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卡内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悦/上海报道

　　“我们的财富是来自社会的，我们只是代管”

　　胡润说自己是在做一份寻找中国卡内基的工作。

　　拜访上海晨兴集团总裁王祖同时，后者的一番话让他记忆犹新，汪说，“我们是成功了，挣了钱，但是我们的财富是来自社会的，我们只是代管，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财产一定要进入慈善，这个决定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子女有子女的事业，我们不会把钱留给子女。”

　　王祖同和他的妻子杨文瑛被人称为“患难夫妻”，杨现在是集团主席，王是集团总裁，今年都是61岁。他们在《2006胡润慈善家榜》排名第24。

　　上世纪60年代末，上海姑娘杨文瑛和福建小伙子王祖同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了，他们是同班同学，因为“出身不好”，就一道去了西南大凉山彝族山区的一家小农机厂。他们的专业是机电，但那时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专长。终于有一天，王祖同被“军代表”分配到了一个任务——为300多公斤的发电机“瘦身”。

　　几个月后，出现在彝族老乡手里的发电机“瘦身”瘦到了140公斤，两名老乡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能把发电机从公路边扛到高山上的彝族村寨。王祖同乐了，他才知道，他这个“出身”不好的人竟然也有机会干成这么大的好事。“我非常感谢当时的‘军代表’，在我最苦闷的时候，他的善意和信任，让我看到了希望。许多年过去了，这希望总令我难忘。”

　　因为这难得的“善意”，王祖同、杨文瑛夫妇一辈子都相信，为别人提供机会，创造机会，让每个人都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那就是最大的“善”。在此后的岁月里，当这对夫妇踏上了慈善之路，他们就不停地在为别人创造着充满了希望的机会。

　　胡润发现不少在他的榜单中名列前茅者有着与王祖同夫妇相似的成长经历：“现在的这些企业家大多数是第一代，小时候受过苦，创业经历也极其艰辛，一旦有了钱，就想帮助跟他们从前一样困苦的穷人。”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事实上，在慈善家榜中，从王、杨夫妇往上看去，不少慈善家的成长与创业经历的艰苦程度更甚于他们，而中国的卡内基也最有希望从他们中脱颖而出。

　　倾其所有余彭年

　　余彭年事先并不知道自己成为新一届的“首善”——最可能成为中国的卡内基的人，“谢谢你第一个告诉我。”湖南乡音未改的他热情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随后他听了胡润统计的他的捐款数目，略微沉吟了一下，“不错，我这栋楼是差不多值20亿。但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跟卡内基比。”

　　生于一个贫穷家庭，父亲只是一名薪金微薄的纺织工人，谁也猜不到他死后被誉为美国的“公益之父”。安德鲁·卡内基终其一生成立了庞大的“卡内基钢铁公司”，退休之时，却将一手创立的企业以4.8亿美元转售美国的摩根大通，以这笔巨款开始了比钢铁更坚实宏大的公益事业。

　　兴办公益事业，安德鲁·卡内基算不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是首位一百年前身体力行地带动社会公益风气的慈善家，他主张富人在伦理、道德上有责任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在巨富中死去是耻辱的。”卡内基说。

　　胡润第一次见到余彭年是在凌晨两点，在余的那栋楼——深圳希尔顿彭年酒店。在深圳罗湖火车站的黄金地带，楼高57层、总建筑面积达11万多平方米，五星级彭年酒店外表金碧辉煌，是深圳市标志性建筑物，整栋大楼市值超过20多亿港币(深港台的物业、股票等不计在内)。这个胡润未来榜单中的“首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他的黑发和繁忙紧凑的时间表来看，余彭年不像是位83 岁的老人，他身上能显示他生意成功的惟一标志是戴的金表。”

　　余彭年是彭年实业的董事长，下属产业包括深圳的希尔顿彭年酒店、彭年广场以及香港的一家房产发展公司。个人财富高达2.5亿多美元。胡润因此计算出20亿元的惊人捐款数字。

　　2002年6月1日，余彭年与国际知名的希尔顿酒店管理公司签订协议，由其接管彭年酒店的日常管理工作。同一天，他还向深圳市人大提交了财产捐赠意愿申请，要求立法保护自己的彭年酒店及其他产业不被侵占、挪用、转让和抵押，而产业所有的利润全部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在这份申请中，余彭年专门注明，自己的财产永远不作为遗产由任何亲属继承。

