，但事实上，它当时已经通过非公开的投资手段控制了这家公司，这种行为涉嫌违反了日本证券交易法第158条——不得以影响股价为目的，故意散布假信息。此外，检察人员还怀疑Value Click在2004年11月12日公布的当年前三季度的业绩报表中虚报了销售额和税前利润数字，而活力门公司同样在2004年9月30日结束的财务年报中伪造了公司账目。
2006年1月16日晚间检察人员展开特搜行动之后，活力门事件连连升级：
1月19日，活力门的一位前任高管、活力门事件的关键证人野口英昭在日本南部的冲绳县被人发现身亡，他的死给案件增加神秘色彩和轰动效应的同时也给调查取证增加了难度。
1月23日晚，检察人员逮捕了堀江，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该公司首席财务官宫内亮治以及旗下两个子公司的总裁，他们四人被拘留在东京郊外的一个拘留中心。
1月24日，活力门宣布解除堀江在公司的一切职务，在日本商界有着良好人际关系的60岁的平松庚三被任命为新的总裁。
目前，堀江是否牵涉了这起案件，我们仍不得而知，如果检察人员证实是他操控了公司的股价，堀江将要面临的可能会是5年的刑期。迄今为止，堀江本人没有任何突破性的表态，在他被捕前写的最后一篇颇具堀江特色的博客日记里，他说自己“无法百分百地回忆起这起案件的细节，”也“不知道那些媒体所报道的信息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提供的，”所以“不可能就此做出评论。”他甚至到这个时候也没忘了将朝日电视台一军，他声称，该台记者一连打了10个电话，“以威胁的口吻”让他参加一档直播节目。
堀江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只落水狗，有人痛打，有人声援。
《忽视规定，大玩金钱游戏》，这是夙敌日本《产经新闻》的标题。《日本时报》的社论则说：“如果现在可以从活力门事件中总结出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与真正付出辛苦和汗水无关的金钱游戏，包括那些哄抬股价的花招，可能会带来令人意料不到的损害。”
另一方面，堀江也得到了不少的同情。1月18日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以《守旧派的复仇》为题的社论为堀江辩护，认为“这是企业的主流派对让他们感到头疼的堀江贵文的报复”，像堀江贵文这样的“积极果敢地打破陈规”的人物是多多益善。同日的《纽约时报》也强调：“在对堀江这个普通人进行强制搜查的背后，令人怀疑是不是在打倒堀江这个既得利益破坏者。”
堀江和活力门将何去何从？
《加拿大环球邮报》的一篇分析文章认为，活力门公司暴露出了过度欺诈的特点，例如“增长过速的利润、过于复杂的股权结构以及一大堆的并购”，堀江“也许是改革的标志，却不是如何治理一家公众公司的典范”。可以肯定，堀江此次倘若马失前蹄，对于日本的改革派不啻于一场灾难。
至于活力门公司，也许再过几天，它就不叫活力门了，更具讽刺的是，富士电视台已经放出风来正在考虑对活力门进行收购。
堀江有两个梦想——太空旅行和世界和平。被捕前，活力门正跟一家俄国公司合作，希望在两年之内主导一次太空旅行，他们还投资了一家公司开发了一种单细胞海藻green bug，堀江希望借这种“通过二氧化碳和水制造营养”的东西帮助贫穷国家的人们，“那里的人吃不饱”。
只是，不知道，堀江还有没有机会去实现他这些听起来善良动人的梦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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