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夹缝中的谢平

　　从央行学者到汇金公司的总经理,也许是谢平在央行供职20年来最大的角色转换。处在决策夹缝中的他,还会坚持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和主张吗？

　　文/陈锐

　　据说O型血的人,在年少的时候是比较温顺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呈现出强烈的 自我主张和自我表现欲,甚至成为非常有魄力和性格强硬的人。在谢平的身体中,流淌的正是凸显这种性格的血液。当然,笔者无凭无据无法断言谢平少年时期的性格是温顺的,但如今刚过知天命年龄的他,给外界更多的倒的确是一个敢言人所不敢言的极具个人主见的印象。这是否也在应验血型决定性格的宿命？性格决定命运,甚至在很多人的眼中,正是这种强硬的自我主张和表现影响了谢平的仕途。但是,当谢平出任汇金公司总经理之后,似乎一切都为之改变了。命运这种东西的确让人琢磨不透。

　　谁都不会否认,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是

中国经济改革最难以逾越的关口,而谢平现在已经被推到了这一关口的最前沿。不知道这是命运的眷顾还是谢平的不幸。因为对于谢平来说,从央行学者到汇金公司的总经理,也许是其在央行供职20年来最大的角色转换。处在决策夹缝中的他,还会坚持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和主张吗？

　　脑袋能指挥“屁股”？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屁股指挥脑袋”。意思是说,社会角色会决定一个人的思维方式。通俗一点讲就是,在什么位置说什么样的话,尤其对于那些政府官员来说,在朝在野其思维和言论是会有很大区别的。谢平做学者的时候,一向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早在2002年4月,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的谢平,就曾在一次公开的研讨会上曝出惊人言论:国有独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是兄弟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谁能讨好“父亲”,谁就获胜。这一语惊四座的言论,迎来了当时与会粤港金融界人士的热烈掌声。也许在讲话的当时,谢平不会想到自己在日后竟然会充当起这个“父亲”的角色。

　　这个所谓的“父亲”就是中央汇金有限责任公司,谢平目前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汇金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16日,但其真正浮出水面却是在2004年1月7日。作为掌握着450亿美元净资产的中国最大的金融投资公司,汇金公司从出生之日起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03年10月,国务院就决定要动用外汇储备注资国有银行,并希望通过一家新成立的专门公司管理新的注资。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450亿美元的注资都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直到2003年年底注资完全结束后,消息才正式对外界宣布。

　　汇金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注定要成为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真正主导者。在向中行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成为两家银行的单一控股股东之后;2004年6月,又悄然负债融资30亿元人民币,向当时正在进行财务重组的交通银行注资,并持有上市后交通银行6.68%的股份,成为交行第四大股东。2005年4月,汇金公司又向中国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与财政部各占50%的股份。汇金公司通过向工行、建行和中行的董事会派驻多名董事,对三家银行的决策施以决定性的影响,从而也就成为了这三家银行的真正“父亲”。

　　汇金公司成立之初,公司的董事长由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出任,总经理则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胡晓炼。谢平当时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并被认为是央行副行长的有力人选。但当2004年9月21日,谢平以汇金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上的时候,令当时在场的人士颇为惊讶。因为就在此前的8月26日,胡晓炼还以汇金公司总经理的身份现身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大会。其实,谢平执掌汇金公司才是真正的“实至名归”。因为在此前,“中央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就一直设在金融稳定局,汇金公司的机构设计和日常运行,也从一开始就是由金融稳定局来执行和操作的,而具体负责人就是时任金融稳定局局长的谢平。

　　对于谢平执掌汇金公司,《华尔街日报》曾评论道:中国政府选择不人云亦云的谢平委以此任,既表明中国政府有决心整顿该国问题重重的银行业,也说明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的确,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扭转这些银行数十年来在放贷时形成的铺张浪费和政治挂帅作风可能是一项最艰巨的工作,而谢平的任务就是迫使在他监管之下的国有银行转而采用利润指标作为衡量经营成败的标准。然而,留给谢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随着中国银行业全面向外资开放期限的日益迫近,谢平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作为这三家国有银行名副其实的幕后掌舵者,促使这些长期生活在政府“襁褓”中的国有银行迅速长大成人,也许才是谢平这位“父亲”真正的职责。

　　此前,谢平彰显的是不畏强权的鲜明个性。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O型血的人可能会更凸显这种强硬的性格。当然,也正是由于这种性格,谢平才博得了政府高层的足够信任。对于一个具有十足挑战性的新岗位来说,谢平是能够贯彻自己意志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然而,谢平在国有银行改革上强硬地贯彻个人意志,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置于权力巨大的中央部委和省级官员们的对立面。因此谁也无法断定,“屁股”指挥脑袋的原理不会在谢平身上重演。

　　龙永图第二？

　　早在2001年12月的一次经济发展论坛上,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的谢平就指出,入世后中国金融改革有五大重点,改革的关键是能否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透明度问题。谢平认为,入世后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是国有独资产权制度的改革;第二是人事工资制度的改革;第三是审慎会计制度建设;第四是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充分透明度;第五是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在公司治理改革中,要明确董事会、经理与企业党委的关系;理顺外部监督,即人民银行、监事会、审计署、国家金融工委、财政部之间明确各自的监督职能。

　　在谢平的头脑中,对于国有银行的改革方向是有清晰思路的。而且,作为温总理顾问圈子中技术官僚的一员,谢平也在一直大力推动政府决策层能够清晰认识国有银行所存在的问题。谢平曾经直言,政府高层决策者的认识在许多方面已经实现了突破。首先就是明确提出了产权可以改革,国有独资银行可以引进外资,并改为股份制银行,最后走上上市之路;二是明确提出,国有商业银行是“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这为国有独资银行的改革提供了条件。因此,谢平提出,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的关键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此外,还必须解决历史包袱、实行金融创新,并在机构设置、劳动人事分配体制上实施改革,同时补充资本金、推行信息管理和审慎的会计制度建设以及外部监督机制等。谢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有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成为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