　　“我看到内地好不容易有了钱的人很多都跑到英国、美国、加拿大去了，我跟他们相反，我在外国没有一处房产。”余彭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些他所目睹的东西，使他做出了这个不太符合中国人传统观念的决定——留给子孙后代不是一个办法，古人有一句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余彭年打算把希尔顿彭年酒店和彭年广场都投入到基金。余彭年解释道：“这个架构就像一只母鸡，在那里它可以下蛋。任何生意在考虑做慈善前必须赢利。”

　　“下一代将从信托基金里获得收入得到供养。”虽然已经年过八旬，但余彭年却是第一位在中国设立慈善信托基金的企业家。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余彭年一直在捐助中国的慈善事业，主要集中在健康和教育方面。

　　最近，他主要的慈善捐赠之一是始于 2000 年的彭年光明工程，他承诺为这一工程集资五亿元人民币为无法承担手术费的白内障病人提供免费医疗。“在深圳仅需 6000 元人民币，在湖南仅需 4000 元人民币，在北京仅需 8000 元人民币，我就能让别人重见光明。”

　　与余彭年峥嵘的商场岁月和慈善壮举相比，他的成长经历让他不堪回首，“我老了，记不清了。”

　　湖南长沙市五一广场地下通道内的纪念碑上载有余彭年1988年8月亲笔撰写的碑文：其父为彭麟阁，母亲肖氏，均为湖南省涟源市人，于1952年前后病逝。其父从小在涟源县蓝天镇经商数十年，历经折磨灾难，在军阀混战时期，身遭枪击，险些丧身。1912年，涟源又遭水灾，“全家八口及房屋财产全被冲跑，兄姐六人一齐落难。”水灾过后，在父老乡亲的关怀照顾下，彭家得以重建家园，“继续从事小本经营”。

　　余彭年大学未毕业便子随父样，在长沙等地从事小本生意。“什么生意都做。”

　　1949年，余彭年辗转来到上海，然而1954年冬，余彭年在上海遭遇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因为被人诬告“有海外关系”，他于上海被抓，罪名为“逃亡地主”。

　　服刑期间，余彭年因“表现好”和“有文化”，被安排拆阅犯人的外来书信，并加以归类、分发。这个工作让余彭年几乎悟透人性。“每一个犯人入狱，都差不多重复一样的经历：开始时，恋人来信，海誓山盟；夫妻来信，义重云天；朋友来信，两肋插刀；父母来信，饮血规劝。可是几度春秋，物转星移。恋人反目，朋友检举，妻子变心。后悔信、离婚信、揭发信，雪片飞来。”

　　我们不知道这段经历让余彭年受了多少苦，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的善心并没有被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篡改。

　　1958年，罪名查证不实的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抛妻别子，经澳门来到香港。20多年后的1981年，余彭年回到了上海，想要找到当年这个帮助过他的人。“我到上海去，我铁了心要去找他的。我第一目的首先要找到他，然后我要报答他。他家的房子很破烂了，我说你放心，我给你安排这个房子。”

　　刚到香港时，他身无分文。由于语言不通，余找工作非常困难。据说在香港露宿街头时，余彭年被误认为是小偷而遭到殴打；流浪街头时，被视为偷渡者而被关押；仅仅为好奇而观看打群架，也被误认为是同党而遭到追打。余彭年当时之落魄由此可见一斑。

　　在1988年11月13日的《湖南日报》上，余彭年讲述了早年香港的这段经历：“1958年，经过合法申请批准，由上海来到香港，做过清洁工、勤杂工、建筑工；后来从小本生意开始，经营地产建筑业，开过酒店，做过股票黄金生意等。”

　　玉汝于成黄如论

　　在排行榜上被余彭年取而代之的前两届“首善”黄如论，其奋斗之艰苦堪比余彭年。

　　“据我们所知，如果按照实际捐助金额，还应该是我们董事长第一，但这次纳入承诺金额的指标，我不知道这是否客观。”尽管黄如论身边的助手为老板的“失势”抱打不平，但历经坎坷的黄如论自己并不在乎这一虚名，仍然低调接受采访。

　　黄如论出生于福建农村，35岁之前一直在家乡做小买卖。1986年，黄如论只身前往菲律宾淘金，曾在多个国家从事贸易。1991年，开始在福建投资房地产业，20世纪90年代末，黄如论的金源集团将重心转向北京市场，成为北京著名的房产开发企业，并开始向酒店和商业领域拓展。

