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久霖：走进沉疴岁月

　　在戏剧般的人生里流转，令陈久霖更加随性。不过好胜心仍在催促他东山再起

　　2006年3月21日下午六时，位于新加坡牛车水的初级法院24庭。着粉色衬衣、红色领带的陈久霖被戴上镣铐，走进了法庭左侧的铁围栏中。通过铁围栏后面的那道门，他将被直接送往监狱服刑。被判入狱4年3个月，罚款33.5万新元，这标志新加坡当局把陈久霖认定为中航油事件的最大责任者。离去之时，背后四十余位律师、记者、亲人、朋友、以及各利益相 关方派遣的关注者，皆起身驻足、面带唏嘘。

　　相比于一年前东窗事发时的焦躁和惶恐，陈久霖一副历经风雨、游刃有余的姿态。“几年后见！”他向关切者颔头示意。

　　3月初，是陈久霖上庭前的日子。主要时间都在律师楼里准备庭辩的材料，不辞倦怠、丝丝入扣；时而会面到访的朋友，在饭桌上回忆在曾被扣押时的逸事趣闻，笑声朗朗；周末，跟妻子到教堂里听读圣经，跟“弟兄姐妹”分享心得，谦恭默然。庭审的几天里，陈久霖有时会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听审席第一排，搭拉着头，像一只败阵气馁、兀自舔伤的

猎豹；不过没过多久，又抖擞精神，时而为检控官的指责而频频愤然起身，时而以顿挫有力的声调为围在身边的记者做答。

　　一个与他相识二十多年的同学说，陈久霖这一年多的苦和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换个人，恐怕早“自己了断”了。这位同学一直坚称陈在中航油案中应当担负相当的责任，但也说：“如此坚韧走到今天，就冲这一点，他也算个枭雄。”

　　狱中

　　2005年6月7日，新加坡当局对半年前还是“打工皇帝”的陈久霖突然逮捕。在筹足巨额保释金前，他被关押了72小时。

　　牢房6平方米，水泥地，没有床，有一个无遮无栏的马桶。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停水，排泄物就留在马桶里。墙壁上有一个本应是出水的按钮，可使了很大劲也按不下去。房间里维持在20度左右，但只能穿一件衣服，不能穿袜子，特别冷。

　　6平方米的房子要关四个人，为什么是四个？一个人太孤独，没有谁受得了；也不是两个人，怕打架，没人劝，打死了都没人知道。三个人也不行，两个欺负一个。所以要四个。就并排坐着或者睡着。

　　头一天在拘留所，陈久霖跟贩毒犯和抢劫犯关在一起。毒贩因为是现场被抓，只穿了个短裤和汗衫，冻得要死。一会儿头冷了，就把汗衫裹到头上来煨着，一会儿脚冷了，就把短裤拉下去绑着。毒贩还跟陈久霖谈经验，告诉他自己是怎么贩毒的。

　　后来从拘留所转到监狱，陈久霖受到“照顾”，一个人住一间。别人告诉他，“你是好人，他们是坏人，怕你跟他们一起住学坏了。”可这样一来说话的人也没有了，“孤独得想一头撞死”；到后来，就是什么都不想，“像狗一样活着而已”。没有室外活动，就在里面做俯卧撑。在监狱的第三天，狱方给了他一本卡耐基的书，他在“出去”之前就读完了。

　　陈久霖说，他刚进去监狱的时候，所有衣物都要脱光光，把身体各个部位给人看，怕藏毒品之类的。做各种动作，蹲着、起来，看身体有啥毛病。然后走过一个栏杆，一个吹风机在旁边吹，两只警犬就顺着风向闻气味。第一闻有没有毒品，第二把你的味道闻出来，一逃跑，警犬就把你追回来。

　　每人领一张旧毯子、一个破席子、一身薄衣。硬的东西不能带进去，怕割腕自杀。人一进房间，铁门自动合上。没有枕头，就把鞋脱下来枕着睡。吃不到中餐，成团的糙米饭，有时拌着带咖喱的白菜，没有丁点肉。三天三夜，他“减肥”三公斤。

　　其实，陈久霖还是受到优待的。别人洗澡就是许多人围着一个池子，抢到一盆水，往头上一浇，就走了。他可以到一个冲拖把的地方单独洗。还给他一个盆，接点水进去，白天用来喝，就不必喝马桶槽里的水，晚上用来冲厕所，不会太臭。