　　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推动国有银行海外上市,可以说是谢平按照自己的意志主导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第一步。其实,谢平早年就一直坚持认为,股份制改革和海外上市才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路。为了坚持己见,他不惜与顶头上司、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公开唱反调。这在习惯于下级服从上级的中国政府机构里堪称另类。据央行内部人士称,戴相龙倾向于通过现有的政府机构来改革中国的银行业。谢平则呼吁解散这些现有官僚机构,为商业银行引入外部股东和外国投资者,使其具有独立的董事会,从而能够真正履行董事会的监管职责。

　　2005年6月,谢平曾就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上市这一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谢平表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并不是改革的目的,但却是推行银行改革的必经阶段,而且是不可替代的。谢平认为,海外上市后,国有商业银行面临国际会计准则、信息披露制度、国际监管标准、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市场约束。海外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高,国际投资者多,诸多约束最终对国有银行的经营有好处。海外上市还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同国际同类银行比较,激励银行管理者努力,已经上市的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例子。

　　谢平之所以力推国有商业银行的海外上市,一方面当然是基于海外资本市场的严格监管环境更有利于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的改进,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当前中国股市深层次问题的清醒认识。早在2003年2月,谢平就曾指出,中国股市的非理性源自公有制。谢平认为,中国股市的非理性源自两条最简单的原因:第一,上市公司是软约束的;第二,买

股票的投资者有相当一部分也是软约束的,供求两方面都是软约束的话,所形成的价格肯定是非理性的。

　　但是,国有商业银行要实现海外上市,就必须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否则根本无法取得海外资本市场的信任。而要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管理层就必须面对两个最为棘手的问题:一个就是国有银行长期存在的官僚政治治理模式与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冲突,另一个就是出售的价格如何确定。也正是这两个问题,已经将谢平置于巨大的风险漩涡当中。关于价格问题,建设银行上市之后,有关国有银行是否贱卖的争论就日益激烈起来。

　　作为中行和建行控股股东的汇金公司,直接主导了引资的谈判过程,一年多来,谢平一直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更多的质疑是来自于中行和建行在股权转让中的定价尺度。占据中国银行市场半壁江山的国有商业银行,出售价格竟然如此之低,尤其是建行在香港上市后的不俗表现,不免让人猜测中资银行的股权是否正在以低于国际水平的价格出售。在没有多少可供参照的标准的情况下,中资银行的股权转让价格也的确是最易被公众质疑的问题。身为汇金公司的总经理谢平似乎并不愿意直接对股权定价过高或过低发表评论,但在去年9月15日,谢平曾公开表示,国有银行的股权并没有被贱卖。谢平表示:“中行、建行的转让价格里包含着许多制度因素,我们没办法找一样东西做参照系数,只有在谈判桌上才能体会得到。所以,事先给个标准,或者事后认定价格高或者低,往往很难正确地判断。”

　　对于制度性折扣的内涵谢平有着更为深刻和清醒的认识。谢平认为,由于市场经济不到位,在中国有许多制度模糊的地方,按照标准的市场经济准则来制定价格,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制度性折扣。比如政府干预经营以及国有银行高管的政府任命方式都成为外资银行要求折扣的依据。谢平坦言:“曾有外方直接表示,如果你中方敢宣布银行的高管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聘任的,我愿意每股多出2分钱购买银行股权。”在2005年12月中金公司成立10周年的年会上,谢平再一次谈到了制度性折扣问题。他指出,历史和体制因素给国有银行造成的社保问题、沿袭数十年的国有银行高管的行政任命方式、频发的经济丑闻、政府干预和外方不能控股的限制,都成为海外投资者谈判时要求折扣的筹码。对此,谢平心里有颇多无奈。

　　其实,价格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建行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协议中,汇金公司还向境外投资者做出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政府不再干预、账面值保护、买回保护等多项承诺。汇金的承诺实际上给境外战略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在引资谈判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也由此引起了国内公众的质疑,成为银行贱卖争论事件中备受诟病之处。

　　面对各方压力,谢平开始改变自己原来所坚持的只求海外上市的看法。2006年1月7日在第10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谢平在谈到中国建设银行选择海外上市时说:“实际上我们是立足于国内上市的。”谢平表示,国有商业银行在海外上市的同时要兼顾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只要市场许可,国有银行可随时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但正如中国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所讲,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正处于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上市不能等国内改革完成之后。境外上市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一个阶段,绝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

　　作为政策具体执行者的中国技术官僚,往往要背负太多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责难,因为这难免有代人受过之嫌。当龙永图作为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主导中国入世谈判的时候,或许并未想到如今不得不承受来自公众的对中国市场过度开放的空前责难。这种责难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关于中国汽车产业的言论,那只是导火索而已,根源在于他是那场世纪谈判的执行者。现如今,作为主导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谢平,是否也同样无法逃脱龙永图式的命运,在日后承受他本不应承受之重。谁都无法确定谢平是否会成为龙永图第二,这也许是在当前体制下中国技术官僚的最大悲哀。

　　谢平,生于1955年7月,浙江省温州市人,先后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有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金融制度比较和资本市场理论,1993年和2000年两度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年来一直供职于中国央行系统,其中两个阶段任职期比较长,一段是在央行政策研究室(1992.8—1996.4),另一段是在任职央行研究局局长兼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1998.8-2003.11),这也反映出谢平一直是作为央行的研究者而不是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