　　他创办的世纪金源集团以房地产业、酒店业、物流业和金融资本运营为四大支柱产业，投资地域遍及福州、北京、上海、南昌、重庆、昆明、香港以及菲律宾等地。黄如论热心公益事业，10多年来为各项慈善事业捐资达4.5亿元，去年被民政部评为中国十大爱心大使。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我的家乡在福建连江，我是在连江的一个渔村长大。”黄如论回忆，“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疾病缠身，没有办法给我母爱，我父亲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他和我的先辈一样，靠着几亩地，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作，维持我们一家的生活。在我的童年，赶上了自然灾害，被迫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不事张扬、异常低调的黄如论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不愿多说什么，转而给记者发来一封邮件，谈到他对生命、事业和慈善的体会，其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黄如论外出逃难，把钱包丢了，就蹲在公园里面整整过了一夜，“那时是九月的天气，福建白天很热，晚上却非常冷，再加上我皮包骨头，我祖辈都这么瘦，瘦的人怕冷嘛，我就这样蜷缩着身子在露天冻了一夜，那一夜的寒风刺骨，那一夜冰冷的星星，那一夜的泪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他说，“当时的情形，深深地告诉我：人不能没有钱！能不能冲破我祖辈的农民思想，能不能不要再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或者当干部、或者学一种技艺，来出人头地？能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打破旧世界，摆脱贫困落后的旧面貌，换取我幸福的家庭与成功的人生？ ”

　　如今， 黄如论，这位房地产巨鳄，同样在慈善业开辟着大盘。“帮助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因为我知道困境中伸来一双援助的手的意义是什么。”

　　同样农民出身，同样中学之后就开始自谋生路的李书福对不少上榜慈善家成长路上穷困潦倒的经历感同身受。

　　李书福今年43岁，媒体在描述这位“草根企业家”时都不忘提到，他是中国目前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一，但至今仍保持着穿工作服，在食堂吃饭的习惯。

　　李书福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认为这些经历和我们这些人做慈善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我们能切身地感受到生活在那么一种贫穷的环境中的痛楚、悲哀和无奈，一种同情心和爱心是跟这个背景脱离不开的。如果没有经历过，就不能理解贫穷中那种痛苦的期待，期待有好心人去帮助。”

　　一个令人玩味的现象是，多数排名靠前的慈善企业家本身都是布衣出身的第一代企业家，不少甚至有令人同情的成长经历。当他们从弱者成长为财富巨人时，又反过来选择反哺弱势群体。

　　余彭年说他自己的财富远不是企业家中最多的。他说他认识好多靠上一辈福荫或者垄断资源而发了大财的人，财富远在他之上，“可要他们捐钱出来，他们一分都不愿意花，他们的财富不能公开，一公开就数目惊人，但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我们辛辛苦苦几十年的奋斗，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但正是因为不易才必须花到最重要的地方。”

　　《财富的归宿》作者、美国问题研究专家资中筠对《瞭望东方周刊》评价说，卡内基也是贫寒出身，同样也是第一代企业家，因此认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只能创业守富不能兴办慈善的说法没有道理。中国这批企业家的慈善意识正在觉醒，他们之前有历史的断裂，更为不易。也有专家表示，能够影响未来慈善事业趋势的中国的卡内基更有可能在这批布衣出身的慈善家中出现。

　　“我都不知道卡内基是谁。”李书福笑着回答本刊记者的提问，但他正在实践着卡内基的事业，“我个人是不管别人怎么评价的，我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有人需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做我们认为对的东西，去尝试。”

　　杨澜：创造范式

　　慈善榜中的佼佼者无疑为被诟病“为富不仁”的中国富人群体做出了表率。排名榜眼的杨澜凭借自己的多重身份在慈善领域也夺人眼目。

　　作为慈善家，她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作为公众人物和明星，她给多家慈善机构形象代言；作为一个普通人她更愿意从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来理解慈善——“这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处理财产的方式”。

　　在2004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上，杨澜排名第6已经引起了公众关注。那个时候，杨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以前每年东捐一点,西捐一点,后来想还不如把这些钱集中起来,做些事情。”及至2005年7月，杨澜、吴征夫妇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并且设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 他们引起舆论哗然的举动显然在那个时候已经埋下伏笔。

　　对于捐赠大量资产的做法，一种说法是，“只见到杨澜捐赠持有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的提法，并没有提到51%股份的市值”。媒体开始质疑商业运作并不算成功的阳光媒体投资集团，到底有多少资产能够真正捐赠。

　　吴征希望这个榜单能作为对这种说法的一个有力的回击，事实上，他还嫌回击得不够有力。在得知排名第一位的余彭年捐出了20亿元时，吴征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今年胡润榜单上5.5亿的数字是杨澜确认过的。当然如果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杨澜和我捐的可能比第一名还要多。你想阳光投资集团的净资产现在43亿，我们肯定会比这个数字要捐得多得多。”