　　监狱的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可以从外面打开，每天三个时间，早7点，中午12点，晚9点，关押的人都要站在后面，眼睛对准那个窗户。狱卒这三个时间都要过来巡查，看一双眼睛是否出现在窗户后面，因为怕你死在里面。铃声一响，就要大声喊出来：Yes Sir！以证明你还是个活物。

　　当陈久霖跟朋友回忆这一段时，双手趴在桌子上，眼睛瞄准前方，非常大声有力的喊出来“Yes Sir！”...真像是回到了监狱现场一般。喊完之后，同身边的人一起禁不住大笑起来。这一句证明自己还活着的大叫，确乎保有了监狱生活惟有的一点亢奋，甚至也是乐趣。

　　人事洗牌

　　曾在高堂上呼风唤雨的人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时候，自己变了，环境也变了。讲起一年来的人际交往，愤慨自不必说，身陷囹圄自然遭人嫌弃。也连同家人，“承受巨大的耻辱”。

　　他需要以前的秘书给他找一份当年发表的文章，可秘书不接他的电话，也不回短信。陈久霖纳闷，是不是手机坏了？打给另一个同事，叫他把手机拿给秘书说话，谁知秘书竟扭头跑开。这样的对待并不少见。其他人还好理解，陈只是不明白，曾经一同打拼、朝夕相处的同事，何至于此？

　　这是一次人际关系的大洗牌。那些在陈久霖事业高峰时期认识的人，“大多半都淘汰了”，“他们素质低，太怕事”。

　　不过惊喜亦有之。在这一年多接触陈久霖的，都是“高层次”的大老板。有些人原来就知道陈久霖，但都到了他陷于囹圄的时候才来主动结识。据说，这些人里包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头几位华人富商。

　　2006年春节，印尼力宝(Lippo)集团副主席李宗(Stephen Riady)请陈久霖去他在新加坡的家里吃饭。一个独门独院的别墅，单房就有几十间。李宗早年曾在香港打过7年的官司，那段时间的悲苦和彷徨，李宗都讲给陈久霖听，令他“心有戚戚焉”。

　　也不仅是安慰，还有开导。在陈久霖上庭前这个周日的教堂聚会上，李宗发言，大意是：一个人总要有敬畏。职员要对老板负责，后者的管教能够令前者免于松懈和灾祸；但老板自己又对谁负责呢？越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就越容易没有约束，而马失前蹄。所以越是权贵，就越要警醒自己，心存敬畏。李宗站在中间讲，陈久霖坐在人群中，埋头静听。

　　陈久霖还是有难解之处。那些主动来看望自己、表达支持的，以国外朋友居多。比如世界经济论坛的前执行委员，一个德国石油专家，专门从德国飞来新加坡。哈佛大学一个教授提出为他写书，还有台湾一个86岁的老太。这些令陈久霖念念不忘。

　　但反差的是，“我的同胞对我的冲击更大，踩我的是我的同胞”。陈久霖总对有些媒体把所有罪责都归到他头上而激愤，也对自己未被及时批准回家、未能见上病危母亲最后一面而不能释怀。有些人说陈久霖应该自杀以谢罪，他觉得自己不为私利、全心进取、犯的只是技术层面的错误，何至于此？！面对攻击，他有时甚至会想到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

　　对于自杀，刚开始他回应，“自杀并不等于承担责任”。稍后知道，在基督教义里，自杀是一种罪过；在新加坡，自杀要受法律制裁。再到后来看得开了，“挫折是对未来的祝福”，他对自己说：“人一生，哪能没有挫折？”

　　关于未来。陈久霖想要写书，也有很多人想为他写书，这也许会在监狱里完成。据说，已经有至少6个大公司邀请他，既有国有、民营的，也有国外的；既有石油行业，也有非石油的。有一家还想在他入狱之前就先签订雇佣协议，另一家中国民企开价年薪600万人民币。“用他们的话讲，”陈久霖说：“我主要还是不走运。”

　　命运啊！

　　关于“不走运”，另一位新加坡本地企业家在私下里说：如果当时油价下降，中航油不亏反赚，陈久霖不就成英雄了吗？……这就是命。

　　历经挫折的人，都很容易向神灵寻求帮助。现在去问陈久霖，你有没有信宗教？他呵呵一笑。“不能说完全信，但感觉中，冥冥之中还是有主宰的力量。”

　　陈17岁那年，陈妈妈给他算过一次命。说大概43岁左右会受到挫折，但终究会过去。陈久霖61年出生，2004年正好43岁。后来陈久霖自己再没有算过命。到今年初，有个朋友给陈久霖推荐一个软件，那是流行于东南亚华人圈的一个推测命运的系统。把名字和生辰输入进去，结果是：2004、2005两年倒霉。

