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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兴
最近，在央视《对话》栏目中，看到了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讲他的“老牛基金”的节目，同场对话的还有几位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其中一个环节，是为这个基金打分。作为场外观众，我也萌生了打分的愿望。
这些年，蒙牛做得很成功，牛根生本人也很成功，这似乎不必多说。他的“老牛基金”的建立也是中国企业家中少有的壮举，经过一系列正规化的操作，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捐出价值10亿元的家族股份作为基金，以每年的红利作为基金支配款项。就此事来说，打个100分应该没什么问题。说实在的，牛根生此举在中国商业史和慈善史上都值得写上一笔。
但是，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即使基金建立本身得100分，不见得资金的使用也能得高分。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建了一个好庙，不见得一定会有好经。事实上，“老牛基金”似乎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章程，也缺少资金投向的严格管理。在2005年初，“老牛基金”初现端倪时，媒体还说是为了激励企业员工而建立的基金，而今年初，牛总的坦诚披露已经换了说法。
上一年，“老牛基金”获得的红利是1000万元，怎么支配的呢？给内蒙古大学贫困大学生是一笔，数目没说；给公安部表彰英模，200万元；给内蒙的老同志出书，数目不详；为呼和浩特市申请“世界奶都”称号，给了市里100万元；为呼市建乳都塑像出钱，数目不详；为拍摄电影《牛玉儒》，捐款数目没说。还有就是为中国奶协的捐款。据说1000万元还剩了一些，但是支出的大账，牛根生没有保留地披露了。
世界上的基金有各种各样的操作方式，牛根生愿意自己拿出钱来，也愿意自己来决定钱花到什么地方，这是他的方式。但是既然在公众媒体上讨论此事，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如果打分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分数。
我给的分数较低。建塑像，申请奶都称号，是为政府形象工程埋单，如果说老牛在动机上没有，但在实际上获得的一定是政府更多的支持。在许多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家公权部门的装备和待遇，都应当是国家提供，如果一个企业或者说一个公民，围绕着国家公权部门捐款，是要被质疑的。
作为乳业企业，它的产品应当来自于良好的环境，因此，蒙牛产品建立的基金，应当更多地关注于环境保护。如果说“老牛基金”的大部分资金投向了环境保护，那么得到的分数会高得多。或者这个基金明确就是为了激励本企业员工建立的，旁人也无话可说。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另一个基金，香港的新鸿基地产郭氏基金。这个基金在内地做了许多事情，但是知名度不高。我最近看到他们资助出版的一本新书《甲申年说》才知道，对郭氏基金来说，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有着严格的界定。它的范围集中在教育、文化及文物等方面的培训、资助、奖励和发展。和新鸿基的地产主业不搭界，然而反过来想，如果一个基金的支出，事事围着自己企业的主业转，那要美其名为基金干什么？
郭氏基金在内地办了一个中华文化系列讲座，请的都是一流的学者，肯定是要有投入而没有经济利益的，但他们乐此不疲，还把讲座内容集结成书，以便流传更广。据说，他们计划把这本书送给香港的每一所中小学校。内地学者的思想精华就这样走到了香港的学校里。
当然，郭氏基金在香港设立，有着多年基金管理的经验和一流人才的管理。“老牛基金”虽然冠以老字，实际上还嫩得很，路还很远。(作者为《财经文摘》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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