　　吴征表示，“因为到了基金会，钱就是捐给社会了，钱等于已经捐出去了，但还没有全部投到项目上。这笔钱已经到位了超过70%了。”

　　吴征详细向本刊介绍了目前基金会的主要项目方向。其中很有意思的一个是对国内已经有的大型慈善基金会的协助和支持，“慈善机构本身也需要帮助。中国红十字会、全国慈善总会是缺乏机会进行宣传的，国外的电视有很多基金会的广告，国内没有资金来购买广告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宣传片。这些，我们都会帮他们完成。除了宣传之外，还对慈善机构人员的培训，跟哈佛大学非营利机构研究中心这一全球最大的非营利组织研究机构合作，帮国内的慈善机构人员掌握更专业更规范的操作能力。”其他的重点放在环境、教育、扶贫和中西文化交流。

　　“我们还希望贵刊帮我们强调，杨澜的阳光文化基金会是不接受第三方捐助的，是一个封闭式基金。”

　　吴征说，杨澜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她有文化的使命感、历史的使命感，不把挣钱这个事情看得这么重要。和一般老百姓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到中国的穷乡僻壤也去得非常多，她一直有一种要回报的冲动。钱这个东西，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为什么要等到七八十岁要过世的时候才做，如果你现在就有上天的眷顾，你的财富能够帮助别人，为什么现在不做呢？”

　　杨澜自己说办慈善的初衷其实很简单，“我没有任何背景，父母都是普通人，所以我非常相信教育改变命运。”她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通过教育获得改变。

　　与慈善事业接触的这几年，杨澜对慈善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总认为，做慈善需要的是一颗善心，很多人把它看作一种‘一时兴起’的投入。但是真正上升到慈善事业的层面，它需要的是一套科学的管理机制、商业上成功的运行模式。”

　　在2006年“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杨澜奔走于政协、妇联和中华慈善总会之间。她提交了一份思考许久的提案，呼吁尽快立法来规范中国慈善机构的运行。

　　在杨澜的计划中，用自己的财富来做基金会，期望着像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那样，建立自己的模式，长期关注某些领域。“虽然我们在规模上没法和他们相比，但是我希望从我开始，积累基金会的传统。就像卡内基当年成为美国慈善事业的一个范式一样。”她说。

　　神秘人物赵汉青

　　赵汉青是谁？这个慈善榜第六位的善人是胡润慈善榜上的一个无人知晓的神秘人物。

　　这样的疑问早就在胡润团队的预期之中了。

　　“你肯定搜索不到，连我们都调查不出来。”胡润的助手刘秀丽这样回复本刊记者的疑问。而胡润则双手一摊：“据我所知，他在人大捐了这一栋楼，捐助的总计金额是一亿人民币，其他任何信息几乎都没有，反正中英文的报道就写了这么多。”在榜单中，赵的公司、公司总部、出生地、年龄均为空白。100人的名单中有如此多未知身份的只有赵汉青一人。

　　2005年11月26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揭牌仪式在世纪馆北大厅隆重举行,汉青国际教育创新基金捐赠协议同时签署，一笔一亿元人民币的基金成为中国高校目前接受的单笔金额最大的一项国内捐赠。这笔钱就是赵汉青捐助的。

　　在汉青国际教育创新基金签字仪式上，赵汉青还在致辞中表示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第二天的新闻通稿中说，汉青国际教育创新基金由著名民营企业家赵汉青捐资创建。但新闻界和财经界很多人士均表示对此人十分陌生。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赵汉青很有可能是个化名，取“照汗青”之意匿名捐助。分析人士说，很多中国企业家用匿名捐助，但一般钱数不大，很少有超过100万元的，但这次捐了一个亿，而且还公开出席了仪式，消息还上了很多报纸，却仍然不为人所知，确实堪称神秘人物。

　　胡润和他的团队寻找中国卡内基的努力仍在继续。胡润告诉本刊记者，他有一个想法，慈善榜的计量方式最好五年一计，这样才能分析出趋势，也能让最稳定的慈善家脱颖而出，而现在的计量方式是从2003年开始累计，这就意味着两年以后才可能出现胡润心目中有分量的榜单。