　　2004年9月，中航油新加坡办公室鱼池里的风水鱼全死光了，一个不剩。很多人说这不是个好兆头。可能也是巧合，陈久霖说。

　　事发之时，华尔街日报一位记者在新加坡采访，又去了一趟陈久霖的湖北老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陈久霖相信风水，但风水没有帮上他。“其实不是这样”，陈久霖说，是之前没有相信风水，之后才有所反思。

　　2005年中，陈久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论文指导老师王博士请他去基督教会。教友知道他的败落和经历，包括李宗，都尽力开导，期望他得到“主耶稣”的帮助。现在，陈久霖和夫人每周星期天早晨都会去新加坡亚历山大路上的教会，读圣经、唱颂歌、与“弟兄姐妹”分享。

　　不过王博士说，陈久霖还在路上，并未能诚心接受主。因为他虽然常来，表明内心有需求，但一边听经，一边还时常掏出手机来接发不断的短信，表明一刻也不能摆脱世俗的纠缠。王博士非常理解。毕竟，一个官司在身的人，一个出身寒家、从无到有在异国他乡打下江山的强人，让内在的自己的力量屈服于外在的“主”的力量，总要比常人艰难得多。

　　知其不可为而为

　　推究于“不幸运”或者“命”，在一些人眼里是再滑稽不过的行为。陈久霖面对着15项指控，自己认罪了其中6条。白纸黑字，怎么能够归咎于“命”呢？

　　其实陈久霖自己，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依靠个人的力量在法律上做开脱，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反思在那场“天人交战”中因何败阵。在3月上庭前夕的辞职信上，他用到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样的话。在庭上，辩护律师也用到“他不是点火者，而是反被火伤的救火者”，这样带有强烈逻辑辩证色彩的总结。

　　3月14日晚，陈久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EMBA同学，浙江某医药公司老板蔡先生特地飞来新加坡，参加第二天的庭审。蔡先生说，他之所以来是出于对过程的关注、情感上支持，而结局早已料到：陈久霖会被判刑大概四、五年，没有悬念。果不其然，陈被判刑四年三个月。

　　不过明知大局已定，陈久霖仍然倾尽全力、争取充分的时间来为己开脱。本来要在2月进行的开庭辩护推迟到3月，本来“雷打不动”的3月8日推迟到15日，而15日到17日连续三天开庭，辩护仍没有结局，直到21日才最终落判。这跟前四位被控方都在一天内快速结案形成鲜明反差。而在庭上，陈久霖还常常愤然起身，意图不要借助律师，而自己用略显迟钝的英语直接对检控方的指责还击。

　　据说，若非环境所迫，陈久霖还倾向于并不立刻认罪，或者被判后继续上诉。如果上诉高等法院将能有长达5个月时间庭辩，“至少可以把事情原委说得更清楚”。之前不久，新加坡本地富商邱德拔的两个女儿因为隐瞒股票案被控，邱花了200万新币请新加坡最好的律师，两个女儿无罪释放。陈曾跟身边人说，可惜他出不起200万。

　　上庭前夕，陈久霖约见《中国企业家》记者，郑重的表明，他跟搞垮巴林银行的里森是不同性质的。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里森是具体操作者，而我是宏观管理者。操作者的责任要大于宏观管理者。第二，里森有严重的欺诈，私开账户，我没有。第三，里森在事发后逃跑，而我主动配合调查。第四，事发后里森转移了所有个人资产，而我对个人资产毫发未动。第五，里森有个人的意图和利益，隐藏了个人账户，而我敢打保票，没有个人利益。第六，巴林银行亏损14亿美元，倒闭；而中航油亏损4.8亿，成功重组。重组能够成功，离不开我为公司奠定下的发展基础。”

　　陈久霖最后说：

　　“在这件事情上，我承担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责任，受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苦难。即使如此，我无怨无悔。如果如此能证明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无私利私心的人，如果能使别人得到解脱，我也值得这么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按一般情况，被判的四年三个月刑期，陈久霖实际不到两年就可出狱。2008年，他47岁。蔡先生说，陈是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依他的性格，一定会东山再起。

　　记者问，是什么样的性格。蔡先生说，争强好胜，挑战极限。

　　记者问，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性格反而害了他。蔡先生反问到：办企业不能循规蹈矩，否则怎能有进步？

　　“希望相关部门不要放大中航油事件的影响，从而束缚中国公司在海外发展的手脚。”这正是陈久霖在入狱前通过媒体传达出的最后一次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