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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邹锡昌，广东昌盛集团董事局主席
我开始做公益是在1991年，那个时候在我们村做了两件大事。首先花了40多万把村里的那条泥泞不堪的马路修成了水泥路，这应该是我们县第一条水泥路。半年后，我回老家把以前我读书的那个小学重新翻修了一遍，把校舍建成了砖房。后来陆陆续续对教育、医疗、治安等领域也进行了资助。1992年开始，每年过年都会给村里的老人发几万块钱红包，一直
到现在从未间断过。我赚了一点钱，做这些事是应该的。
在行善这方面，我受奶奶和妈妈的影响很严重。我是梅州客家人，从小接受的思想教育是“受人点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我们家祖辈都信佛，佛教里常说“光中去，暗里来”，做了好事，神灵自然会在暗中保佑你。
但我也不是每个人都资助，有些亲戚朋友找我借钱我也不一定借给他们。他们就会抱怨：你捐了那么多钱给别人，为什么这一点点钱都不肯借给我呢？因为我要看他是否有这个偿还能力，我从不资助懒汉和脱离能力的投资。近三年来，我在中山大学设立了一个奖学金，每年拨款25万给贫困大学生，让他们好好读书，不要为生活担忧。
也有人会觉得我捐这么多钱给社会“很傻”，但这是某些人的看法。我自己赚的钱自己捐出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况且钱财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有能力的情况下我照样捐。做了这么多公益活动，起码企业在外的名声会好听得多，人们不会认为我是“无良”的老板，这对企业都是正面影响。但是企业捐赠一定要量力而行，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开展慈善活动，那些试图从捐赠中得到回报的企业最终将遭遇适得其反的下场。广东曾经有一个企业家向银行借钱来捐赠，希望以此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后来不但破产了还被抓进了监狱，据说判了七八年。
但是承诺得太多了有时候会有一些压力。这些天我把今年承诺捐赠的金额稍微加了一下，数目也不小，我感到仿佛身上背负着一种债。而且我这个人是承诺的事情就必须兑现的，这是一个企业的诚信问题。如果人家要做一个项目，其他资金都到位了，就差我这几百万没拿到，项目启动不了，这不是害了人家吗？
我希望以后能像李嘉诚一样，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让基金会的专家顾问来帮我打点这些事情。现在的每一笔善款发放还是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企业每年拿出几百万给基金会，由基金会来审批公益项目，把有限的钱合理高效地用到最恰当的地方，我自己也可以洒脱一些。
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企业捐赠还不是特别方便，免税的情况非常少，有时我们可以从民政部门得到一张免税发票，但地方税务局不一定认账，我们依然要为捐款缴纳税收。当我们捐100万的时候，实际上是捐了133万。另外，希望政府尽快立法保护善款的使用公开透明，让企业捐出的每一分血汗钱都用到实处。政府也应该给予企业家更多的肯定和正面评价，给他们精神上的鼓励，让他们感到荣耀。中国的富人现在多起来了，让这些富人都来参与公益事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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