　　胡润相信，中国的卡内基会在他的这张榜单中出现，由历史在这些精英的名字中选择。

　　他们，不但是创造财富的商场英雄，亦是传播财富的良心使者。 -

　　关于《胡润2006中国慈善企业榜》的分析：

　　·华人企业成为主角

　　·50个上榜企业平均将年销售收入的0.15%用作了慈善事业。

　　·从捐赠方向来看，教育事业和健康事业以及对一些临时性的突发灾难捐赠占了绝对多数。海外华人企业或基金对中国内地的捐款占总额的一半以上。

　　这次榜单上的50家上榜企业和基金共捐赠41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8000万。

　　李嘉诚基金是对中国内地最慷慨的慈善基金，从2003年至今捐赠了约七亿元人民币(包括承诺捐赠)，主要用于教育项目(捐资港币三亿元推行西部教育医疗计划)，医疗项目(捐资7000万人民币建设联合国际汕头眼科中心)以及捐资一亿港币资助北京市政府建造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场馆。

　　排名第二的依旧是香港巨富所成立的基金会——邵逸夫基金会。从1985年至今他们已累计捐赠了32亿港元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在跨国公司中，金光集团仍是捐款最多，他们也是这次慈善企业中的第三名。从2003年至今，他们承诺捐赠了2.8亿元，实际到位1.47亿元。他们的主要捐赠方向是教育以及资助北京奥运游泳场馆的建设。

　　中国的盈利最多的国有企业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捐赠最多的国有企业。2005年，中石油获得了1300亿元的净利润，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赚钱的企业。他们1.27亿元的捐赠主要集中于扶贫以及教育。

　　大连万达是最慷慨的民营企业。从2003年至今，他们总共捐赠了约7400万元，主要捐献方向为教育、公共建设。

　　为何而捐

　　企业或者基金做慈善目的何在，是出于社会责任还是另有它求？调研发现，海外华人基金的慈善捐赠往往较为透明，捐赠方向也以教育为主，他们往往认为教育是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最佳方法。因此海外华人的捐赠更多是出于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和对教育及健康的珍视。国内的某些企业在慈善捐赠时或多或少的会有一点功利之心，正泰集团就坦言慈善捐赠对于企业的声誉会有很好的影响。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在公益捐赠上则往往以灾害救济为主。一些烟草公司的捐赠也有企业形象建设方面的考虑。

　　行业最佳

　　汇丰银行是对中国公益事业最慷慨的金融机构，中石油在公益方面的投入也是能源类企业中最多的，常德卷烟厂在烟草类企业中捐赠最多，宝钢是中国最慷慨的钢铁企业，丰田公司则在整车制造企业中名列第一。

　　捐赠途径

　　善款的落实，是公益事业中最为主要的环节。企业或者基金的捐赠落实途径无非有三条，第一是直接捐赠予受益单位，第二是与国内慈善机构合作，第三则是将钱交与慈善基金会去决定捐赠方向。外资在捐赠时往往更倾向于第一种方式，例如富士康、裕元、米塔尔都是直接捐款于教育机构；而一些长期的、涉及地区较广的慈善捐助项目往往需要慈善机构的协助才能完成，例如李嘉诚的长江新里程计划，邵逸夫的教育基金会，它们往往是在残联和教育部的协助下完成；另外国内一些民营企业则更倾向于交于慈善机构完全运作，例如杉杉集团。

　　企业性质

　　今年胡润扩大了慈善企业的范围，不仅有跨国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还包括那些向中国内地进行捐赠的海外团体。今年胡润的榜上共有九家海外慈善机构，17家跨国公司10家民营企业，14家国有企业。从捐款数量上看，榜上的海外慈善机构从2003至今共捐赠了20亿元的资金，跨国公司共捐赠了10亿元的资金，国有企业共捐赠了7.7亿元的资金。在民营企业方面，由于胡润把控股50%以上的企业家捐赠行为算为个人捐赠，因此数额最少只有3.5亿元。

　　海外华人基本上以私人基金会的形式向内地捐款，而且成立时间较长。李嘉诚基金会、邵逸夫基金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成立。此外，他们不仅向内地捐款，更在国际上进行公益事业。目前内地的民营企业家们由于年龄、企业规模和配套法规的限制还不能像李嘉诚一样去做公益事业，但相信10~15年之后中国内地必将出现类似的李嘉诚基金。

　　与销售收入的关系

　　50个上榜企业平均将年销售收入的0.15%用作了慈善事业， 而国外前十大企业将年销售收入的 0.5%捐献给公益事业，这与国内公益事业起步时间不长不无关系。

　　捐赠方向

　　教育事业和健康事业以及对一些临时性的突发灾难捐赠占了绝对多数。在胡润的榜上，有23家企业将主要的捐赠投向了教育事业。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就是教育捐赠的先行者，他在去年捐赠10亿港元于香港大学，也创造了亚洲教育捐款的最高纪录。紧随其后的是有10家企业将其慈善事业的重点放在了帮助中国健康事业上，

禽流感的发生，白内障患者的增多，正在唤起越来越多企业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